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象哲学中的八个问题_汤一介自述

（一）郭象哲学中的八个问题_汤一介自述

《郭象与魏晋玄学》，有一节专门讨论郭象哲学思想中的哲学问题。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一节中有一些提法和分析欠妥当，也还有贴标签的痕迹，但我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仍是有意义的。在本书中，我分析了郭象哲学中的八个问题，并指出作为哲学问题，郭象哲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提出郭象的“天理”与“自性”包含着“一般”和“个别”的意义。郭象认为，“自性”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存在的根据，各个事物有各个事物的“自性”，“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而“天理”（或“理”）则有必然性的意思，如说：“其理固当，不可逃也。”但是，郭象所说的“理”并不是和“个别”相对应的“一般”的意思，因此它不是决定事物“自性”的必然性，而是说由事物的“自性”所决定的事物如此生化的必然性。在《寓言》的注中有一段话：“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也。理自相应，相应不由于放也，则虽相应，而无灵也。”意思是说，事物和“理”相应，好像是有什么使它如此的，其实只是事物的理和事物自身相应，这种相应是没有原因的，没有意义的，所以相应是并没有使之如此的。这里郭象又用偶然性代替了必然性。这正是由于他只承认以一个个事物的存在，而对“个别”的特点有所认识，但不承认有事物的“普遍性”，因此他所说的“理”只是每个事物的个体的“理”，从而把“个别”和“一般”割裂开来，用偶然性代替必然性。

第二，我讨论了郭象的“独化”“无因”与目的性和能动性的关系。郭象的“独化”思想可以说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性。他认为，事物的生化不仅不是由外部力量有目的有意识决定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由其自身有目的有意识决定的。宇宙间的事事物物为什么如此这般的存在，当然不是上帝或人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确实自然而然如此。但是，从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看，人的活动则不是没有目的的，人类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可以有目的地改造世界。郭象在反对造物主（本体之无）和目的论中，把人的主动性都否定了，因此走向错误。

第三，我还讨论了郭象的“有”与“无”和“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在郭象哲学体系中，“有”相当于“存在”，与“有”相对的“无”是“不存在”的意思。“有”是唯一的存在，除了“有”之外再没有什么了，无论是造物主还是本体之“无”都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范围郭象的看法是有意义的。甚至，郭象说“有亦不得化为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对的。因为就宇宙全体说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他论证“有”是唯一的存在的方法也颇有启发性：取消了“天”和“道”的实体性，论证“有”为常有。但是，在郭象讨论“有”与“无”的关系上，也发生了错误。首先是，他把具体事物的存在绝对化。每一个具体事物是不是可以由存在变为不存在呢？照郭象看是不可以的，他说：“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基于此，他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是存在了，虽然可以千变万化，而它作为此一事物而存在着是永无止境的。“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一个事物虽有始，而无终。看来，郭象坚持“有”是唯一的存在本来正确的，但他把作为宇宙全体的“有”和每一个具体存在物的“有”混为一谈，不分绝对的宇宙全体（大全）和相对的具体事物，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www.guayunfan.com)

第四，关于郭象的“性命”和“逍遥”的问题，我认为它们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有一定联系。郭象提出任何事物都有其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自性”，这个“自性”是“自生”的，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别的东西使之然的。进而又论证，每个事物都可以是“自足其性”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本性要求，这是绝对的，也是其他任何事物所限制不了的。就这一方面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由”的。但是，郭象的所谓“自性”又是完全固定不可变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就是说“自由”只能在其“自性”允许的范围之内实现，因此其“逍遥”必须“各当其分”。这从形式上看似乎近于“认识必然就是自由”。

