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问题_汤一介自述

关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问题_汤一介自述

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由东西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中国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会议，我向会议交的论文就是《论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后来刊登在1991年10月的《二十一世纪》上，但它只有五千字，是个纲要，最近我又加以扩充，写成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

我认为，讨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应该弄清现在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一般地说，文化的发展往往有“认同”和“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主流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压抑和排斥，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与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间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现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时期。在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六朝和五四运动以来这种“离异”现象最为明显，因而这三个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

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激进主义。这里我使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仅仅是就它们对过去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包含其他意义，因此对这三派都没有褒或贬的问题。在文化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形成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文化前进的重要契机。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发展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它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作些考察。

我们回顾历史，在先秦时期，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保守主义派。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都主张保存古来文化传统。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教学生的内容也多是“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孟子称颂尧舜之治，主张“不衍不忘，率由旧章”，“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在当时社会剧变之际，孔孟的思想无疑是不大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复古”倾向，而使中国古代文化得以保存并长期发生影响。道家和儒家同样有“复古”倾向，但是主张顺应自然，反对人为的“仁义”“礼乐”，等等。例如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对“仁义”的批判不亚于老子，他认为正是由于道德沦丧才讲“仁义”“毁道德以为仁义”，故必“攘弃仁义”之邪说。他们认为，应该恢复远古时代，那时是人们最自由的时代。《庄子》书的第一篇《逍遥游》提倡人们应摆脱身心内外的束缚而达到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境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庄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法家和儒家、道家不同，他们提出“不法古”的主张，并且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因此要求“变古易常”。法家的韩非批评儒家，说儒家什么事都要在历史上找根据，要效法尧舜之治，这是“非愚则诬”。韩非还主张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用政治权力禁止除法家以外的各种学说，使法家思想成为独尊的地位。法家对传统文化不仅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且主张用强力禁止之，这当然是一种专制的激进主义的做法。(www.guayunfan.com)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春秋战国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正是有对于传统文化的三种不同态度形成的不同派别，而中国文化就是在儒、道、法（当然也还有墨家、名家、阴阳家等）的互相撞击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魏晋南北朝（220—581）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对以儒家为正统的汉代学术文化也有三种不同态度：即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裴、干宝、范宁为代表的保存主义。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两汉以来儒家提倡的“名教”（或“礼教”）取强烈的批判态度。晋郑鲜之谓：“名教大极，忠孝而已。”（《滕羡仕宦议》）而阮籍明确地说：“礼教岂为我辈所设。”嵇康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他“诽汤武而薄周礼”，鄙视当时的儒生“以周礼为关键”“立六经为准则”。照他们看，“仁义务于理伪”“廉让生于争夺”，汉朝儒家讲的那套道德教化全是虚伪的东西，它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他们反对汉朝以来的儒家传统而推崇老庄，说：“老子庄周是吾师。”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调和道家和儒家，主张“不废名教而任自然”。照他们看，“名教”与“自然”并不矛盾，盖“名教”本为“自然”（天道之必然、宇宙之大法、人之本性）之反映，故不必废去“名教”，但“自然”是根本，“名教”应符合“自然”之要求。他们采取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方法，而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式，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派。裴、范宁、干宝等人则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当时诽毁“名教”的人作了激烈的批评，要求维护传统的“礼教”。裴作《崇有论》批评当时的“放达派”，说他们做官不尊重上司，立身行事忘记了廉耻，致使道德败坏，礼制弗存。范宁则认为，那些反对“名教”的人，使仁义沦丧，礼坏乐崩，是西晋败亡之原因。干宝《晋纪》论西晋社会之失，其《总论》中谓，当时社会风气之败坏，都是因为破坏了两汉以来以“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正是由于上述三派之间形成的张力与搏击而推动着学术文化的发展。到隋唐以后，中国学术文化渐渐形成儒、道、释三家合流的局面，至宋形成了吸收道、释两家的新儒学（即理学）的新传统，再次使儒学成为正统，与第一期先秦儒学相比，第二期儒学宋明理学使儒学更向纵深发展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中国文化又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中国社会较之前两个时期变动更大更复杂，因此中国文化也就呈现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难以理清的局面。尽管如此，我们大体上仍可说，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派，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先以严复、杜亚泉，后以梁漱溟、张君劢、《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派，无非都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大动荡这同一问题，而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外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接收西方文化”“如何建构自己的新文化”，等等。

