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

第三节　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

任何一个产业的崛起和发展,都与资源的开发密切相关。文化产业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以市场为依托,进行合理开发与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有限的资源转变为有用的产品,它所依赖的条件不仅有其他产业的共性资源,如资金、技术、设备等物质资源,而且有其特殊的资源,即文化资源。

一、文化资源的形态

所谓文化资源,一般是指前人所创造积累的文化遗产库和今人所创造的文化信息的总和。可见,文化资源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积聚的文化财富,一部分是当今的文化信息,这些是构成文化产业中所有文化产品价值的要素,也是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本质所在。

从文化资源的定义,可将文化资源分为四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符号化意义的文化资源。它是前人创造的图案、语言、绘画、音乐、造型、传说方案等,用系统的符号记录在物质载体上(包括记录在纸张上、乐谱上、画布上,雕刻在陶瓷、甲骨或者金属上,或者是记录在磁带、胶片和光盘上),它可以用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编码,也可以复制、压缩、转换、加工,或者被融合到其他文化产品中去。

第二种形态:经验型的技能文化资源。它是由人掌握的一种活的技能,包括写作、歌唱、舞蹈、绘画、演奏、编程、设计等方面的各种程序和技巧,用于文化生产的过程。如从琵琶演员“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弹拨技巧,舞蹈家翩若惊鸿艳如桃李的舞蹈功能,到画家笔下“丹青难写是精神”的绘画技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生产资源,它们大部分不能被电脑编码,但可以通过教学形式来传授和通过反复的学习来获得。

第三种形态:垄断性的旅游文化资源。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是交叉的概念,旅游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必须依赖文化来支持,旅游景点、旅游设施、旅游产品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否则旅游产业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垄断性的旅游文化资源是指文化遗址、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主题景点三部分,如北京的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八达岭的长城,陕西的兵马俑、黄帝陵、法门寺、延安革命旧址群等历史文化遗址与景点,另外,如黄山、华山、峨眉山、桂林山水等自然资源,这一批垄断性非常强的产品,在进行产业运作时,应该变换传统的经营方式,从初期的“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化,提升旅游景点的高文化含量,以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主题景点有的叫主题公园,如北京的世界公园、深圳的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杭州的宋城,西安的大雁塔广场、曲江池以及在全国某些地方的影视城。

第四种形态:创新型的智能文化资源。它以人为直接载体,是文化人在获得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突破前人模式的独创性思维和实践能力,体现为创造型的构思、创意、主题、灵感、方案、决策等,这是文化生产中的核心资源,它的确立可以把其他文化资源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从而形成巨大的文化财富,它大多难以简单地模仿,而是来自创造者艰苦的探索,它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独特性,是最有价值和稀缺的文化资源,也是不可穷尽、无限延伸的文化资源。

二、文化资源的特点

文化资源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资源。物质产品的资源是有形的,而文化资源有的是有形的,但更多的却是无形的,如创意、构思、灵感等,这些文化资源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易受信息化浪潮的影响,且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

(一)文化资源内容注重创意性

资本、技术、设备常常被认为是文化资源的硬资源,而它的软资源则是品牌、信息、构思、主题、创意等。特别是创意,它是整合文化产业的一个强有力的要素,也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且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创意把不断激活的文化资源重新整合。文化产业实质上是一种智能竞争,主要是通过创意激活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产生效益。美国曾推出一部有名的电影——《恐龙》,该片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著名导演斯皮尔·博格拍摄的第一部以恐龙为题材的科幻灾难片,之后便成为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开始出现。当时,好莱坞提供了充分的硬资源,包括资本、设备、技术等,但就是缺乏这方面的创意和信息, 1992年8月,中国西峡地区发现恐龙蛋化石群,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前去考察。斯皮尔·博格一下子有了新的灵感,他不仅搜集了中国西峡地区发现恐龙蛋的信息资源,还从世界其他地方收集了有关恐龙的信息,他从这些信息中萌发了新的创意,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伦理的大问题:“人类对于行将灭绝的动物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怎样和动物界、植物界共处?”“如果恐龙复活,会在西方世界引起什么样的反响?”等等,并从中将科幻现象和社会百态结合起来,最终在1993年拍摄了《侏罗纪公园》,仅票房收入就获得了9.198亿美元,创下了好莱坞巨片票房新记录。接着,他在1997年拍摄了《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续集》(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其票房价值也高达6.144亿美元。在2001年,又推出了《侏罗纪公园》第三集,从而将“恐龙”作为一条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还有美国的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米老鼠、唐老鸭为主题,从事娱乐动画片的拍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意,同时还将这一产业延伸到宾馆业、餐饮业、旅游业以及礼品业上,为客户提供了“睁开眼睛擦把脸,就能和米老鼠握手”的服务,迪斯尼的资源不仅是品牌,他们还不断制作新动画片,如《狮子王》、《花木兰》等,他们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将新的资源投入到产品开发中去,通过创意,他们将过去的资源变成活的资源和再生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永无穷尽的智能资源。

