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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_司徒雷登的故事

时间:2022-05-1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周至柔_司徒雷登的故事在司徒雷登的生涯之中,祝贺他生日最盛的是1936年的六十大寿和1946年的七十大寿,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一个是花甲之寿,一个是古稀之寿,而对司徒雷登而言,特别是古稀之寿,是他人生履历的巅峰时期。艾奇逊随即指示:与司徒雷登大使商量,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而司徒雷登和马礼文的设想就是让孙立人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周至柔_司徒雷登的故事

在司徒雷登的生涯之中,祝贺他生日最盛的是1936年的六十大寿和1946年的七十大寿,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一个是花甲之寿,一个是古稀之寿,而对司徒雷登而言,特别是古稀之寿,是他人生履历的巅峰时期。但是在他1949年回到美国以后,他似乎被人们所遗忘了。在台湾,他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对他表现出了冷落。

然而,也有人一如往昔,对司徒雷登继续保持着尊重,时任台军陆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的孙立人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他也是为数甚少的,得到美国人欣赏的非国民党籍的台军将领。

孙立人(1900—1990)是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后官费留学美国,并入弗吉尼亚军校受训。恰巧,马歇尔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因此,二人有同学之谊。

抗战爆发,孙立人加入第十五集团军作战序列,参加武汉会战。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配合英军,在仁安羌大败日军。由于战绩卓著,而被国际军事界以“东方隆美尔”誉之。抗战胜利后,任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军长,调防东北,旋任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调往台湾训练新兵,兼任台湾防卫司令。他训练军队的方法与国民党传统的黄埔系将领不同,自成一体,被人称作“孙氏操典”。(www.guayunfan.com)1952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76岁生日,在美国,共有一百多人来到华盛顿,为他祝寿,从台湾来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及夫人陈新午,“总统府”侍卫长皮宗敢,及在美的张君劢、陈之迈、霍宝树等均亲临现场。在台湾,孙立人亲笔写下了贺词:

峨峨新陆,笃生贤哲。学贯精微,行怀芳洁。

册载杏坛,群英立雪。化工在手,清词霏屑。

既膺重寄,载持星节。制彼凶残,奠我杌隍。

折冲之艰,千回百折。正义是崇,宁惟口舌。

寿域宏开,年跻耄耋。遐迩讴歌,中外怡悦。

式卜期颐,如券可撷。多士翘首,想望轩辙。

临风献爵,私心弥结。

文末题:“司徒雷登先生七旬晋六华诞,孙立人敬祝。”钤“孙立人印”一方。

1955年6月,孙立人成了台湾“孙立人案”的主角。

“孙立人案”的发生,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也有着多重的人事纠葛。

我们从美国政府1992年解密的对台关系档案中可以得知,早在1949年2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之初,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马礼文(Livington T. Merchant)即向国务卿艾奇逊报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需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艾奇逊随即指示:与司徒雷登大使商量,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

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而蒋经国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孙立人则从1947年起,即在台湾担任陆军训练司令部司令,在台湾训练新兵。而司徒雷登和马礼文的设想就是让孙立人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1949年12月,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已迁至台北,大使馆代办斯特朗(Robert Strong)和驻台北领事克伦兹(Kenneth C. Krentz)均抵台北,他们与孙立人进行了接触,希望他能够控制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并说如果这样,美国会全力支持他。

同期,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另一个美国希望的人士——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出任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任命,在华盛顿的司徒雷登“大使”也出了力,他“在与蒋介石的副手一次冗长的会晤中,一再重述希望吴接替陈诚。”

这个所谓“蒋介石副手”的人物是郑介民,据吴国桢回忆,郑介民是蒋介石应司徒雷登“大使”之邀派他去美国的。他在皮宗敢的陪同下,会见了美方人士,美国国务院顾问、海军上将白吉尔向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表达了美方希望吴国桢继任台湾省主席,如此,美国会提供援助。

1950年2月,驻东京的美军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会见了孙立人。

事实上,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夜,美国一直在与孙立人进行接触。这一切都是为了倒蒋。而孙立人也有这方面的设想,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然而,这一切,却均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掌控之下。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其后,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政,在经过“忍让”以后,蒋氏父子开始反击。

《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3月15日有一段记录:“侯腾到访,谈及下列问题:‘……中国人强烈厌恶孙立人,说他为人高傲,同时过分亲美……’”

侯腾曾任中国远征军联络处处长,应该说,曾与孙立人共过事,侯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时任国防部主管情报业务的第二厅厅长,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对孙的不满。

1954年6月,孙立人被调职为“总统府”参军长。次年5月,孙的旧属郭廷亮以“匪谍”罪被捕,最终,孙立人被免职并软禁台中,“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结果,孙立人成了张学良第二。

江南(刘宜良)评孙立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华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

孙立人个性特强,恃才傲物。他与军方黄埔系的将领,如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多不能相容,孙不能理解的是国民革命军就是靠黄埔建军起家的,这是一支服膺三民主义的党军,以党领政,以党统军,这是孙式三民主义的真谛,青天白日的政党徽章,始终处在国旗军旗的中心地位。黄埔军校校歌的第一句 “怒潮澎湃,党旗挥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江南说:“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引者按:指孙立人)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国民党军中政工制度,源自苏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是为政工之始,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国防部政工局一度改为新闻局,国共内战重开,旋又恢复政工局建制。国民党退台之初,在蒋经国的主导下,政工得以强化,政工局扩编为总政治部,蒋经国亲任主任,而孙立人挟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以自重,认为这种政工制度与现代军事体制不和,引发了蒋氏父子的不满,直至愤慨。

在被软禁33年后的1988年3月,孙立人获得了自由,这标志着台湾从威权体制开始了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进程。

在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推动下,“监察院”公布1955年该院“五人小组”关于“孙案”的调查报告及其认为该案系子虚乌有的结论,并公之于互联网。

2007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学者主持的《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记录》正式出版。

另一方面,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已经开放到1955年,这其中有关“孙立人案”的史实应该有所涉及,了解蒋氏父子对孙立人的评价,对全面研究孙立人是有益的。

1952年司徒雷登76岁寿诞之际,台军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司徒雷登致送了祝寿书轴(118厘米×38厘米,绫本,行书),上书“司徒雷登博士七秩晋六诞辰志庆”,中仅书一大大的“寿”字,下书“周至柔敬祝”,钤“周至柔印”。

周至柔(1899—1986),名百福,以字行,浙江临海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与陈诚为同期同学(陈为炮科)。毕业后,经陈诚介绍,任广州黄埔军校兵学教官。1930年开始在陈诚部任职,历任师参谋长、独立旅旅长、副师长直至十八军副军长(军长陈诚)。嗣后奉令至国外考察空军教育。回国后投身空军教育工作,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又改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爆发,任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指挥空军对日作战。中央航空学校改组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后,复任学校教育长(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主持实际工作。抗战胜利后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到台湾后任参谋总长、台湾省政府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著有《空军十年》等。

周至柔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始于其空军时代。司徒雷登对空军在国防中的作用甚感兴趣,1947年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司徒雷登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举行庆祝招待会,来宾中就有周至柔。

周至柔与孙立人两人的晚年境遇有着天渊之别,造成这种境遇反差首先是时势,其次是性格。周没有“野心”,对蒋氏父子及宋美龄始终抱着谦卑的态度,生活上也简单朴素,不事铺张,且侍母至孝,这些都为蒋氏所欣赏,故一直深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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