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胡适_司徒雷登的故事

解读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胡适_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和胡适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分别是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在司徒雷登辞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前一年，胡适接任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两人都担任过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大公报》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评价是：“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反过来，这句话也适用于司徒雷登。1949年，两人又先后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司徒雷登住在华盛顿，胡适住在纽约。时有往还，最主要的，两人都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司徒雷登将胡适当作与孙中山、蒋介石相同的他所谓的历史英雄人物；胡适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传教士”。所不同之处，仅仅一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则是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尽管其早年研读过《圣经》并差点儿成了基督徒）。

司徒雷登与胡适相识于何时？据耿云志《胡适年谱》记载，1921年4月28日上午，胡适到燕京大学讲演《诗经的研究》。1922年3月4日，司徒雷登偕刘廷芳访问胡适，司徒请胡适推荐燕大国文部主任人选，胡适推荐了周作人。后来，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会的会议上。两人亦时相晤面。中基会是在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后所设机构，成立于1924年，主要目的是用这笔款项来发展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事业，其董事会由中美两国学者共15人组成，而司徒雷登和胡适都是中基会董事会的董事。

1934年7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108号上发表了题为《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一文。此前，燕京大学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财政上出现困难，司徒雷登决定实现紧缩政策，并发起了“百万基金运动”，以解燃眉之急。2月，胡适自南京北上，受司徒雷登的邀请，两人在燕大临湖轩共进午餐，并对私立大学的发展进行了交流。胡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针对燕大的百万资金募集和私立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感而发，他写道：

最近教育部有个补助私立大学的计划……这是值得赞颂的一件事，我们切盼他的早日实现。凡是好的学校，都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都应该得国家社会的热心赞助。学校只应该分好坏，不应该分公私。在英、美两国，私立学校最发达，社会所最信任的往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往往能得着政府绝大的援助，社会上人也最热心捐助。(www.guayunfan.com)胡适还特别赞扬了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办学思路：

燕京大学成立于民国七年，正当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所以燕大受北大的震荡很厉害。……但是一班比较开明的基督徒……都承认北大提倡的运动是不能轻易抹煞的，他们愿意了解我们，并且愿意同我们合作。……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学风，我们当然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我觉得燕京大学在这十几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国家与社会的援助的。

胡适对当时中国的私立学校（包括教会与非教会两大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燕京大学的实践来看，它是属于好的私立和教会大学，在它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扶持，“使已有成绩的学校变得更有成绩”。

胡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斡旋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拨款6万元资助了困境中的燕京大学。

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英文版正式出版，胡适的导言排在马歇尔的序言之后（台北《大华晚报》的中译本则将胡适的导言放在前边，马歇尔的序言放在后边）。

马歇尔的序言很短，只有两三百字。而胡适的导言却很长，几乎可以成为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一章。

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司徒雷登回忆录的全部文稿是1954年初完成的，当时，司徒雷登致函马歇尔，请马歇尔为之作序，马歇尔答应了，但在最后出版时，应出版社要求，马的这篇“序言”只能作为“关于司徒雷登的卷首语”（A Prefatory Note on John Leighton Stuart）。林孟熹没有谈到胡适的导言是否也是司徒雷登让写的，但胡适当时就住在美国，他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都是旧识，联络起来也很方便。

胡适这篇导言写于何时？胡颂平先生在其大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1954年10月1日，胡适用英文所撰《对司徒雷登博士著作的短评》（Commentary on Dr.Stuart’s Book）一文，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37卷14期（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Vol.37, No.14 October 1, 1954, pp, 130-131）上发表。二是该年，又有《司徒雷登著〈在中国五十年〉序》一文（Introduction to Leighton Stuart’s Fifty Years in China），该书由纽约兰登书屋于1954年出版，胡颂平说：“此文不知何月所写，暂系此时。”

胡适这二篇序文都是用英文写就，供美国读者看的，前者不长，发表时仅仅两页，后者却很长，笔者认为，前后两者可能就是同一文章，前者受篇幅限制，将后者的内容加以缩减，而写作的时间也应在同一时间段内。对此，耿云志的《胡适年谱》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谱主1954年条内，有“10月1日，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序”的记载，同时在是年较重要的著述中还有：“司徒雷登博士著作的短评（10月1日作）”的记载。

《年谱长编》对前者的内容没有引用，而对后者的内容，却从台北版的译本中摘出而详细引用，1954年台版中译本因其后亦未再版，至今已是知之者甚少，而1984年版的《年谱长编》却为此保留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今天不少大陆学者的相关引文，亦大多系出于此。

胡适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的传教士”，并且是“历史上这一连串在华教育家传教士的伟大代表人之一”。他在列举了一大批传教士名单后说：

他们这一批有学者风的杰出传教士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最大困难，把当代西洋科学、工程学、法律与国际法、近代世界地理历史，以及基督教宗教文学中的最佳作品译成中文。也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到处说教，反对缠脚等旧风俗，反对藐视女子教育，并一面倡导社会、教育，甚至政治上的革新；一面创设新的学校与大学，才能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以促成中国的逐渐觉醒。