可见,正是由于创意和营销的高招,把信息、灵感、技术、资金和营销网络充分结合起来,使恐龙从遥远的中国西峡,走进了《侏罗纪公园》,又从《侏罗纪公园》走向世界,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人们的服装、礼品、玩具、电脑游戏之中。同时,也使米老鼠、唐老鸭成为成人和儿童喜爱的宠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在寻求新的投资空间,因此,资金不是最缺的,最缺的是独特的创意。

2.创意贯穿于整个文化产业的经营过程中。在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艺术创意、经营创意、推广创意、销售创意,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创意,才能把信息、灵感、技术、资金和营销网络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产业。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漫画家蔡志忠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以及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的思想身怀敬仰,他在长久的揣摩和构思中突发奇想,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博大精深,至今还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只不过是许多人习惯了物质和文化的“快餐”,难于去下工夫阅读古人的原著而已。那么何不采用漫画的形式,去创造性地解释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让今天的人去和孔子、孟子、佛陀在精神上进行对话呢?

于是,蔡志忠把中国古代哲人画的朴实大气与现代漫画的浪漫调侃结合起来,运用线条来表现人物的造型,极具艺术表现力。接着,他又把这创造性的构思和现代出版业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在他的绘画中坚决地摈弃了外国人看不懂的文化背景,采用亚洲各国人都能理解的绘画语言,短小精悍,幽默风趣,又采用流行的袖珍开本,成为连载的大众读物,让脚步匆忙的城市人,在地铁和超级市场中可以随处买到。这样,他的漫画集就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居然以19种不同的文字出版,从东京和上海的地铁到印度遮普邦的集镇和马来西亚的超级市场,到处都在销售。他让中国的古代哲人用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朝鲜语、日语等叙述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让亚洲的普通百姓都可以获得有益的启迪。到1999年底,蔡志忠漫画集的总销量达到3400多万册,他本人被称为亚洲艺术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画家之一。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又用这种漫画形式,重新描绘了古典文献中的著名人物,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宋江、李逵、林黛玉、白娘子等,把他们包装成为一个又一个通俗有趣的漫画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哲人的思想、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以及纸张、印刷机械、发行网络、零售书报亭等,所有的元素都可以进行配置。难能可贵的是,蔡志忠把创意和绘画作为一种核心资源,把它和别的资源放在一起,进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行为。蔡志忠的漫画经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产业所需的资源,和一般文化所说的素材创作有很大区别,文化产业所需的资源要根据市场的趋势,把不同类型的资本、技术、创意、信息、经营模式等有机的组合起来,一旦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又要最大量的推广出去,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3.用创意不断提升原有的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面对这样一些文化资源,当别人通过创意对其重新发掘和组合后,另外的资源就相对“折旧”和“贬值”了。正因为如此,文化产业的决策者在开拓全球化市场时,就必须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考虑,并用创意不断提升原有的资源优势,从而形成资源在市场上的最大效益。

