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金陵城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血洒金陵城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血洒金陵城下

邓演达被解押南京时，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闻讯访蒋，蒋问他对此案有何意见，他说：“可怜的只是这班黄埔同学，他们在艰苦斗争中脱离了共产党，在彷徨歧路上又加入了第三党，他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目的，不过在谋集中自己同学的力量，以求生存，结果却为人利用。这都是由于邓演达的阴谋，想借黄埔力量，谋叛党国。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蒋介石听了很以为然。后来，蒋又请戴吃饭，谈到国内局势时，戴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一语，实促成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决心。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在黄埔学生中享有崇高威信的邓演达，自然成了他最害怕的政敌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愤慨，宁粤双方在国人要求团结抗日浪潮下，谈判言和，议定条款中有蒋介石下野，释放胡汉民、李济深等政治犯。孙科、陈友仁当时在粤提出释放邓演达，但被汪精卫、陈济棠所反对，提出不得以此作为条件。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濬等也联名电蒋杀邓，诬邓“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又背叛党国”，“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云云。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宁粤双方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的威胁最大。于是，他便趁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秘密杀害。

邓演达被杀害之前，蒋介石曾组织临时军事法庭，由对邓演达仇视最深的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审讯。(www.guayunfan.com)

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前的1931年11月29日晚上，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茅屋里，说要把他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半路，又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他就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中了。一代英杰，竟然惨死在蒋介石的血腥屠刀之下，年仅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朱蕴山等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立即向当时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询问，陈铭枢竟说：“我当卫戍司令，难道处死一个人，还不知道吗？”他派人去查问，都说没有此事。后来，才从何应钦那里传出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得到传闻后赴南京见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沉默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宁返沪。

其兄邓演存及生前好友和临时行动委员会同志于殉难处寻获遗体，面目浮肿不可辨认，仅身材雄伟，因所穿棉衣为其兄亲置才得证实是邓演达遗体，乃具棺殡殓，由庄明远在殉难处不远的山坡上筑坟，由陈铭枢树碑题曰：“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新中国成立后于1961年11月29日迁葬南京钟山灵谷寺旁，与孙中山陵廖仲恺墓遥相望，由何香凝题墓碑文曰：“邓演达烈士之墓”。墓葬宏伟庄严，堪慰忠魂。

12月16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

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谢树英在杨铨陪同下，到宋庆龄寓所拜谒，请宋领导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谢说：“我今天特来请示，今后党务怎么办？如果您能出来领导，那就好了。”宋沉默半晌后，凄然回答说：“你们要继续干下去。”当谢提出：“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没有表示意见，只说：“你们商量去。”表明她不愿干涉他们组织的内部事务。宋庆龄用英文，连夜奋笔疾书，写出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由谢树英、陈翰笙译成中文，送上海《申报》发表。

《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宋从国民党政策的背叛和成员的堕落两方面论证国民党的灭亡：在政策上，“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以“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接着，宋揭露了国民党宁粤两派迫于日本侵入东北和舆论的压力而召开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的实质。她指出：“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生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7]

她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这是宋庆龄对国民党“死刑”的严正宣判。她公开地告诉广大人民，连像邓演达这样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力图在国民党旗帜下挽救革命的设想和努力也终归破灭和失败，人们再也不要对它寄予任何希望了。

在对国民党表示绝望的同时，宋把希望转而寄托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斗争上。她说：“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8]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革命根据地15块，遍布十几个省、300多个县。土地革命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蒋介石连续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为抗议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在白区领导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的“三罢”斗争和游行示威如火如荼。所有这些都给宋庆龄以巨大的鼓舞，使她越来越看清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这篇战斗檄文是宋归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政治宣言，石破天惊，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给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以坚决支持。宋在宣布国民党死亡的同时，也就表明退出国民党，不再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宋政治生涯中的重大里程碑。