第五，郭象哲学中包含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郭象认为从一个方面看，事物是有差别的，但差别只是相对的，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大山和秋毫比，虽然大山在形体上大，但比大山大的还多着呢，大山也算不得什么大，因此区别大山与秋毫谁大谁小是没有意义的。又由于事物可以肯定的方面虽不一样，但都有其可以肯定的方面，例如事物都各自以其美的方面为美，那么万物都有美。如果从“有待”方面看，任何事物的生生化化看起来都是有条件的，就其生生化化的有条件性方面看，则都是一样的。郭象说，上面这些看法是就事物的相对性方面言的。如果从另一角度看，事物又是绝对独立自足地存在着的。如果说，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建立在从一个超出事物的相对观点来“齐万物”“齐是非”，即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那么郭象则是由事物的自足其性方面来“齐万物”“齐是非”的。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是各有其“自性”，而“自性”又是有其极限，“大小之辨，各有阶级，不可相跂”，所以区别是绝对的。因此，不能认为大的、聪明的为有余，小的、愚蠢的为不足，只要是能“各安其天命”那就是绝对的无差别，“虽所美不同，而同的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则万物一美也”。郭象对相对和绝对的看法，应该说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他认识到差别性与无差别性的同一，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意义的。本来事物的差别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事物都存在有“自性”，就其存在都有其“自性”说，又是无差别的。这里的问题是，郭象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否定了差别性，又从事物的无差别性方面论证每一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于是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每一个相对存在的事物都成了绝对的存在，从而取消了相对与绝对的区别。

第六，在郭象哲学中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独化”与“相因”。所谓“独化”是说事物的生生化化都是独立自足的，而事物之所以能独立自足地生生化化是由其“自性”决定的。据此，郭象反对在事物自身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他反对“外因论”。这本是有意义的。可是郭象并未于此停步，他的“独化”学说进一步认为，对于事物存在是否有条件是没有办法讨论的。照他看，如果说事物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么你可以去分析其存在的条件，而其存在的条件本身的存在也还是有条件的，这样分析下去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事物存在的条件是无限的，或者说任何条件都是这一事物存在的条件。说任何条件都是一事物存在的条件就等于说其存在是无任何条件。于是郭象认为，虽然不能说事物的存在有条件，但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对于其他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功用的，所以他说：“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圣。”

第七，郭象哲学中有一个问题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那就是“迹”与“所以迹”的问题。把事物分成“迹”与“所以迹”就好像在“现象”之后有一“本体”，这正是王弼的“贵无”思想。可是郭象根本不承认有一本体之“无”。因此，我们必须对郭象的“迹”与“所以迹”做些分析。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叫作“有”或“事物”，但“事”和“物”并不是一回事，物是说存在着的东西本身，“事”往往是指物的活动。郭象分别“迹”和“所以迹”可能是由于看到了“事”和“物”的区别。所谓“迹”就是一事物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无不容者，非为仁也，而仁之迹”。“所以迹”是指事物自身，即事物的“自性”，“所以迹者，真性也”。为什么郭象要提出“迹”与“所以迹”的问题呢？第一，他看到了事物和事物活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迹”是事物的活动，而不是事物自身，所以它不是实体；“所以迹”是事物“自身”，它是唯一的“实体”。因此，在郭象看，区分“迹”和“所以迹”可以更好地坚持“有”是唯一的存在。第二，郭象看，人们的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迹”，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所以迹”。如果不去区分“迹”和“所以迹”，那么就是说人们可以认识其他事物的“自性”了，这样就把别的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但照郭象看，每一事物都是一绝对独立的存在，它不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圣人对其他事物也只能是“无心而任乎自化”。人们之所以发生错误，正是把“迹”当成了“所以迹”。本来“迹”只是事物的活动，人们看到了圣人（如尧、舜）的所作所为，就去追求圣人，效法圣人的作为，可是去追求和效法的只是圣人之“迹”。而圣人之“迹”只是圣人存在时的所作所为，它已变成了“陈迹”，万物不可能用它作为“应变之具”。“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所以郭象说：“所以迹者，无迹也。”事物的“自性”是“无迹”可寻的。

第八，郭象还讨论了现实和超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超现实”即在“现实”之中，因为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兹不赘述。

《郭象与魏晋玄学》这本书还考证了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异同，郭象《庄子注》对庄子旧注的批评以及郭象哲学与庄子哲学的重大差异等等问题，我自认为许多是研究者尚未注意到的问题，或者对读者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