广州开发中山纪念堂的经验就是成功一例。中山纪念堂建筑精美,是广州的文化名胜,具有很高的人文和历史价值,但是,如果不去提升这份资源,它也会慢慢枯萎。为了赋予它新的内涵,就要吸引更多的高雅艺术团体来演出,但这些团体往往收入菲薄,势力不强,无力支付高额的场租费。为了解开这个“死结”,广州市的党政部门从1998年起,承担了第一推动作用,出资进行大规模的装修,又承揽了中山纪念堂的所有演出场租费,让广州市和广东省内外的优秀艺术团体,包括著名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和俄罗斯联合交响乐团,都来这里演出。为了争取到好的剧目、好的演员和好的演出,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中山纪念堂主动参与了演出的策划,提出了“提供舞台不如做大舞台”的思想,使优秀剧目的演出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这又鼓励了剧团的积极性。政府还和社区相配合,组织了许多团体和居民来观看,一时间把中山纪念堂聚合成了人气旺盛的文化热点。自1998年装修后,到2000年9月10日,先后举办了125场商业演出,演出场数是前10年的总和,平均每场收入3万多元,其中票价在100元以下的占总数的80%,这是一场面向大众的公益事业,又是一个效益丰厚的文化商业项目。

(二)文化资源手段呈现信息性

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信息资源的迁移和应用越来越快。信息资源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标志着文化资源的开发深度大大增强,同时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也在增强。

1.信息化有助于经营者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文化资源。由于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的出现,信息资源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大大突破了地理条件的限制,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文化资源并进行优化配置。而信息又分为内容和载体,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就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当今,信息内容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数字变成由“0”和“1”组成的符号串,迅速地在各种载体和各种空间中流动和下载,进而被人们使用,内容对具体载体的依赖性已经大大缩小。要查找某一方面的信息,不一定非要走进图书馆,而可以通过互联网,开动搜索引擎,把有关信息从遥远的国际有关网站中下载,顷刻之间存入自己的个人计算机;另外,还可以通过可读软件把信息变成声音,刻录在磁盘上,同时通过绘图软件把信息转化成为图像,打印在文件上,复印成为新的文件。这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时,可以应用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信息,进行资源配置,产生新的价值。

2.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发展有利于拓展文化产业的外延。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促进了产业融合,不同行业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他们在信息化的平台上相互交融,从而使文化产业的外延不断扩大。作为文化产业重要内容的版权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国外学者把各种书刊和软件的出版业统称为版权产业,而广义上的版权产业,还包括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复制、发行、放映;广告的设计和发布;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软件的制作、销售;信息数据库的开发、应用;数码通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使用等。1996年,美国版权产业的产值达425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版权产业的产品出口和对外转让版权收入超过430亿美元。20世纪末, IBM互联网上的注册号估价达1亿多美元,因为它所包含的科技和文化要素有极高的市场价值。

通过数字化和互联网,使得传统的文化产业和非文化产业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准确界定,传统的行业边界正在打破,新的产业组合链开始形成。以电影业为例,在以前,这个行业的生存取决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有足够多的观众同时看一部电影。但这种方式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出现发生了变化,新的模式正在形成,把电影转化为数字,不但成本低廉,还可以在互联网上播放,这样,观众看电影就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限制,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任意下载自己喜欢的片子。2001年,由于Cable on line技术的普及,加拿大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计算机和有线电视合一的网络中,收看到各种精彩电影,其速度几乎和收看电视一样快。

3.全球信息化趋势节约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成本。信息化大大减轻了文化生产中简单劳动的数量,人们通过仿真和模拟手段,可以大大减少物质材料的消耗,节约文化生产的成本。

文化资源中的许多资源是以信息的形式出现的,如创意、造型、品牌、素材等,过去因地理空间的阻隔,加上各种文化资源由于载体不同,无法切换,使得文化资源的交流极不方便。如影视业的“胶转磁”技术发明以前,电影资料就不能转化成电视素材;在计算机的听读转换软件出现以前,视觉上的文字信息也不能转换成听觉上的声音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方便了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采集和重组,尤其是新的信息交换方式的建立,极大地减轻了文化生产中的简单劳动数量。文化生产中的许多工匠式劳动,如打字、排版、抄写、送稿等,既费时又费钱。现在,依托计算机通讯和网络集成技术,可以制作图形、图像和音乐,生产电子出版物、数据库和交互产品,经过出版商和多媒体公司的包装后发行,再运用于有线互联网。1970年美日两国合拍的电影《虎、虎、虎》,为了表现1940年12月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血腥场面,电影公司在现场搭建了一个1∶1的军舰模型,然后又在炮火和硝烟中把它炸掉,其代价可想而知,而到了2000～2001年美国再次拍摄同一题材的电影《珍珠港》时,那种日本轰炸机铺天盖地的恐怖镜头,亚利桑那号战舰倾覆的灾难场面,都采用了数码合成技术,这不但大大节省了开支,而且使这种场面更真实,更有视觉冲击力。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渗透,使它的资源配置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部影片、一台戏剧、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压缩在一张小小的碟片里。只需花小于原产品1%的代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输送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所以,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承载文化价值所产生的文化产业,创造同样的产品却可以大大节省成本,有利于降低文化产品的价格,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消费和文化服务。

