办学与《儒藏》_汤一介自述

办学与《儒藏》_汤一介自述

1993年9、10月份文化书院登记了，但是没有太多的活动，主要是编书。所以在书院成立二十年时我做了一个发言。我说，头十年我们是搞文化热，把文化启蒙推上去；第二个十年就是编书；第三个十年我就是想办学。我想办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这是我的梦想，但我们没有资金来源、没有各种支持条件。到了2002年，我就提出搞《儒藏》，2003年教育部立项。其实在1990年我就提出来这个想法，有个企业家提出要支持我们文化书院做事。我当时有两个设想，一个就是印四库全书，重新做标点，做成电子版（那时还没有做成电子版，现在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就是干脆编《儒藏》，但没有办成，一直拖到2002年，我向北京大学提出这个意见来，2003年，人民大学也提出这个意见来，所以教育部就把它作为重大项目来竞标，最后北大中标了。

为什么要办儒学研究院？我想有两个方面要做，一个就是基础方面，要把《儒藏》编好，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间，在历史上它是个主流文化，影响社会最大，佛教、道教都不是主流文化。编《儒藏》就是把过去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整体梳理；此外，我还想要做三个比较大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儒学研究院的十年规划：第一，做一个中国的经学史，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五经或者六经，它是中国文化源头，而历代的大学者，都在不断地诠释五经，那么假如我们通过做儒学（经学）史，能够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发展出来一套中国的诠释学。而我们现在用的基本是西方诠释学，没有自己独立的诠释学体系，而这个诠释学现在用处非常广泛，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用在文学上、宗教上、伦理学上，甚至是心理学上。中国有非常长的诠释经典的历史，我们把它总结好了，能不能就搞出一个中国的诠释学呢？西方诠释学形成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到了19世纪末它才真正成型。所以，中国经学史就是为中国之诠释学做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大课题，就是儒释道三家关系史，在历史上从中国的情况看，儒释道是三个不大相同的学术体系，但到唐朝以后这三个学术体系逐渐在靠拢，这三家都提出了三教归一的问题来。在中国，没有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发生战争。假如我们从这中间总结出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可以和平共处，那就可以出一套多元文化共处的理论，就可以和文明冲突论对立起来了。多元文化可以共处，中国是一个例子，放大到世界范围也可以共处；第三个题目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已经影响一百多年了，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跟佛教中国化一样，佛教到唐朝出现了几个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它就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佛教很不相同，而且对朝鲜、日本不是印度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发生的影响很大，所以文化发展有一个异地发展的问题。印度佛教到8、9世纪在印度已经没法发展了，消失了，可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它原来是西方的东西，在西方到现在也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流行了一百多年。就是要把它变成中国的东西，让它在异地发展，在中国发展成不同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就像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一样，那才成了中国的东西。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全方位地中国化才可以。

我想做的这三个大题目，都向学校写了报告，十年规划。我不想一年两年做完，都是十年，可以组织三个课题组。这些题目做完了之后，我们慢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文化大体上往什么方向来考虑。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但要想到它，而且把它组织好，就比较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