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徒夫妇_司徒雷登的故事

老司徒夫妇_司徒雷登的故事

1868年，司徒雷登的父亲、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来到杭州。这一次，他在杭州待了五年。

斯图尔特来华传教是受了美国北长老会教师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ns）来信的影响。倪维斯是北长老会第一位到浙江宁波传道的人。后来，他转往山东，以办学和赈灾为传教的方式。

在杭州，斯图尔特传道的前任是1867年来杭州的因斯利牧师（Kev.E.B.Inslee）。因斯利于1864年到宁波传道，逐渐推广至绍兴与杭州，后将杭州作为中心，在杭州大井巷赁屋而居。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斯图尔特，要在中国传道，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而学习这种语言的最好方法是同中国人一起生活。于是，斯图尔特在一座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住所，并雇用了一个未经训练的中国厨师照料生活。

斯图尔特来杭州的这一年，距1864年（清同治三年）清军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濬等镇压太平军，克复杭垣不过四年。当朝的同治皇帝时年才13岁，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为安徽合肥人李瀚章（李鸿章兄），浙江布政使为湖南湘乡人杨昌濬。(www.guayunfan.com)斯图尔特在杭州传教的五年，英美各差会传教士也做了一系列传教和兴学的事宜。据《杭州市基督教概况》记载：

1868年12月，美国北长老会中国籍传教士张澄斋按立为牧师。

1869年，美国北长老会教师恩赐等三人来杭，居上城皮市巷，又租得清吟巷瞿氏大厅一所，原在下城珠冠巷的书塾遂迁于此。

1870年，英国圣公会第一位女传教士禄慕德由宁波来杭州。同时，英国传教士在杭设立戒烟局，这是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还设立信一学校， 1924年11月改组为完全小学；并建筑信一堂，祝堂成圣。

1871年，美国北长老会布道团购得丰乐桥关姓房屋一所，前后共四进，其中一进平厅建为礼拜堂，后三进则改建为教师住宅。又在皮市巷大塔儿巷买进关姓地基一方。

1871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购得淳桥东地块建造礼拜堂（其址今为解放路杭州第二中学的门房）。

传教和兴学的生涯，对这些西方人来说，是很艰辛的，语言不通、生活贫乏单调、环境污秽不说，没有报纸可读，更谈不上社交活动，还要忍受各种疾病的威胁，尤其面对的又是中国下层民众的冷漠和麻木。

持续不断的劳累，加上斯图尔特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导致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南长老会布道团决定将他送回美国休养。在回国的日子里，他恢复了健康，又认识了女友玛丽小姐。很快，玛丽小姐就成了他的新娘，成了斯图尔特夫人。

1874年夏，约翰·斯图尔特与玛丽·霍顿联袂前往杭州。

这一年是清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病死，终年十九岁。翌年，他的从弟爱新觉罗·载湉即位，改元光绪。时任浙江巡抚者为杨昌濬，浙江布政使为江西上饶人卢定勋。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结束十年，但是斯图尔特夫妇来到杭州时，见到的仍是一座“被劫掠破坏无遗的城市”，不过，“街上贸易正开始得到恢复，丝、茶和扇子是这一地区著名的特产”。

确实，由于太平军在清咸丰十年（1860）和十一年（1861）两陷杭州城，他们与清军的战争，对杭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西湖文化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丁丙辑《庚辛泣杭录》卷十二、卷十三引了两则材料或可说明战争的残酷，一则为：

杭州既陷，城中官五六百无一得出，居民六十余万半已饿死。时严寒，被驱出城，冻死江干及被掳杀而死者不可胜计。

一则为：

当承平时，杭州城内外居民男女八十一万口，及复城才七万口。

斯图尔特夫妇是以美国南长老会布道团成员的身份来杭州的。在此之前，南长老会布道团选择在西湖粮道山上建址，这里是吴山的一部分。布道团之屋居高临下，山坡上则为庙宇和官吏的居所，而正对着的是位于今高银街一带的浙江布政使卢定勋的衙门（即藩署）。清制，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亦作藩司），其长官叫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主管全省财政及民政事务，即所谓“藩司为一省钱粮之总汇”也。

正在洋人之屋与藩台衙门上下为邻之时，卢定勋家里却出了大问题：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得病而丧。这使这位卢老进士感到十分悲伤，占卜者遂将原因归咎于洋人所带来的邪气，必须驱邪。

卢定勋采取了与传教士们协商的方法，建议以下城武林门内荒地10余亩（合约0.67万平方米）拨给布道团，请其搬迁，布道团最终同意了卢定勋的要求。而新址处于经历太平天国战争而遭严重破坏的中心，是当时杭州一个最贫穷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基督教思想，渊源甚早，自唐景教传入不久，即已有之。中国的官绅士民，尊崇孔孟学说，站在儒者道统的角度立言，总的来说对于基督教是鄙视的，视之为邪教（当然，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和宽严的差异）。一直到1860年（清咸丰十年）清廷终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仍反应强烈，就连熟识洋务，主持自强新政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也说：

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饴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给，则其说亦将不信。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渐兴，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多从回族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而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改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

当然，洋务大臣与盲目排外、自尊自大的顽固派立场上还是有区别的，如曾任浙江巡抚，后署理湖广总督的李翰章就认为对待外国人传教，中国自己应确实遵行中外现行的条约，“而以审势为务，庶几于不违条约之中”。

看来，浙江布政使还是属于李翰章这一类的人。

1874年，南长老会布道团在宅基上先建平房两间以为布道所之用。落成之日，卢定勋赠“胡郝礼拜堂”木匾一块，这个礼拜堂就是天水堂的前身。后来，在礼拜堂侧又建了多幢传教士住宅，建筑用地扩充至80余亩。久而久之，人们就称礼拜堂及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为“耶稣堂弄”。

1875年，斯图尔特开始担任基督教天水堂的主持。夫妇俩在杭州开始了他们传教与兴学的新生活。

许多年后，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其父母在杭州的传教和兴学的经历：

我父母除了在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中做传播福音的工作外，对兴办学校也抱有兴趣。我父亲办的一所男子学校，后来给布道团关闭了，布道团的成员们认为他的正经职责是传教而不是搞世俗性的教育。不过，我父亲把几个尖子学生挽留了下来，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在后来的许多年间，他们成了布道团里出色的中国工作人员。我母亲办事则更为成功。她帮助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学校的人数和影响不断扩大。她任该校校长多年。后来，这所学校并入了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

玛丽·霍顿是一个能干的人。凭着在美国的办学经验，她在杭州参与创办的贞才女学，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和衣物。当然，学校也有基本的入学条件：不许缠足，缠足者须放脚；不许包办婚姻。

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学生数量也与日俱增。玛丽·霍顿在学校里建立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促进女生们的德、智、体、群各方面发展。

这个学校后来并入了杭州联合女子学校，也就是杭州著名的弘道女中（Hangchow Union Girls’School）。

关于斯图尔特夫妇所属的美国长老会（1861年因美国南北战争之故，教会亦分为南、北长老会）来浙杭传教情况，教会史学家王治心说：

在浙江方面的应（因）斯理教士于1864年到宁波，渐渐推广到绍兴与杭州，而以杭州为浙江区的中心，应氏卜居杭州的大井巷。继续来杭的西教士，有郝理美、吴（胡）思敦、贝恩德、司徒尔，以及蓝周葛女士，创办女学、医院，及推广德清、新市、衢州等教区，华教士如陈达三、桑坚棠（堂）、刘德森（胜）、周茂公先后按立为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