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曾一度联合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提倡“民主与科学”，向正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开火。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就说过：“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劳动教育问题》）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敬告青年》）自由主义派的胡适也说：“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热烈的颂扬西洋近代文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是基于中国落后，处处不如西方，而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心态。当然，无疑这种“反传统”的思潮对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起着极其伟大的冲击作用，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中国社会的“启蒙”奠定了基础。尽管它也留下了某些负面的影响（如绝对化的思想、文化决定论和科学主义等倾向），但它的历史积极意义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但是未经几时，1920年有梁启超自欧洲归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认为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已陷入绝境，而东方文化或者可以拯救世界。梁启超在他的这本书中对近世以来的“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本来在此之前，梁启超的“新民说”向中国介绍了西方文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批评，但在其《欧游心影录》中在批判西方的“科学万能”之余，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肯定，并说：“近来西方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无疑是对五四运动“反传统”的反动，当时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它有着相当的影响，他说：“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

1921年夏，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它是一次保守主义者对五四以来“反传统”的认真反思。在他这本书中，梁漱溟表现了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种理智的批判精神。他认为，中国应引进西方文化，让“科学与民主”也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照梁漱溟看，西方文化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征服自然，在于其尊重科学，提倡民主。他说：“（科学与民主）这两样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判无条件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并且他反复申明：“我的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但是，梁漱溟同时也批评了西方文化，并主张把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重新拿出来。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变化的势头，如社会改造方面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态度方面变化更大，已由注意研究自然、物质方面转向注重研究人，研究生命，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生命派哲学。西方文化中所有这些变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精神是一致的。据此，梁漱溟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它如同西方文化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复兴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观的重点当然不在“反传统”，而是考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重新把中国文化的精神恢复和发扬起来。

稍后有《学衡》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初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的，如梅光迪、吴宓、汤用彤、胡先骕等。他们受到当时在哈佛大学流行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的口号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诸学者企图找寻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联系，以便使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他们认为：一、“新”与“旧”乃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界线，没有对“旧”的继承就没有“新”的创造；二、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不同，不能完全以进化论为依据；三，历史有“常”有“变”，在人文学科中“常”是经过多次考验，在经验中累积起来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但万古常新，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些看法，在今天看来算不上是很高明，但在当时一片“反传统”声中，也算得上是另外一种调子，有它的特殊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由美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当然不能说他们对西方文化毫不了解，甚至正是通过他们才把某些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学者大都同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

无论是梁启超、梁漱溟还是《学衡》派，虽然都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他们都反对“反传统”。因此，无疑他们不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只有负向的作用。照我看，当时的保守主义派至少对“反传统”的思潮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使得激进主义派，特别是自由主义派不能完全贯彻他们的“全盘西化”的思想。

