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晋商的衰落

第六节　晋商的衰落

晋商叱咤商界500多年,其经营行业和范围广阔,资本雄厚,辉煌业绩令人刮目,对经济界的影响世界罕见。清末民初,它迅速走向灭亡,留给世人无限叹惋。晋商衰败有多方面原因,是外部社会环境的因素和自身的内部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

一、社会环境因素

(一)战事频繁,社会环境不稳定(www.guayunfan.com)

康乾时期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这也是晋商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治腐败,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事不断,晋商赖以发展、繁盛的社会环境被破坏,加速晋商的衰败进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经济衰退,人民流离失所。再加上农民起义等内乱频发,国内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社会动荡,土匪强盗层出不穷。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就被土匪抢劫白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稳定,共损失200余万两;日升昌票号仅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就达30余万两[100]。被土匪强盗扫荡后的晋商家资殆尽,几近毁灭。此外战乱时期,战区经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对晋商商业活动影响深远。

(二)国事衰微,外商大举入侵

茶业是晋商最为主要的大宗边贸业务。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几为晋商垄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给予俄国在天津比各国低1/3税率的特权。同治五年,俄商的贩运成本因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的取消而大幅度下降,而晋商贩茶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再加上晋商制茶设备大大落后于俄商,较之于俄商其制茶的成本高、质量低、产量小,无法与之抗衡竞争,营业额与范围日益收缩,年年赔本。到同治七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从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101]。

八国联军侵华后,俄国趁清廷无力保护国民,猛抬中国商人在俄贸易的税率,肆意拖欠中国商人的钱款和贷款,旅俄晋商深受其害。1917年俄国爆发战争和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旅俄、旅蒙晋商在俄、蒙的资产全部被没收,市场被联手的俄蒙商人挤占,“大盛魁”等一批著名商号受到严重打击,纷纷倒闭破产,路断他乡。

除了茶叶贸易遭到外商的打击,就连晋商的骄傲“山西票号”也受到国外入侵者的排挤和打击,不复昔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批外国商人到我国沿海与内地,随之而来外国银行依仗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通过政治贷款、发行纸币,很快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命脉[102]。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银行仅7家,其分支机构共15个,而从1895年到1913年间,增为13家85个分支机构[103]。在此情形下,晋商票号每况愈下,市场日益缩小,其投入商业运营的资本也大量减少。

(三)政府腐败,成败皆因政府

许多晋商因明政府实施的“开中法”、“折色法”发家。清朝建立后,晋商充当了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

随着清政府的腐败,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以捐纳、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摊派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且又把军饷、军政费用的筹拨汇兑这些本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交由山西票号承办,给了晋商行贿纳礼、结交权贵以可乘之机。晋商与政府的交往更加频繁,为清廷汇兑各省税款或为各省垫支饷银,解救清廷和地方财政危机,甚至为清廷抵还外债筹饷垫支,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

这种权钱交易,使晋商成为清王朝利用的工具,为晋商埋下了深重的隐患。晋商虽然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的权势和经济上的回报,却也因此而背离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在清政府的庇护下,丧失了自己过去那种在商业竞争中叱咤风云的活力。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它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下来。[104]

二、晋商自身内部因素

(一)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票号已呈衰落状态。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改革图存,但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四次失去其发展的机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西票号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不愿加入天津官银号。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曾力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但惨遭票号总经理的阻挠,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错失机缘。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又错失良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与渠本翘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向总号提出票号改组的计划,受到当时最有权威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的反对。宣统元年(1909年),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总号经理仍不为所动,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四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后,票号放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蒙受严重损失,票号重提改组之事。虽受到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的支持,但由于战争、资金等原因,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二)后代的奢侈堕落,后继乏人

晋商多白手起家,创业初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保持着节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传统。但随着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晋商后人未经历他们祖辈的艰苦创业,坐享其成,他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转变,贪图享乐之风日盛,生活逐渐走向奢侈腐化。

晋商的奢侈堕落表现在豪宅大院的修建和锦衣玉食的奢侈消费等。史料记载,蔚盛长票号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很是奢侈,所穿皮货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生活奢侈程度丝毫不亚于封建官僚和地主[105]。许多晋商“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蛟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簙博,蓄优怜,宾从杂沓,一言之说,乾没万金不问”[106]。平阳府大盐商亢氏所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俾媵出窥,皆吴中装饰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银四十余万”[107]。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108]。榆次的常家庄园整整占用了南北和东西两条大街,房屋鳞次栉比,亭台楼阁相映成辉,共占地200余亩。祁县的乔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灵石的王家大院等堪称宏伟气派、富丽堂皇,甚至可以与皇家建筑相媲美,这些技艺精湛、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正是晋商大贾们生活奢侈的外在表现。

可见,晋商的奢侈型消费主要在豪宅修建和日常生活的铺张浪费等。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享乐,管理日益混乱,为晋商经营带来无穷后患。

(三)自身生产力低下,缺乏竞争力

明清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工具和工艺较为落后,导致其生产产品成本高,数量少,品种式样单调,质量也难以保证,商品化程度相当低。而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投入,其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的提高,再加上铁路交通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也为商品的销售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他们的商品大举倾销中国,晋商由于技术、质量等原因无法与之竞争,洋货在中国市场上很快取得稳固的地位,晋商受其打压很快败下阵来。

(四)经营管理的失误

晋商商号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这些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所谓的无限责任制意味着东家要以其全部的家产作为商号债务的担保,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由于晋商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抗风险的能力很低,如果掌柜遇到外部的压力和威胁,甩手一走了之,所有的难题就都留给了东家。票号衰败时,逃逸躲藏是掌柜们普遍采用的手段。其次,晋商经营中采用总经理负责制,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商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又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商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得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商号。最后,晋商在用人制度上也存在着缺陷,晋商在用人方面只用乡人,这使得大量人才被拒之门外,限制外地人才使用的结果最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注释】

[1]木萱子.晋商之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9).

