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压力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沉重的压力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1964年，吴孟超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教授，长海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党总支副书记兼支部书记了。他的行政职务是外科主任口头任命的肝脏病区的组长，虽然算不上什么当权派，但在社会上已是名声显赫的肝脏外科专家了，还拍过电影。因此，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他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戴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由于他还是归国华侨，按那时的逻辑必然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紧接着，造反派就把他多年宝贵的科研纪录和工作日记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记录了十多年科研历程和创新思维的材料被夺走，就像割了心头肉一样疼痛，难过得整夜没法合眼。

尽管到处都在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还是要生病的，医院也照样要收治病人。夺权上台的造反派免去了吴孟超的病区组长的职务，连副教授和党内职务也被免去，并由主治医师降为住院医生。按规定，住院医生不能独立手术，但吴孟超是例外。因为有些手术只有他能担当，连主治医师甚至主任医师也未必做得了。当时，整个二军医大停课闹革命，长海医院的“三人研究小组”自然也被勒令解散。医院突出政治，许多医务人员都“抓革命”去了，吴孟超作为头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的住院医生，就只能住在医院里“促生产”。于是，他天天在医院值班，这倒正好切合了他的心愿，巴不得多搞一些业务。夫人吴佩煜也天天上班，三个女儿上学，家里的事也用不着他多操心，索性把铺盖也卷到了医院。旁人每天上班下班，他则吃住在外科病房，一个月难得回家一次。病人来了都找他，他也来者不拒，热情地接，认真检查，大到肝脏、胃、乳腺、甲状腺的切除，小到疝气、阑尾的手术，有什么做什么。连肝中叶这么精细的手术都稳稳当当地做下来的外科医生，这些普外手术对于吴孟超来说是十拿九稳的，病人能遇上这么高超的医生，也实在是有福了。难怪病人都乐于找这位矮个子的“吴医生”。

有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为工人蒋声和成功切除肝癌。

1966年9月，浙江金华造漆厂的工人蒋声和患了原发性肝癌，无奈之际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求医，医生检查后发现是肝癌晚期，推荐他去长海医院找吴孟超。蒋声和也是有福的，正巧碰到吴孟超接诊，经仔细检查后确诊他患了原发性肝癌、结节性肝硬化，当天就收住入院。一周后，由吴孟超和陈汉主刀，花了整整六个小时，为他切除了长有巨块型肝癌的右半肝叶，取出肿瘤五个，大的直径20多厘米。四个小的也有鸡蛋般大小。术后33年，蒋声和肝癌复发，吴孟超再次亲自为他手术。到2012年，又健康生存了13年。这样算来，蒋声和经历前后两次肝癌手术，已健康生存46年仍健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年，二军医大有几位越南留学生，汉语已说得相当好。“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他们看到满院满墙张贴着大字报，凡专家与教授都遭到批斗，感到很纳闷：“中国同志究竟怎么啦？”本来学校是有专门培训留学生的带教老师的，可是运动一来，带教老师不是被关进牛棚就是去“造反”了。在长海医院实习的外国留学生只见外科病房有一位矮个子住院医生仍在兢兢业业地劳作，那就是把白帽子戴得低低的“反动学术权威”吴孟超，但留学生仔细辨认，还真是认出了：“这不是赫赫有名的吴孟超大夫吗?”吴孟超朝他们点了点头，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那几位越南留学生早就听说吴孟超是成就卓著富有开创精神的肝脏外科大家，过去只听老师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现在却有机会见面了，当然都想跟着他学几手。这种心情与十几年前吴孟超在同济医学院盼望能聆听裘法祖教授讲课是相似的。但是，吴孟超并没有承担培训外国留学生的任务，加上眼下又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不得不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不过他对兄弟国家留学生真心想学点本事，还是很能理解并予以配合的，便对那几位越南留学生说：“你们晚上来吧，晚上我一个人值班。”(www.guayunfan.com)那几位越南留学生果然晚上都到外科病房里来实习了。吴孟超手把手地教他们做一些阑尾切除之类的小手术。如有急症和危重病人的手术，他们也有幸在吴孟超操作时围在边上观察，看他是怎样手术的，如同早年吴孟超跟着裘法祖教授一般。这些留学生跟着吴孟超好几个月，也确实获益匪浅。其中有一位特别好学的越南留学生为了从吴孟超那儿学到更多的本事，竟然搬到病房里来和吴孟超同住，这样无形之中也把吴孟超保护了起来。造反派见吴孟超周围不分白天黑夜，总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留学生如影相随，也就无法对吴孟超采取什么过激的“革命行动”了。这段时间，吴孟超庆幸自己没有脱离业务，相对来说还巧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1967年国庆节前，北京301医院来电，请吴孟超立即去参加会诊。长海医院两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一派让他去，一派不让他去，双方僵持不下。北京方面催得很紧，吴孟超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自己买了一张飞机票就飞到北京去了。

