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场的衰落

宋元以降，由于长江水系输出泥沙增加，加之黄河夺淮入海所带来的大量泥沙向南扩散，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较快。长江口沙洲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崇明岛的塑造成型以及长江主泓在新的海陆动力下向南摆动^[108]。此可谓中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史上的一件大事，引起了滨海水环境、产业和聚落形态等方面的一系列反应，这些生态效应既体现在自然界，也体现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人文领域。长江主泓南摆的影响在12世纪已有所表现，逐渐向南扩散，靠近长江口的清浦盐场先不产盐，到了明代，下砂二场、三场所辖的八、九团已停煎，沿海滩地得到普遍开垦。

（一）近岸成淡水洋

自然环境的变化（除灾异外）向来不是古代文献记述的重点，此处也只能摘录地方志中记载海水变淡的寥寥数语，但足可体现记述者对明初之后长江口水环境变化的清楚认识。万历《嘉定县志》如是评述嘉定江海形势：“海在县东四十五里，北自黄姚港，南抵上海界，环县境凡八十余里。海水咸卤，而此地不异江湖，颇有灌溉之利。”^[109]康熙《嘉定县志》评述本县得承潮汐灌溉的水利条件云：“东北有崇沙障其外，势拒咸潮，故百里之间，嘘吸潮汐，即内水之自为往来，其味淡，得资灌溉之利。”^[110]明末清初高桥人孙和鼎撰《修江东海塘议》云：“海水卤咸，而余乡南北一带不异江湖，盖南则吴淞江，北则刘家河，又北则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归并于数百里内，涤荡咸卤，不得近岸，成淡水洋。”^[111]孙的家乡高桥位于长江口以南浦东海岸线的北端，他所指的就是长江主河道南移之后浦东滨海一带海水变淡的事实。孙记录的时间在清初，长江口靠浦东一面的淡水格局形成已久，故孙对此有清晰的体认。

淡水洋的道理，莫如道光《川沙抚民厅志》说得明白：“凡内水出海，其水力所及，或至千里，或几百里，犹淡水也。潮至还吸以入，故卤水不至。”^[112]成书于清光绪中叶的《江东志》，对紧邻长江口的宝山高桥一带的海陆形势有十分明确的记录：“环旧境三十余里，外有崇沙障蔽，卤潮不至。内承合境诸河之水，潮汐往来，田畴资灌，非似昔之清浦盐场，仅为赤卤而已。”^[113]而清浦盐场在宋元曾盛极一时。这段话所包含的信息，除长江口因崇明沙洲对外洋卤潮具有阻滞作用而形成淡水洋之外，还涉及此地经济和人们生计的明显变化，即曾经兴盛一时的清浦盐场由于缺乏卤水而走向衰落，该区已变成灌溉便利、田畴交错的农耕区。相应地，沿黄浦江上溯的潮汐也更适于农业灌溉，这为高乡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发生飓风时，咸潮对于农业与民生的影响仍然严重，“间于江水稍弱时，或有一二日咸潮，是谓海水盗。人相戒弗汲，田禾亦忌之。又飓风大作，潮决海塘，遂有海潮涨溢之患。^[114]”

（二）卤潮不至，盐场衰落

明清上海地区盐场的衰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由于长江口海陆格局的变化和近岸淡水环境的形成，造成海盐生产原料的缺乏，“海水变淡、卤潮不至”，可谓引起该地区盐业经济衰落的最根本的自然因素。

万历时的嘉定知县韩浚论曰：“往者滨海之民，多煮盐为利。今海味淡，而利悉归于崇明。乃灶户犹岁输盐课，清浦犹虚设场，官民与国交病焉。”^[115]乾隆《嘉定县志》对县境内盐场的衰落有整体回顾：“黄姚、江湾、清浦，宋元以来，并设盐场，场废课除，独清浦于明中叶犹设官督课。”然清浦场自明嘉靖以后，由于海潮内侵，场地坍陷，“亦水不成盐，商引已绝”^[116]。嘉庆《松江府志》对清中期川沙、南汇一带滨海的物产情况有如是概述：“沿海皆浅滩，物产不逮闽浙百一，俗号‘穷海’，独盐利为饶。自清水湾以南较川沙以北，水咸宜盐，故旧置盐场。近有沙堤壅隔，其外水味寖淡，卤薄难就，而煮盐之利亦微矣。”^[117]据此可知川沙以南本来尚有盐业之利，但此时由于近岸沙洲的阻隔作用，海潮已达不到煮盐的要求，盐场因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衰微。又根据嘉庆《松江府志》之田赋志，此时下砂头场已“涨沙渐高，泐道淤，灶丁贪种花豆，产盐大减于前”，其所属二十团一百零七灶中，仅二十二灶仍坚持生产，“余皆因水淡停煎”。下砂二、三场，则已久不产盐，亦不产卤，不设团灶，“灶户逃亡，课已归地征”^[118]。

华亭县盐场虽位置靠南，距离长江口淡水区较远，但在明中叶也出现盐转农的趋势，“国朝以来赤卤化为农田，渔非耕类矣”^[119]。在南宋，华亭滨海尚属赤卤，境内下砂、青村、袁浦、浦东等盐场，三百数里无禾黍、菜蔬、井泉，盐民所食惟卤水煮麦，但到了明成弘年间，灶户所拥有的草荡却大片归并到豪右名下，许多被开垦成田^[120]。

从中不难具体勾勒出下砂盐场在明清时期所经历的自然环境变化及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连锁效应：其一，海水变淡——引潮河道闲置而淤塞——盐灶缺乏原料而停产；其二，灶民寻求新的生计——灶民种植棉花和杂粮，变为耕种之民；其三，团灶解散——盐民分散居住——农耕式乡村聚落形成；其四，农业税赋代替盐课——农业区形成。这一生态过程牵涉到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相互联动，其中海水变淡之自然环境变化位于本底的位置，而盐业衰落、农业兴起则位于结局的位置，两个端点之间则充斥着各种支撑因素。例如，人们如何响应环境的变动而选择新的生计方式？农业种植的各种条件诸如土壤改良、适宜的作物品种、乐于业农的人群，何以在那个时期因缘际会，恰当地配合了自然环境的变化？

之前一些学者在有关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中，已经有意识地在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经济变迁之间建立链接，例如王文楚在复原上海地区市镇的时空变迁时，将海水条件与盐业市镇的兴衰联系起来，他指出：“十二至十三世纪，由于长江主泓南移引起的海水变淡，距离江口最近的江湾、大场先不产盐。”^[121]大场、江湾在宋元明时期均隶属嘉定县，宋代已成为因盐而兴的重要市镇，但后来由于海水变淡的影响，在明代转型为土布贸易业市镇^[122]。江湾、大场的地理位置原来靠近长江入海口，但随着江口外移和崇明沙洲的增涨，最先失去产盐的优势，故此两镇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浦东各盐场衰落而向他业转型的前车之鉴。而在明中叶后，浦东滨海的盐业出现由北向南衰落的趋势，先是宝山至川沙一段的海滨因“水不成盐”而变为“穷海”，继而下砂盐场几近停产，仅有南汇嘴以南的青村盐场尚可正常运营^[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