(三)文化资源配置凸现国际性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它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的大规模分工协作和全球文化市场开拓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开始进入全球化市场,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日渐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在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市场进程中,跨国公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产业发展表现出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地区级或越是国际级的文化产业重镇,就越是属于组合和利用世界文化资源的地区,就越能生产出为不同国家和人民接受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地区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的样报,采用通讯卫星和计算机传送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区。又如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制作,实际上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承担特技的Digital Domain公司就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文字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2800万份,远远超过了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美国针对妇女发行的《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 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量额突破450万美元。

以CNN为例,它的全称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是美国最大的专门传送新闻的电视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际电视频道。1978年,当它的创始人特纳提出要创办一个国际性日夜播送的纯新闻有线电视频道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助手与妻子都认为他疯了,并指出:“我们不可能掌握全世界的新闻资源,观众也不可能24小时来看全世界的新闻!”然而特纳第一步就踏上了全球化的起跑线, 1980年他领导的CNN创办了第一个新闻频道,并向全美洲播送新闻; 1982年,他又成立了第二个新闻频道(Headline News),随后进军欧洲,接着登陆亚洲,一步步地走向世界。1986年, CNN成功地现场报道了美国航天飞机“挑战号”失事的情况,让许多国内的观众在凌空爆炸的飞机画面前目瞪口呆; 1989年它又报道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政局动荡的局势,有许多内容,如克里姆林宫换国旗、柏林墙的倒塌,已经成为记录20世纪历史的经典画面;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CNN更是大出风头,迅速、及时、详尽地报道了多国部队在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成了各国首脑和舆论界了解实际战况的主要渠道,连坐镇美国的布什总统,也先是从CNN的新闻画面中看到地面战斗已经打响,然后才看到五角大楼送来的战报。“这是划时代的一笔,从此奠定了作为世界性新闻电视网的地位,也宣告一个全球共享新闻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

经过20多年的经营, CNN如今已不是一个或两个频道的名称,而是一个巨大的新闻集团的名字,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效的电子新闻和信息公司之一”。CNN新闻集团旗号下的新闻业务共有10项,分别是: CNN(新闻频道)、CNN Headline(简明新闻频道)、CNN International(国际频道)、CNNfn(金融新闻频道)、CNNSI(体育新闻频道)、CNN en Espanol(西班牙语频道)、CNN Airport Network(空港新闻网)、CNN Radio(广播新闻)、CNN Radio Noticias(广播简报)和CNN Interactive(互联网络)。这10项业务都由专门的分支机构承办,这些分支机构是CNN家族中相对独立的成员。特别是CNN国际频道,体系庞大,根据它提供服务的地区不同,它要提供4套,即4个版本的节目:一是欧洲版,按柏林时间编排;二是拉丁美洲版,按布易诺斯艾利斯时间编排;三是美国版,按亚特兰大,即美国东部时间编排;四是亚太地区版,按12个国家(地区)分别编排,这12个国家(地区)是: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CNN在上述地区普遍设立了分支机构。它的记者和通讯员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处发生的任何新闻事件,都会迅速及时得到采访和报道。同时,租用了地球上空众多的通讯卫星和广播卫星上的转发器,采集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及时,甚至和新闻事件进程同步传向地球各个角落,使新闻传播完全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CNN国际频道的四套节目,基本框架是相同的,但是具体内容,则因地区而异,充分考虑不同观众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亚太地区版又细分13种语言,足见CNN对该地区受众多样化的重视,因为亚太地区是人种、文化、经济、政治最多样化的地区,也是经济增长最不平衡的地区。

