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_司徒雷登的故事

周恩来_司徒雷登的故事

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周恩来出生时，司徒雷登已22岁，正在美国潘托普斯学院执教并获得好评，且有意继任该校的校长。

按照司徒雷登的说法，两人也是浙江同乡。司徒雷登结识周恩来是在抗战之初。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12月，首都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1938年3月，司徒雷登赴武汉参加他担任董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议，住在吴德施（Bishop Roots）主教的寓所中。时中共代表团（对外以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名义）设在汉口原日租界大石洋行内。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身份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平时就居住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内。(www.guayunfan.com)在得知司徒雷登来武汉的消息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即与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领导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专程前往吴主教寓所拜会了司徒雷登。这也是两个人的初次会面。

几天以后，周恩来设席招待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司徒雷登也在受邀者之列。

应该说，司徒雷登对周恩来也是了解的，因为司徒雷登与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基督教徒张伯苓很熟识，而出身南开学校的周恩来则是张伯苓的学生，后来在严修和张伯苓的推荐下，又赴法国勤工俭学，自是走上了革命之路。

司、周两人在武汉的见面，应属寒暄性质，身为基督教徒的司徒雷登与身为无神论者的周恩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司徒雷登身负“调停”中日战争的秘密使命，在1939年、1940年、1941年三赴陪都重庆，会见了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据傅泾波回忆，司徒雷登1940年赴渝的那次，曾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领导周恩来、董必武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周强烈埋怨国民党一心只顾消除异己，不愿与中共联手抗日”。有材料显示，这次会面是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安排下进行的。

关于周恩来和司徒雷登谈话的历史背景，我们从《民国大事日志》中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国民党执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抗战建国纲领”，而中共是要在抗战中扩充党的武装力量。国民党的对策则是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嗣后，又发动以“皖南事变”为背景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成了日本宪兵队的阶下囚，被囚禁了三年零八个月（1941年12月9日至1945年8月17日），燕京大学也被迫关闭。同年，司徒雷登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后辈、杭州基督教青年会首任总干事鲍乃德在重庆会见了周恩来，并留下了合影。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现在挂在杭州青年会的“鲍乃德室（Eugene E. Barett Room）”中。

我们从周恩来会见鲍乃德并与之比肩合影的信息，可以看出，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确实很到家。也是在1941年，这年5月，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的朋友，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鲁斯夫妇来到重庆，周恩来同样会见了鲁斯夫妇，这也是一场超越意识形态的会见。然而，当1965年鲁斯提出“跨太平洋对话”概念，并希望访问红色中国，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挡在新中国的国门之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雷登也得到释放。9月，司徒雷登又一次来到重庆。

9月4日下午，司徒雷登在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招待会上，在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杨富森引见下，第一次见到了出席重庆国共谈判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再次与周恩来、董必武晤面。毛泽东握着司徒雷登的手对他说:“延安有许多你的学生。”司徒雷登笑答：“我知道。”

9月19日，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参加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内为其举办的午餐会。毛泽东在席上又一次称赞了燕京大学学生在抗战中的表现，并邀请司徒雷登有机会去延安看一看。这次午餐是由燕京大学毕业生龚澎及其丈夫乔冠华出面安排的。

龚澎（1914—1970），别名维航、倩萍，安徽合肥人。其父亲是老同盟会员龚镇洲。龚澎是燕京大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7月，刚刚过完70岁生日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接替1945年11月即已辞去驻华大使职位的赫尔利留下的空缺。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

7月15日，司徒雷登抵达南京履新。

今天，在一份《司徒校务长荣任美驻华大使转京后来宾题名录》中，我们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章文晋、王炳南等中共人士的签名。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开始频繁地与周恩来接触和会谈。

《司徒雷登日记》1946年8月5日至11月12日的记载中，多次提及他与周恩来的往还情况：

8月5日，回南京，该晚往见周恩来。

9月5日，马歇尔将军跟我往晤周氏，会谈了3小时……

10月23日，下午5时，周恩来到访……

11月7日，下午8点钟，周恩来、张君劢、罗隆基、叶笃义他们都来我处……

11月12日，周恩来偕王炳南于四点半前到访，前者复于指导委员会后往访马将军。

司徒雷登这个随手记录的手记似乎失之过简，因为，我们从官方的《周恩来年谱》中看到了更多记录，其中7月份1次，8月份5次，9月份3次，10月份1次，11月份1次，具体为：

7月26日，分别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

8月6日，应邀与司徒雷登会谈。

8月21日，同司徒雷登会谈。

8月28日，同司徒雷登谈话。

9月30日，偕王炳南访司徒雷登。

9月5日，会见马歇尔、司徒雷登。

9月6日，同马歇尔、司徒雷登会谈。

9月14日，同司徒雷登会谈。

10月24日，会见司徒雷登。

11月12日，分别访问马歇尔、司徒雷登。

二者比较，重合的只有9月5日和11月12日两次。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 “制宪国民大会”，国共南京谈判由此而中断。11月19日，周恩来搭乘美国特使马歇尔为他准备的美军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的16日，周恩来宴请了司徒雷登，还请了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的龚澎等三位燕京大学毕业生作陪。11月22日，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受周恩来之托，将一尊江西景德镇窑制作的仿明五彩人物敞口瓶送给司徒雷登留作纪念，也将一块由红木镶制的延安产石雕送给了傅泾波。

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此举是意味深长的，虽然之后两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而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才思横溢，具有罕见的风度和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