[2]木萱子.晋商之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9).

[3]黄鉴晖.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山西文史资料,1996(4):26-37.

[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5]《河东盐法志》卷一.

[6]闫彩丽.晋商徽商兴起原因之比较研究——从地理环境看其相同点.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27-328,331.

[7]艾斐.晋商的崛起:资源打下的坚实基础.太原日报,2010.9.9,第9版.

[8]黄鉴晖.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山西文史资料,1996(4):26-37.

[9]同治《阳城县志》卷五.

[10]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辽宁:辽宁书社,1985:739-743.

[11]黄鉴晖.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山西文史资料,1996(4):26-37.

[12]黄鉴晖.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山西文史资料,1996(4):26-37.

[13]艾斐.晋商的崛起:资源打下的坚实基础.太原日报,2010.9.9,第9版.

[14]黄鉴晖.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山西文史资料,1996(4):26-37.

[15]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601.

[16]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7]李宏龄.同舟忠告.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18]高倚云.明清晋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

[19]雍正《泽州府志》卷三十七《孝义》.

[20]李梦阳.《空心集》卷四十《明土文显墓志铭》.

[21]李希曾等.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221.

[22]孔祥毅.晋商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241.

[23]徐名琳.明清晋商资本积累及流向探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6).

[24]秦邦祯.旧包头教育亲历记.包头史料荟要,1983.

[25]光绪《永济县志》卷十三《义行》.

[26]侯吉庆.试谈名利兼重的晋商.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7):3-6.

[27]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28]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三.

[29]黄鉴晖.论我国银行业的起源及其发展的阶段性.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8):32-37.

[30]《乔殿蛟访问记录》1961年1月,山西财经学院收藏。

[31]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97.

[32]瞿兑之.《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33]《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七.

[34]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66.

[35]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109.

[36]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9:177-178.

[37]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111.

[3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120.

[39]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49.

[40]周建波.成败晋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235.

[41]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显志堂稿》,卷十一.

[42]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上海:大东书局,1930:120.

[43]君实.记山西票号.东方杂志,1917(1):75.

[44]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黎明书局出版,1931:417.

[45]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3.

[46]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69.

[47]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6.

[48]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469,472.

[49]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央银行月报,1935(4):7.

[50]申报,1901年7月2日.

[51]田际春,刘存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08.

[5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44.

[53]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2750.

[54]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1):3-10.

[55]葛贤慧.关于晋商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兼谈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56]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57]王云爱.明清时期晋商与华北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12):19-21.

[58]赵旭峰.清代旅蒙晋商与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58-60.

[59]姚明辉.《光绪蒙古志》卷二.

[60]王云爱.明清时期晋商与华北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12):19-21.

[61]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商帮.兰州学刊,1987(2).

[62]刘荫楠.乌鲁木齐掌故.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2).

[63]纪大椿.新疆历史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64]史若民.票商兴衰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10).

[65]杨俊国,马世翔.试论清代新疆晋商.昌吉学院学报,2008(2):26-28.

[66]《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一,乾隆十七年三月;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67]光绪《镇西厅乡土志·古迹》.

[68]方士淦.《东归日记》道光戊子年(1828年)四月十七日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69]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70]林则徐.《荷戈纪程》道光壬寅年(1842)十月二十日条.

[71]方士淦.《东归日记》道光戊子年,1828)四月十六日条.

[72]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73]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74]邓慧君.清到民国时期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商活动.陇东学院学报,2011(5).

[75]王玉萍.从盐池县商业看近代晋商在西北行商特色.沧桑,2010(1):130-131.

[76](明)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

[77]赵中孚.清代东三省北部的开发与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15):9.

[78]张哲.清代东北地区晋商经营活动研究.山西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79]刘冰.扬州晋商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扬州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80]晋越.晋商的扬州迷踪.新晋商,2013(6).

[81]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165.

[82]武占江,丁月华.传统诚信观与晋商的经营管理.经济与管理,2004(4).

[83]孙丽萍.论明清晋商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57-61.

[84]孙丽萍.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贡献.光明日报,2005.12.20.

[85]柴国珍.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0-142.

[86]中国戏曲志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 81.

[87]宿继光,刘定一.明清晋商与山西武术发展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8(4):86-88.

[88]孟庆威.形意功理功法与散手.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9-10.

[89]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版),2005(1):62-66.

[90]张希贵等.山西武术名人名拳录.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91]史雪峰.“丁戊奇荒”中晋商的赈灾活动.中国减灾,2010(8).

[92]赵俊明.明清晋商赈灾义举.山西青年(新晋商),2008(6):48-49.

[93]张少婷.清代山西会馆慈善事业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5).

[94]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274.

[95]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9.

[96]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会馆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47.

[97]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

[98]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117.

[99](日)仁井田陞辑.北京晋商会馆资料集.东洋文化研究所,1975.

[100]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253.

[101]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

[102]杨辽.浅析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知识经济,2010(10).

[103]智建中.中国近百年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04]任谦.晋商的衰败.孝感学院学报,2006(1):111-115.

[105]孙智勇.晋商衰落原因探析.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6):35-37.

[106](清)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

[107](清)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

[108](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