我国也逐步开始了对文化资源进行国际配置的尝试。在2000年新年伊始,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跨出了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国际化的历史性一步。上海大剧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剧院联手举办了“上海—悉尼2000年的跨越”卫星双向传送音乐会,悉尼那座闻名世界的“贝壳状”歌剧院和上海那座水晶宫式的大剧院,跨越了7000公里的南部半球,联手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上海交响乐团和悉尼交响乐团在两地不同的舞台上进行精彩表演,通过卫星却能把高保真的画面和音响效果,同时传送给两大剧院的观众,又通过两地的卫星电视,再同时传递给南北两半球的广大观众,从文化产业的意义上讲,这是一次文化创意、艺术人才、技术设备和市场资源的综合性国际大配置。

(四)文化资源经营显示集团性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类型的资源,许多不同领域的文化企业和非文化类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跨行业兼并,形成大的产业集团,同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也进行深刻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化产业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政府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要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tchette股份的50%被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出版集团Cite 65%的股权也为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这些,对文化产业的纵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0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产业的企业兼并和跨行业兼并,就是该年1月10日全球最大的因特网上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公司ADL与大众传媒及娱乐业巨头——时代华纳公司的换股方式合并,成立一个融因特网和传统媒体及娱乐业于一体的全球性的多元媒体公司,即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这一合并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的总市场资金额高达350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合并案,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合并可能代表着未来传媒业新的发展趋势,即:高科技和传统传播方式越来越走向融合,技术含量和信息含量越来越高度化,一起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这样的合并,使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成为全球第一的整合媒体公司和全方位的媒体帝国,从杂志、电视、电影、报纸到计算机世界,再到娱乐主题公园和体育项目,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们娱乐和信息的获得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文化产业资源的全球配置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实现文化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主要动力。文化产业的跨国公司输出公司内部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世界各地大力投资,从而形成由它主导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把文化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和不同环节分别置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之中,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子公司,把公司本身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在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进行大量的产品调拨,也进行大量的服务项目,如国际结算、会展、发行、设计、保险、运输、销售、借贷和咨询等。他们也充分利用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不断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条件,在成本比较低的地区集中进行制作和生产,在信贷方便的地方进行集资和融资,在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和商务中心开展品牌推广,在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创作和拍摄,最后在人口众多、售价比价高的地区开展销售,从而大大降低了预算成本,加快了文化商品的流通,客观上也对全球文化市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这些文化产业的跨国集团,业务遍及五大洲,其中50家媒体娱乐公司就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娱乐市场和出版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 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的文化集团公司垄断,在这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所垄断;仅仅美国的文化集团公司就控制了全球75%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可以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产业。具体说来, 9大媒体“巨无霸”支配着全球文化市场,它们依次是时代华纳、迪斯尼、Bertelsmann、Viacom、News Corporation、索尼、TCL、Universal和日本广播公司,其中6家名列1999年全球500强。

三、文化资源的现状

如果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我国具有丰富独特的资源,许多权威性的文化史学家都说,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而埃及、印度、希腊的古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了许多历史的断层。我国这5000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史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物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格,将会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仅仅以旅游产业为例,我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但是,我国的文化资源在其开发配置过程中存在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

我国虽然是世界上的文化资源大国,但是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甚至出现了人为的破坏。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一家电台派小组带着全套录音、录像设备来到上海,提出要把30年代上海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录下来带回去,当时这要求并不被我们所重视,没有人意识到“劳动号子”也是一种资源,任其录制, 30年代上海码头工人今天大部分已经故去,虽然劳动号子的曲谱还在,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唱出那种在极度重压和饥寒交迫状况下从心底发出“嘿呦!嘿呦”的仇恨和呼喊,这孤本现在却在英国。如果中国人要用,可以,但要付钱。可见,英国人将我国30年代看来还不是十分珍惜的资源收集起来,作为世界人类文明进行保存,这对我们发展文化产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迪。