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玄学论战”，它是一次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论战。这次论战是激进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联合与保守主义派对垒。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看来似乎失利，但这次论战给人们留下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科学”是否有限制，“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即“科学主义”是否与科学精神相违背；“人生观”含义如何，是否一切问题都是“人生观”问题等。经过这次论战，其结果是新文化运动两主流派也宣告分裂了。此后两派就走着不同的道路。原来新文化运动的两主流派——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虽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文化和旧道德、提倡“科学与民主”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如何反封建专制主义和争取“科学与民主”上却有很大分歧。盖自由主义派主张用改良的方法，而激进主义派则主张用“大破坏”即“革命”的方法。因此，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三方鼎立的局面。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各种论战不断，有哲学问题的论战，有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有东西文化论战（即“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等。哲学问题论战是1927年后发生的张东荪与叶青等人的论战，它是一场自由主义派与激进主义之间的论争。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是发生在1929年至1935年之间，这次论战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均有人参加。东西文化论战是由于1935年萨孟武、何炳松等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所引起的，它主要反映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之间的争论。在《宣言》发表后，接着各地学者召开了一系列“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从而引起一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这些论战在当时虽然有相当影响，但参加论战的三派都还没有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上做出重要贡献，同时这三派也还没有哪一派在中国社会中取得公认的支配地位，因而中国文化仍然处在多元对峙的格局之中。这样一种情况，当然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分不开，但是否也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看法：由于当时参加争论的各派并没有对所讨论的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往往陷入为争论而争论，或者因受到当时某些政治势力所左右，因此讨论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30年代中期（或稍早）起到40年代期间，这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有深远影响，或者是构造了比较有影响的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例如激进主义派方面有鲁迅、郭沫若、侯外庐等。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极为深刻的洞察，他的著作无疑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由主义派方面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金岳霖等。胡适这一时期在美国，因此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较少；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可以说他对此论的合理性作了全面的论证；张东荪完成了他的“多元认识论”体系，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家中最早建立认识论体系的人之一；金岳霖写出了有相当严密体系的《论道》和《知识论》（此书当时未出版），前者为他的形而上学，后者为他的知识论体系。保守主义派方面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熊十力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新唯识论”，他的学说为中国现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冯友兰不仅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而且用西方新实在论的方法完成了“新理学”体系，写出他的“贞元六书”；贺麟利用他有关德国哲学的知识来解释中国哲学，对陆王心性有重要发挥，他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知行合一新论》表现了学贯中西的时代精神。另外还有一批学者可以说是现代的国学大师，他们与过去的国学大师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熔铸古今，而且是会通中西，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著作是划时代的，现在人们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领域，必须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可以有所前进，他们的一些著作已经为海内外公认为权威性的著作。例如，陈寅恪关于南北朝和隋唐史的研究；陈垣关于宗教史的研究；汤用彤关于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的研究；董作宾关于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等。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十多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文化最好的时期，是一个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时期。一批学者创造出了他们的哲学体系。为什么这个时期可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我想也许有以下几点原因：⑴各种思想是在一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得以比较自由地发挥；⑵由于民族危机，使所有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关怀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从而更富有创造性；⑶从五四以来经过各种论战，使一批学者逐渐意识到，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创造新文化，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做深入研究，形成体系，而不能只是抓住一两个具体问题争论不休；⑷从五四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大量输入，中国已有不少学者在国外作过长期的研究，因此对西方文化也较以前有更深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学者们能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和较少受政治干扰的条件下从事创作。今天看来，5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没有再出现像三四十年代那样自成体系和具有长远学术价值的著作。

1949年后，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苏联引进了斯大林主义，它统治了中国文化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时有所谓“一边倒”全盘倒向苏联的“全盘苏化”的思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全盘西化”的变种。当时，中国一切学术文化领域都要求把日丹诺夫的三个讲话：《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的讲话》和《关于〈星〉及〈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奉为经典。因此，无论哲学、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理论都深受那套极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哲学史中特别强调“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等等这样一些套子和框框。在历史学中，原来日丹诺夫批评包克洛夫斯基的“左”的思想，而提出历史学是叙述性的学科，而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则把它发展成“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也就是先定一个框框或套子，再找史料来论证之。这完全违背了历史学理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的原则，文学艺术则强调为政治服务，从而使文学艺术成为美化现实政治的工具。这样一种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激进主义成为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的统治力量，并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批判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其结果造成中国学术文化完全与世界文化的发展相隔绝，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从而也就使中国学术文化界丧失了活力。其实，照我想，对学术文化问题采用政治运动或政治批判的办法来处理，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它大概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创造。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它一方面摧毁着对人类文化曾做出积极贡献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大大发扬专制主义并复活了许多腐朽的东西。1979年后，由于改革开放，曾为中国大陆学术文化界带来了一点活力，但也是在困难重重中徘徊前进，甚至有时又呈现出倒退的情况，大概是“进一步退两步”或者是“进两步退一步”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这不用我多加说明了。

根据以上的历史回顾，我们或者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在文化转型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学术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存主义派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和搏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二）在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存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用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它们的高下，特别是不能用学术以外的力量来判断它们的高下，这样学术文化才能比较健康地发展。（三）文化转型时期绝不是一个短的时期，春秋战国到西汉儒家成为正统，定于一尊，经过了三四百年。魏晋到隋唐也是经过了三四百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只有七八十年，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现实状况，可能还得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型时期，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传统，此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⑷应该看到，三派互动形成的张力，在文化转型期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如果用政治力量使文化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就一定会越来越偏，而扼杀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四十年来的经验如此，近年来的经验也是如此。

以上是我关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考虑，也还不是全文，因为我把其中的一些引用的材料去掉了，并在叙述上作了删节。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作论证，为打破文化一元化的专制主义造舆论。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民间社会的空间是十分狭小的，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那么多大陆第一流的学者，但是现在很难得到发展，这种状况是人们完全不可思议的，无法理解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为学术独立、文化自由发展努力争取一点空间，将会愧对先贤和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