《中央通告》和《宋庆龄宣言》发出后，上海市组织立即发起“行动周”活动，组织成员分三人一组，深夜到福煦路、霞飞路、静安寺等许多大街小巷贴标语，或在南京路三大公司的天台上和各个电影院撒传单，提出“打倒蒋介石”、“坚决为邓先生报仇”等口号。北平市组织得到消息，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发动成员按三人一组，连夜在大街小巷张贴反蒋标语，或到各电影院散发传单，同时还赶印《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宣言》各千余张，除在北平市一些机关学校秘密张贴外，还分别向各界和各大图书馆邮寄。他们还携邓演达铜版像至天津《益世报》制版撰文，登出照片，发表邓演达遇难经过的文章。广州市组织闻讯，除发动成员写标语，发传单，痛斥蒋介石的血腥罪行外，还赶印了邓演达遗像和传略，在广州以及寄给全国各地组织散发。

噩耗传到第十八军后，黄埔同学万分悲痛。陈诚也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他说：“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愚友。”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听到邓演达被害消息后，义愤填膺，无不涕泣。

蒋介石无法掩饰他杀害邓演达的罪行，急忙伪造所谓军政部军法司特别会审的“判决书”，妄加“背叛革命危害民国”的罪名，宣布判处邓演达死刑，[9]借以欺人耳目。1931年12月20日《申报》接着报导邓演达确已被“执行枪决”。消息传开，全国震惊，举世骇然。

邓演达牺牲以后，每年11月29日，章伯钧、郭则沉、王深林、祝世康等都在上海关庙街粤菜馆召开邓演达殉难纪念会，会上大家追忆邓演达生前的革命言行。

邓演达的牺牲，也得到了蒋介石营垒中一些人的同情。一位姓吴的看守营长，在邓演达遇难以后，托人辗转送出一副对联和沾着斑斑血渍的手表，这都是邓演达的遗物。对联是邓演达在狱中应那位营长之请写下的。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处于反动统治年代，正如鲁迅先生诗云：“敢有歌吟动地哀。”邓演达殉难后，很多人写诗词文章，以志哀悼，1932年集刊成书，书名为《邓演达纪念集》。1932年在上海还出版了《邓演达遗著》，书中收集了1930年5月至1931年8月邓所写的文章、宣言共14篇，以后重印多次。1939年在香港还出版过《邓演达先生遗稿选集》。在纪念他的诗词中，柳亚子（1887-1958）、彭泽民、朱蕴山的诗作可为代表。

南社老诗人柳亚子为邓演达遇难所写的四首七绝《哭邓择生》，沉雄悲愤：

（一）

噩耗传闻杂信疑，伤心此度竟非虚！

爱书三字成冤狱，谁向临安救岳飞？

（二）

欧刀鸩酒血流红，玉敦珠盘正会同。

自坏长城檀道济，忌才岂独是枭雄！

（三）

举幡太学惨舆尸，黄鸟歼良又此时。

哭过中山陵下路，沉冥天意总难知。

（四）

北海当年重豫州，避人一面竟无由。胥门抉目观吴治，太息乾坤剩几头！

国民党左派彭泽民的《哭邓演达先生》，感情真挚：

（一）

不忍同为貉一丘，天方到处亦缧囚。

若教一死能超脱，君自便宜我几筹。

（二）

举世今成喋血场，余生赢得也何强？

堪差五十无闻我，犹自悲君如国殇。

（三）

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

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四）

被捕劳君问讯驰，知君为我自忘危。

何期尺素遥颁日，即是承君永诀词（注）。

注：按七月廿一日余为香港当道传讯，旋即释归，君以余为被捕，驰函问杖。讵料八月十七日，拘君之祸作矣！

朱蕴山1933年2月写下《念奴娇·怀亡友邓演达》：

海潮激烈，正大泽深山，蛟龙夜发。万里沧波来眼底，旧恨新仇重叠。独浪排空，惊风挟雨，水天晦如墨。人生如寄，一怀黯然伤别！

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易水潇潇风潮冷，泪逐波臣呜咽。禾黍离宫，荆榛塞道，往事那堪说！何年把剑！誓扫神州腥血。[10]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把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严厉惩办枪决，为邓演达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