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的哲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看陶先生的道德文章

刘　军

1994年，我到珞珈山求学。那时，陶先生作为武大校长，早已蜚声哲坛。我仅是上万学生中的普通一员，鲜有机会与他直接接触。他的声望虽令我敬慕，却又遥远甚至有几分陌生。1998年，我由人文科学实验班保送至汪信砚教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是陶先生的高足，这样我也得以忝列陶门。虽说只是陶先生的“徒孙”辈成员，但我却从陶先生那里获得了足够多的教诲和帮助，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2004年，当我的博士论文收稿付梓，我在致谢词中写道:“我要特别感谢黄楠森、陶德麟等学界前辈，他们平易近人、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让人时时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仰之情。”今天，逢陶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再次把这一诗句献给陶先生，这不是套话，更非溢美。这是陶先生道德文章的真实写照，陶先生的为人、为学、为事，于我等后生晚辈，散发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强大精神感召力。当然，若要详论陶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人品，这是一个极大的课题。我作为“徒孙”，无论从笔力还是资历来讲，都难以承担。然有胜于无，即便挂一漏万，也希望聊备一格。

一、心怀国运，情系中华

陶先生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烽火硝烟，映照出一个国运衰变、民生多艰的时代。按陶先生的自述，他是在《流亡三部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度过少年时期，在新中国度过青壮年并进入老年时期。作为这样一个时代哲人的代表，陶先生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都深深烙印着“心怀国运，情系中华”的赤子印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在陶先生看来，当真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是没有的，但哲学家不可无为此献身的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陶先生道德文章的最终价值旨归。“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苟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¹⁾

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文化大革命”期间，“权力哲学”当道，“语录标准”横行。这种伪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一大批坚持真理、呼唤真理的人受到打击。十年浩劫时期，陶先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受到残酷批斗，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受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文革”结束后，陶先生没有自艾自叹个人遭遇，而是在一种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迅速参加了为摧毁“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而进行的理论斗争。在陶先生看来，“文化大革命”这样祸国殃民的事件之所以能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它的理论基石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实践标准。1978年，陶先生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文，为思想解放扫清理论障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当晚，陶先生填词《水调歌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祈福:“一夜欢声动，袅袅上青天。嫦娥梦里惊问:‘底事闹纷喧?’我笑嫦娥贪睡，一觉醒来迟了，错过好机缘。月里方一宿，世上已千年。

卿云烂，浓雰散，净尘寰。东方乍白，朝霞冉冉出天边。想见桃娇柳宠，一扫园林萧索，人面比花妍。翘首长空外，好信借风传。”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前夜，陶先生又赋诗一首，以抒情怀:“山河残破九天寒，苦雨终风百卉殚。史迹斑斑皆血泪，百年奇耻重如磐。一扫神州魍魉空，龙孙意气贯长虹。新途更有天人策，国运煌煌唱《大风》。”

二、治学严谨，察问有心

陶先生治学严谨，提出“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学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是谓创新。”但陶先生又明确指出，“创新当以求实为本”。他说:“若夫虚玄不实之大言，耸人听闻之诡论，虽或能博喝彩于一时，终无益于国计民生，亦无助于人类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灭也必矣。”陶先生在许多场合批评当下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尤其警示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引以为戒:“时下浮躁之风颇盛，‘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开创’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余窃为之惴惴焉。恳望诸君勿为所动。”⁽²⁾陶先生指出，现在不少年轻人聪明却不踏实，急于出名，不肯下苦功夫、笨功夫。有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批评孔子，大谈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任何部门都只有贫乏的知识，就大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大谈中西文化比较。文风上也故作高深，用一些自己都解释不清的语词来吓唬人，貌似新奇，实为谬误，于人于己，有害无益。陶先生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在哲学领域，要切切实实地分析清楚一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可是在哲学上搞假、大、空也最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用空话把问题的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是不可取的。

陶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察问有心，他在其所涉猎的诸多论题上都是见解独到、独树一帜的。譬如，在谈到治学为文的历程时，陶先生巧用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的人生三种境界说，精妙地用以表现治学为文的三个阶段:“悬思—苦索—顿悟”。开始时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时是四顾茫然，不知从何下手。继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抓到问题了，发现困难了，反复地苦心焦思，以至于辗转反侧，寝食难安。最后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于豁然开朗，得出明晰的结论了。陶先生的巧妙譬喻，形象深刻地告诉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治学为文确实很“折磨”人，既有“悬思”时的茫然，也有“苦索”时的焦虑，但更有“顿悟”时的甘甜。为文之苦，为文之乐，尽在其中。