如果说我们对以前的人文资源缺乏保护意识,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现在对仅留下来的文化资源,全国不少地方却出现了人为性破坏,让人扼腕叹息,痛恨不止。比如,西安市是一座具有千年帝都历史的古城,拥有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城墙,现在城内仅留下钟楼、鼓楼、孔庙、城隍庙、东岳庙、大小清真寺、法华寺等古建筑物和十几处建筑工艺精美,具有明清风格的居民住宅。但是,仅就这十几处具有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明清居民建筑物,却因城市改造、房地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文物部门的保护不力和有关部门的疏忽等原因,正在遭受彻底性的毁灭,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具有江南园林艺术特色的姚家大院,它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其主人姚文清是民国时期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也有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店——藻露堂的深宅大院,它是明朝天启二年(1662年)在西安的五味什字开业的中药店,比北京的同仁堂(1669年)还早7年;还有西安市柏树林兴隆巷,我国戏剧界赫赫有名的易俗社老剧场创始人高培支的旧居,这是一座清代民居建筑,而易俗社如今是世界上现存三家最古老的剧院之一,已被载入吉尼斯大全。同样,北京市面对渐渐消失的四合院,在2003年颁布了《北京25年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中规定:对较为完整,有保护价值的四合院,要予以甄别公布,不得拆除;对符合历史风貌的要进行修缮,对不符合历史风貌的进行改建还原。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类似的破坏更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面临着多方面的严重挑战。如工艺美术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因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后来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国有、集体企业萎缩、解体、运作困难、生产困难,使整个工艺美术业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像北京、江苏、浙江等以前都是工艺美术业比较发达的省市,如今生产玉器、景泰蓝、漆雕、木雕、竹刻、牙雕等企业的经营都处于萎缩状态。另外大量的民间文化如年画、剪纸、皮影、竹编、风筝、秧歌、曲艺、民族服饰以及少数民族的竹楼、草房等文化资源已经消失、失传或正处于消失、失传状态,这些都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

(二)文化资源的配置缺乏规模性

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的主体,也是创新发展的主体。在进行全球化的经济文化竞争中,跨国性的大集团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它们经过多次的兼并和重组,综合了资金、技术、人力、经营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把经营的触角也渗透到相关领域中。

比如,日本最大的私营媒体联合大企业集团——富士产经通信集团,成立于1963年,它由将近100家与大众传媒有关的公司组成,参与电视、报纸、印刷、多媒体、收音机、出版社、音像制品、声像制品等多个领域,大约有12000名雇员,其中包括4000名优秀的博士后、博士、高级工程师、技术专家等,其每年收入1万亿日元,相当于100亿美元,名列全世界五大大众传播集团之列,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属下的各个公司都是独立的实体,而且还包括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产经新闻》成立于1924年,是日本的五大日报之一,发行量为200万份,现已发展成为富士产经报业集团,旗下有《产经体育报》,日本的第一家小型晚报《富士晚报》,《日本工业报》和《大阪新闻》;富士电视网建立于1959年,是日本最大的私营电视广播公司之一,拥有28家国内附属网络的主力台,富士网络覆盖日本总人口的98%,其电视网包括新闻、演出、戏剧和体育节目,而且它的受众面积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广播网建立于1954年,是富士产经集团的第三大成员,同时也是日本无线电业的一支主力军,其节目资源十分丰富,技术扩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它直接向居住在东京和周围11个府县的听众直接广播,覆盖面占日本人口的40%,并且通过39个附属台向全国9600万听众广播。

相比之下,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集团,还面临着尽快做大做强的任务,以便更好地配置国内外文化资源。就拿报业集团来说,我国最早诞生的报业集团是广州日报集团,成立于1996年,现在号称报业经济总量的大哥大,它在2000年的营业额达20亿元人民币,发行量达126万份,广告收入14.5亿元人民币,其销售、传递网络遍布珠江三角洲。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堪称我国文化产业集团的强力军集团, 2000年收入在14亿～15亿元人民币左右,广告收入1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是,这些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的销售额相比较,差距很大。另外还有羊城晚报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等报业集团已开始成立,推动着我国报业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这些报业集团还没有建立强大的跨国经营网络,难以和国际上的大传媒集团相比较,更不用说与之抗衡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以后,国内文化市场全面开放,将使我国文化产业的企业集团处于“以弱对强”的状态。

(三)文化资源的配置缺乏国际性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全球化竞争是一种综合实力的竞争,它要求参与这一竞争的文化企业,既能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也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产业必须要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要从长期以来依赖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政府指令,转化为依赖和开发国内与国际两种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所进行的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而文化资源的配置是否得当,特别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如何,是决定当前文化企业是否有活力、文化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文化产业竞争能力是否强大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文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由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性文化市场所决定的。

