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哲学”的比较运用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尝试

（四）把“哲学”的比较运用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尝试_汤一介自述

1981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一次“比较哲学”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以《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的意义》为主题发言。其实在当时，我们对“什么是比较哲学”了解得很肤浅，但这总算是一次研究哲学史上破除极左教条主义的尝试。与此同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因而也就用了一些“比较的方法”来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前面我提到王弼关于“名实”问题的思想和西方中世纪的“唯实论”颇为相似。当然也涉及若干中国原有哲学（或文化）与印度佛教哲学（或文化）的比较。但是，“比较哲学”应是不同传统文化之间的哲学的比较。而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哲学的比较算不算“比较哲学”呢？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不同看法。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同一文化中来对不同的哲学家的哲学作比较应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方面，我们通过对同一文化的哲学家的比较可以找出这种文化传统中哲学的“共性”；而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这种比较还可揭示不同哲学家的哲学的“特性”。也许后一方面对研究哲学史更有意义。

我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把郭象与这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都一一作了比较，如与王弼、向秀、裴、张湛，等等。这里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是在哲学史上都把向秀和郭象看成一派，都是“崇有论”者，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他们两人却有重大的不同。在《庄子·达生》中有一句“奚足以至乎先？是形色而已”，向秀的注是：“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今本郭象注删去了“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句。删去这句和留下这句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贵无”派的玄学家往往把“自然”和“道”或“无”同等看待，即认为“自然”是先于万物而产生万物的“生物之本”，或者说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向秀的注，以为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是“自然”，不管他对“自然”怎样解释，这种承认“相先”的观点，仍然表明他没有摆脱“贵无”派的思想影响。而郭象则明确否定这种“相先”的观点，如他对《知北游》“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句注谓：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这段注表明，确有以“自然”为天地万物之“相先”者，以“自然”为先之说。郭象从根本上否认有“先物者”，并给“自然”下了一明确的定义：“物之自尔”，这个观点贯穿在他的整个《庄子注》中，如《逍遥游》注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这样，我们就可看出向秀和郭象同主张“崇有”，但郭象确对向秀的思想有重大发展，而使“崇有”思想更加圆满了。对魏晋玄学，我们都承认它是一种“本体论”（或称为“本体之学”），但近日有的学者认为郭象哲学不是“本体论”，因为郭象否认“有”（万物）另有一本体。说郭象否认“有”（万物）另有一本体是不错的，但郭象却认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这就是说“性”（自性）是“此事之所以为此事物者”，而且各自的“性”都有其所能达到的一定限度，所以郭象所说的“物性”就是物之体，但其所说的“物之体”就是此物所表现的“现象”，用外无体，即用即体。因此，我们可以说郭象哲学是一种“现象本体论”或可称为“现象学的本体论”。从这点看，郭象的学说颇有点现象学的味道，近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认为“存在”就是“个体的存在”（Individuae Being）。据此，郭象又提出“迹”（存在）与“所以迹”（所以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把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叫作“有”或“事物”，但“事”和“物”并不是一回事。“物”是指存在着的东西本身，“事”往往指物的活动（主要是指人的活动），郭象分别“迹”和“所以迹”应说他看到了事物的活动与事物本身的区别。事物的“自然”就是其“所以迹”，“所以迹者，真性也”（《天运注》），而事物的活动就是其“迹”，而有某事物就有某事物之活动；同样某事物的活动必是其“自性”的表现。因此，“迹”和“所以迹”都表明事物的存在，或者说“迹”和“所以迹”都是此事物的，有此事物的“自性”，就有此事物的“活动”；有此事物的“活动”，就有此事物的“自性”。因此，郭象不认为“事物”（物，有）另外还有一个“本体”，它的“存在”及其活动就是其自身的本体，也可以说“现象”即“本体”，非“现象”外另有一“本体”。所以我们可以把郭象的哲学称为“现象本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握郭象哲学的“特性”。(www.guayunfan.com)

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学术自觉”。所谓“学术自觉”就是要对某一时代或某一哲学家的哲学问题（见解）有自觉的把握，从而能揭示其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以及存在的问题，推动学术向前发展。我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自己至少在上述四个问题上，有着一种“问题”的自觉。因此，我比较着重讨论了这样四个问题，我不敢说我的论述是否都正确，但我提出的“问题”却表现了我对魏晋玄学有着相当有意义的“学术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