三、鞭辟入里，文风朴实

与学风相联系，陶先生还非常重视文风，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说:“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当今青年作者文字佳者固不为不多，然亦有中西混杂，佶屈聱牙，读之不知其为西语抑为汉语，以示深奥者；有百字足以达意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窃以为此风不可长。”⁽³⁾陶先生喜欢那种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道理的文章，不喜欢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陶先生的哲理文章写得深入浅出、鞭辟入里、自然流畅。哲学大家往往如此，比如，看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文字朴实，洞若观火。陶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把哲学上思辨、抽象的内容表达得清晰透彻、简洁明了，这与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是紧密相关的。

陶先生还提出，文章行文应做到“两宜两忌”:一是“宜明晰，忌晦涩”。要把自己的思想用最明晰的方式精确地表达出来，从反面来说，就是不要故作高深。记得在一次给研究生的讲座上，陶先生借用苏轼批评扬雄的话，告诫我们为文切忌晦涩:“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他批评说，一些学哲学的年轻同学不太愿意用清楚明晰的语言写哲学论文，说这样写出的论文没有哲学味；为了追求哲学味，就把原来写好的文章改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这些同学没有弄清楚: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二是“宜简洁，忌冗沓”。有的论文写得并不晦涩，但非常啰嗦。其实说得太多反而把主要之点“淹没”了，使人不得要领。应该力争以较小的篇幅容纳丰富的思想，注意文字的“经济”。陶先生引证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的话语来加以说明:“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他认为，这才是写文章的高手。当然，现代的哲学论文不能短到这样的程度，但必须力求简洁，避免冗沓。现在有些人有写长文的爱好，一下笔就是洋洋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好像不如此就没有论文的气派。其实有些文章按内容来讲并不需要写那么长，无非是废话太多，水分太多，所以拉长了⁽⁴⁾。

四、宽厚待人，奖掖后学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陶先生深受人们景仰，可谓众口皆碑。但在言及他的学术贡献时，他总是表现得非常谦逊。他说，“哲学是浩瀚无际而又波涛汹涌的海洋”，而自己“只是一个平庸的乘桴者。如果也曾用双桨激起过几点浪花，也终将化为一串浮沤，消逝在永恒之中”。这样一种谦逊，让他总是显得平易近人、宽厚仁慈。在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些人喜欢摆出“唯我独尊”的架势，说话行文，总有盛气凌人的味道。陶先生的为人、为文，则是另外一种气象，总是那么宽容、宽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陶先生一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很坚定，但另一方面，他又总是耐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在他的一些论辩性文章中，他从来不把别人的观点简单化，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总是从容不迫，徐徐道来，以理服人。陶先生提出，不仅论证自己的论点时要实事求是，批评别人的论点时更要实事求是。在论战性文章中，要注意文字论战的规则。例如，歪曲对手的论点、论据或论证方法，把它简单化、粗鄙化、滑稽化，以便自己在“战斗”中易于“取胜”；隐瞒有利于对手而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利用政治力量来压倒对手；利用流行的偏见以壮自己的声势，使对手陷于“孤立”，如此等等，在道义上不好，在理论上也是软弱的。

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育的老人，陶先生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青年人快些成长，企盼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无论是在武大校长任上，还是退任后的执教，陶先生总是以长者之风提携晚进，奖掖后学，为年轻人的成长铺路搭桥，提供舞台。想自己当年，无论是考博，还是毕业后的求职，陶先生都关怀备至，甚至不吝笔墨，积极推荐。这一点，很多人都有同感，即便不是“陶门中人”。我的朋友李若晖君，当年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旧规所限，难以遂愿。陶先生以识才之眼，爱才之心，积极向研究生院举荐:“育才之道，首在识才。当世青年，有志潜心古汉语研究者极少，能治小学者更为罕见。秀杰如李生者，可谓凤毛麟角……苟以常规度之，失之交臂，是瞢于识才也……破常规，排万难，断然录取，精心培植，俾成大器，则武大幸甚，学术幸甚！”看到这封写于1997年4月17日午夜的举荐信，想必无论是李君还是他人，无不为陶先生提携晚进、奖掖后学的长者风范所折服。

古人云: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陶先生并没有给自己的学生定下“弟子规”，许多为人做事的道理，先生都是身教重于言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幸为“陶门中人”，如何不辱没陶门声名，不辜负先生厚望，晚辈后学定当时时自省自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无言，自成其证。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