吴孟超是去301医院为高等军事学院一位姓由的教研室主任治病的，过去他曾经为这位老同志诊治过，对病情比较了解，所以301医院点名要让吴孟超去会诊。之后，吴孟超又在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

转眼到了1968年的2月，全国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要在北京召开，各地各单位都选出了代表。吴孟超人还在北京，长海医院却推选他为出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政治荣誉，他连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机遇，是否意味着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会有某种转机？吴孟超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大会，并再次有幸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吴孟超又被邀请到福建去参加一次为期两个月的会诊。回上海不久，二军医大及所附属的各家医院就开始实行军管。遵照上级规定，部队系统的各单位进行正面教育，军医大学的学生不准再到医院进行串联，运动开始以来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

1968年，吴孟超家庭中的另一个变化是大女儿吴玲去了黑龙江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吴玲是67届的初中毕业生，那一年只是轮到66届的中学生上山下乡，但吴玲和那时候许许多多年轻的红卫兵一样“左”得可爱，坚决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坚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吴孟超夫妇是很舍不得玲玲离开的，但他们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埋在心底，而不在行动上有任何阻拦举止，他们认为三个女儿今后的路只能由她们自己选择。在玲玲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吴孟超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与她谈了一次话。

他详详细细讲述了自己5岁时是怎么到马来西亚去的，讲了做米粉的艰辛，讲了摸黑去橡胶园割胶的经历，讲了在诗巫怎样挣扎与奋斗的家庭生活，也讲了怎么受“朱毛”的感召，想回国参加抗日，以及怎样在同济苦读的人生经历，当然也讲了童年在福建闽清老家的辛酸生活……吴家祖祖辈辈都是穷苦的农民，如果按照那时制定的阶级标准来划分，应该是地地道道的贫农。由于有侨居马来西亚13年的经历，现在却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

“爸爸确实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以后，即便有人在你爸爸是华侨这件事上抓你的辫子，你都要坚信爸爸告诉你的这一切，要坚信自己……”吴玲访谈，2012年2月15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969年2月5日，吴孟超忽然收到五角场人民银行寄来的一张侨汇通知单，款额为人民币805元，同时还收到一封信。他把钱和信取回家来后，才知道是吴佩煜的一位堂兄从泰国寄来的。这位堂兄叫吴英军，是吴佩煜伯父的大儿子，他和一位来自泰国的华侨女青年结婚后，解放前就从上海去泰国定居了，吴孟超夫妇从此与这位堂兄再也没有任何通信往来。吴佩煜的伯父吴仲仑住在上海瑞金二路新北里81号，原来也是铁路局的职员，后退休在家，因患胃溃疡曾在长海医院做过手术，前些时候又得了肺癌，吴孟超帮他诊治过。堂兄听说了此事，从泰国寄了一点钱来略表谢意。这本是家属中的一件小事，但在“文革”中发现了新的海外关系，岂不是增添了“里通外国”的分量？作为头戴“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军医，吴孟超已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岂敢与泰国的堂兄再沾边？与妻子商量后，主动将钱和信全都交给了组织，并专门写了报告，详详细细地向组织作了汇报，表示由于对吴英军的一切情况不了解，不能收下这笔钱，哪怕是一分钱也不能收，把它们都交给组织上处理，并提出如组织上处理有困难，是否可以交还给吴佩煜的伯父。这样一件小事，从今天看来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年头，只能这么滑稽地处置了。这说明吴孟超由于有侨居海外的经历，心里的压力有多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