研究中美关系的台湾学者邵玉铭教授也认为传教士在中美关系的教育和文化领域应给予正面的评价：“在教育上，传教士及其所属教会，其贡献更有足多可书者。仅拿大学教育一项来说，在中国1930及40年代，中国学生在基督教所办大学中念书的，占中国全体大学生人数百分之十二到二十不等，这对中国高等教育之贡献，何能否认？……这些教会大学毕业生多加入政府或工商与教育界服务，对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之贡献，相信不次于一般中国大学。”而在文化上，邵玉铭认为传教士的作用好比是“开路先锋”和“文化大使”，他说：

西方对中国文化之认识，最初主要是靠十七世纪以来的耶稣会士，十九世纪以前则更多靠传教士中学者们之努力，像理雅各（James Legge），其贡献恐无人能出其右。西方对中国研究之蓬勃现象是1950年代后期的事，在这以前所谓汉学研究是小规模的，而传教士实是“开路先锋”，即使目前在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其中亦有不少出自传教士家庭背景，此一“文化大使”的功劳，应该予以承认。

作为曾经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学术中心北京，在已奠定了学术地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中，克服种种困难，使燕京大学之梦终于实现，其成功的经验是：（1）从无到有制定的完整计划；（2）有完善的研究中国文化部门，并达到纯粹中国学术机构所具有的最高水准。

胡适分析了这部回忆录的写作结构和得失。他认为司徒把回忆录的重点放在他担任驻华大使以后岁月，这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这其中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九章应召厕身外交、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第十一章迷乱日深、第十二章陷身竹幕。这一部分记载1946年到1949年期间的军政大事和司徒本人对于这些大事的印象和评论。第二部分是司徒雷登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的感言以及对于中国大陆的“悲剧的观感”和自己一生及生活理想的感念和反思，对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看法等等，包括第十三章去华府、第十四章退隐后杂感、第十五章美国与中国——当前政策应如之何。

胡适对上述第一部分各章的评价是：

我必需承认，我自己觉得第一部分各章过于简单，没有把马歇尔在华执行使命最初几个月起到京沪地区失守之日为止的那段期间里的错综复杂的大事，扼要地依序说明。

而对上述第二部分（即回忆录的最后三章）的观点，胡适表示了“完全同感”。

1948年12月15日，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前夜，按照国民党的一项抢救学人的计划安排，离开了北平，南下南京。次年的4 月6日，又是在上海易手的前夕，他登轮西去美国，以讲学、著述为业。按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胡适“代表了忠实于蒋政府的爱国理想主义的典型”。在胡适抵南京二日后的12月17日，司徒雷登曾与胡适有过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胡适明确表示了自己在此一阶段拥蒋的想法。胡适认为：“不论蒋有何缺陷，必须支持他……他是国民党中唯一能够挽救中国官场的腐败，消除政界的罪恶的人。”做蒋介石的“谏友”，胡适保持此念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胡适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生以追求言论自由和宪政民主为己任。在这个阶段，他离开中国大陆，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恐怕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绝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认为，当时彼岸和此岸，对于言论自由而言，是“多和少”与“有和无”的关系。而这一切，今天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胡适在这篇导言中，还提及了“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北京大学任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并在北大旁听，而胡适是北大的教授，两人也有过交往，因此从广义上讲，师生关系是成立的。

胡适是从司徒雷登调停失败，并坦承自己是“外交的生手”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按：指胡适）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谈起的：

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胡适拍这通电报的时候，英国战后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战时首相丘吉尔以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在战争中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战后的英国人还是用他们手中的选票使这位战时英雄落了选，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英国工党胜选，其领袖艾德礼入主唐宁街，并以英国首相身份来到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出席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而正是这次会议，中国以缺席之身，与英美两国共同发表《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

胡适的这封电报是1945年8月24日由美国纽约拍给在重庆的王世杰的，并希望王世杰与傅斯年相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这封电报由王世杰当面交毛。8月30日，王世杰特致电胡适说：“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

胡适的这通电报稿和王世杰致胡适的复电抄件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来，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电稿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引者按：今译杰斐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

在胡适为司徒雷登回忆录撰写导言的同一年10 月16日，毛泽东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同志，要求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1月8日，郭沫若发表批判胡适唯心论谈话，一场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批胡运动揭开了序幕。对于批胡运动，胡适写下了《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文，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只是注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方法。科学又是指一种态度，一种精神。这种态度，这种精神就是‘无征不信’和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

也是在胡适撰写导言的同一年12月28日，胡适的好友，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原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自由中国》半月刊负责人雷震因触犯国民党当局文忌，被注销了国民党党籍。（1960年又以“知匪不报”被捕，判刑十年。）1955年6月，孙立人将军又因在军中政工制度问题上与蒋经国发生矛盾，被以“阴谋叛乱”之罪免职，并遭软禁。次年，胡适撰写的要求蒋介石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导人的文章，在台湾遭到当局以《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的批判。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大了整整15岁，但两人却在同一年离世。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寂寞中离开了人间。参加他葬礼及追思仪式的只有傅泾波、李书华、徐英等极少数人。而此前的2月24日，胡适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持院士会议时，以心脏病猝发而逝，葬礼却备极哀荣。30万人参加了灵柩出殡仪式。最后，他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中研院对面的一座山坡上，从此“胡适墓园”成为历史胜地。由毛子水执笔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而司徒雷登呢？他的归葬北京燕园之遗愿却至今未能实现，因此，也就无法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