我国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一方面,国内现有的体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没有完全和国际接轨,国内体制还不允许各类文化产业资源进行大量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与国外相比较,美、日、法国的文化产业大量吸收了国际资本。如《纽约时报》、时代华纳公司的股票都是证券市场上受股民追捧的热门,即使对民族文化产业十分重视的加拿大,还留出外国公司收购该国文化企业股票的一定空间。《纽约时报》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创刊伊始,它就以快速报道国内外新闻而著称,以后则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专业性很强的报业集团。它除了核心报以外,又在旧金山、底特律、波士顿、好莱坞、洛杉矶、芝加哥等十余处建立了分社。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该报业集团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单一的报业发展模式,开始多角扩展,多元经营,先后收购了一些杂志社、电视台和一些新的报社,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更大的盈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规模的报业巨头,拥有26家日报、9家周报和17家杂志社,以及5个电视台、2个无线电台和一些造纸厂,年收入达18亿美元,跃入全美第7大报团的宝座。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体制的条块分割严重,也严重影响了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文化系统中的行政关系,把专业分工划分得过于狭窄,如在出版业,出版与印刷、发行等上下游纵向产业之间,以及出版社与其他相关的横向产业之间的分割都十分严重。这样在行业以外,文化资源的流通就更加困难,如电视台、广播电台不能创办新的出版社,软件行业不能涉足电视节目制作业,从而使行业之间所拥有的信息、知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难以合理配置。资源流动的不活跃,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文化资源配置缺乏合理性

欧美“I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定义为,是以知识内容为主的生产行业,包括在各种媒介上的印刷品(报纸、书籍、杂志等)、电子出版物(联机数据库、音像制品服务、网络出版物、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电视、录像和影院)及软件业,它更注重在信息化基础上的产业融合。

1997年,美国沿用多年的“标准产业分类SIC”被新的“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所代替。新分类系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二级产业——信息业。这个信息业没有包括计算机设备制造等,却包含了出版业(包括软件业)、电影和录音业、广播和传播业、信息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业。这个代码为51的产业群,就是内容产业。

内容产业的概念,已在美国、澳大利亚、东欧、日本和东南亚迅速地扩散开来,它预示了一场新的产业组合时代的到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采用“内容产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和因特网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使内容对载体的依赖性减少。过去,要把一篇文章上的文字转移到另一张纸上,只能靠手抄,后来可以打字、照相、扫描、复印,但还是比较麻烦。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出现后,内容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变成电子信息号串,方便迅速地在不同载体之间,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流动、显示和被人们利用,可以把声音转变成图像符号,又可以转变成文字符号。

根据研究显示,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国际文化产业已经通过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完成了从早期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向现代文化产业的转型,文化产业因此被称为以内容产业为主的新名称。文化工业根据载体的不同,依传统工业标准划分各个部门,而且是局限在传统的传媒范围内,但内容产业则是横跨通讯、传媒、计算机诸产业领域的新兴综合产业,涵盖了以往所有媒介所负载的内容。近年来,西方国家网络业走入低谷,内容产业浮出水面,标志着国际产业升级运动开始了新一轮洗牌,传统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产业融合重构即将完成。这一新型产业链条的上游是文化资源数字化的上载,下游是消费类信息技术品的普及和文化娱乐信息产品的大规模市场推广,以及大众流行文化艺术符号在传统产业中的普遍应用。于是,经济活动服务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呈现出来,在这一趋势的作用下,现代经济越来越为高科技和高文化附加值经济所主导。

由于我国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内容产业发展滞后,不但与整个传媒业发展不同步,与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也相背离,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因此,在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宣布,我国要出台一项旨在促进信息内容和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信息内容产业将被视同与软件产业同样重要,并在税收、审批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国家对信息内容的政策倾斜,标志着国家数字化文化内容产业的推进,已经触及了发展的关键部位。

2003年10月,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了以“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信息文化产业”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中国电信集团、索尼公司等中外企业参加了展览,展示了网络内容产业的巨大潜力,引起了各方关注。预示了我国网络内容产业做强做大的广阔前景。2004年是中国的“内容产业年”,国家广电总局开始大力推进全国广播影视数字化和产业化,要达到广播影视制作、播出、传输、接收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程度明显提高,有线电视数字化试点城市全面进入整体转换,付费广播影视业务的发展以及付费电视用户的加大,省会城市以上广播电视制作和播出系统80%实现数字化,初步实现新闻制作网络化等目标。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页。

[2]《羊城晚报》, 20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