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喜临门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三喜临门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吴孟超自进入二军医大后，喜事一个接着一个来，他与谈了10年恋爱的吴佩煜结婚当然也属于大喜之事。

吴佩煜大学毕业后，1949年就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当上了住院医生。这时吴孟超则在二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当住院医生。两人从1941年在云南宜良狗街的同济大学附中成为同学而相识、相爱，到1951年已谈了近10年的“马拉松”式恋爱。按理说，这两位年龄都到了二十九岁的大龄青年的结合，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可吴孟超和吴佩煜的结婚，还是闹出了一个“小插曲”。

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吴孟超和吴佩煜向领导打报告申请结婚，郑宝琦主任倒是挺理解的，可是医院领导没有批准。因为那时几乎所有医院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住院医生不论年龄多大一律不准结婚。多少年来大家一直默守着这一条不成文的又不人性的规定，且成了习以为常的、不可变更的传统。虽然它的本意是为了让年轻的医护人员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却不免有悖于人性的基本需求，而且违背了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医院里的大龄青年都寄希望于“胆大”的吴孟超能勇敢地冲破这个老框框，成为第一位“吃螃蟹的人”，为同龄青年带个头。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刚颁布，按《婚姻法》的规定，他们早就符合结婚的条件了。吴孟超是个处事很有原则的人，他注意到，医院的规定里有这么一句话：本规定内容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以法律为准。于是，就打了个结婚报告，在得到郑宝琦主任默许的情况下，就直接递给院长和政委了，因为那时科里是不敢批的。吴孟超的胆子也真够大的，竟敢僭越，一竿子捅到底。可是，这份结婚报告呈上去之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吴孟超天真地以为，我们的婚姻是合法的，国家的法律总大于医院的规定吧！

善解人意的郑宝琦主任给了吴孟超一个月的假期，实际上是默认他去度婚假的。(www.guayunfan.com)在领导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和吴佩煜不仅去民政部门登记了结婚，还由同学们帮助操办，每位同学拿出4元钱，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那个时候的4元钱也确实很顶用，集几十位老同学和同事的贺礼，竟然能在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24层的顶级国际饭店举办婚庆宴席。当然，他们那时也曾给院领导发了请柬，不过领导都没来。

当吴孟超办完婚礼回医院上班时，院长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很诚实地回答“我结婚去了”，居然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新婚没几天，在新郎吴孟超接到这个处分通知后，一点没有惊讶，也没有什么难受，这是冲破不人性化的陈规陋习的必然。因此，连爱人吴佩煜及同事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错误。果然，过不了多久，这个处分就被撤消了。直到今天，吴孟超还会为当年因举办“没有获得领导批复的”婚姻而被记过的事而爽朗地大笑。“这个只能当作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能让人回忆起来开心大笑的小插曲吧！”

新中国刚成立，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吴孟超婚后的生活也相当艰苦。医院最初分给他们居住的只有一间房子。吴佩煜工作的单位是在上海西南角的长乐路上，离位于东北角翔殷路上的二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路途可谓“遥远”，加上吴佩煜的临床工作特别忙，白班夜班轮换倒，要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生了第一个女儿后，由于早产，孩子在婴儿室足足呆了半年才接回家里来。吴孟超天天上班，吴佩煜又不能天天回家，只好请了个保姆带孩子。他们那间房外面有条走廊，夜晚保姆只能睡在走廊里。做了父亲的吴孟超怕保姆白天累了，晚上自己带孩子，在紧挨着大床的旁边支起了一张童床，他一边轻轻地摇着，让孩子在微微摇晃中甜甜入睡，一边做着自己的事情，或查资料，或看书写文章，或整理病历……还有一件事是他要做的，那就是给婴儿换尿布。

1953年吴佩煜通过“互调”的方式，从第一妇婴保健院调到了二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从此也成了一名军医，他们才结束了“两院分居”的局面。

由于吴孟超和吴佩煜都是住院医生，以后按规定医院调整了他们的住房——一套两居室。那时吴佩煜的父母退休了，也迁到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祖孙三代七口人，外加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住得十分拥挤。吴孟超和吴佩煜有时不得不在值班室里过夜。后来还是邻居借给了他们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这才解决了他们的栖身之处。

1955年吴佩煜到江湾医院轮转，三个女儿同时出麻疹，当妈的急得不行，但医院里又不准她请假回来照看，幸亏一位小儿科大夫曾是吴佩煜的同学，每天给三个小囡诊治……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当时，他俩的工资也不高，养活一大家人，经济上相当拮据。吴孟超和吴佩煜每月的工资领回来全交给父亲，由老人家管账，吴尧叔处处精打细算，连每天给三个小囡吃几块饼干、几块糖都列入家庭经济计划之内。吴孟超值夜班每晚有五角钱的加班费，吴佩煜在江湾医院轮转半年，夜班补贴有一角五分，他们夫妇连把值夜班的加班费都节省下来补贴家用。有一年吴孟超的胃炎发作，吃了一年的病号饭，没有钱，就把自行车和收音机都卖了。实在紧了还得借钱维持日常开支。工会见他们家生活困难，有意适当补助一些钱，吴佩煜把困难补助金的申请单拿回家来填，吴孟超见了就说：“我们家有什么困难?三个小孩都喝着牛奶呢!”那时，夫妇俩常熬夜为《大众医学》杂志写科普文章，一来是一种学习，二来文章发表后可以挣得一些稿费，虽然稿酬低得可怜，但对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开支不无小补。

吴孟超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工作分外努力，受郑宝琦主任的厚爱与点拨，在外科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年，吴孟超要在二军医大附属的第一（即现在的长海）、第二（即现在的长征）和江湾三家医院轮转，所以实践的机会很多，临床经验也积累得很快。

除了认真钻研医疗技术，吴孟超在政治上也严格要求自己，入党申请书写了一次又一次。海外关系成了他入党的一大障碍，为了向党组织表示决心，吴孟超主动把父母和弟弟过去的来信全部上交，并忍痛中断了和马来西亚家人的联系。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非人性化的，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甚至是不近情理的，但在50年代要求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如此。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福音，表明中央已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制订了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计划，以及让专业技术人员参军的计划。这个历史的机遇让吴孟超抓住了。

这一年，对吴孟超来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三喜临门精神爽：

3月28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月12日，被批准参军，并被授予大尉军衔。

同年，职称获得晋升，由住院医生提升为主治医生，可以独立开展工作了。

这在同时参加工作的医生当中，可算是佼佼者。

然而，就在吴孟超春风得意的时候，从马来西亚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1957年，吴孔钦患胆囊结石，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手术没做好，引起胆漏、黄疸而逝世。吴孟超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十分悲痛，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这种病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完全能治好。可是，父亲当年不可能回到国内来，让做外科医生的儿子来治好他的病。再说，那时对因私出国控制极严，作为一名军医，吴孟超也根本不可能出国，为患胆结石的父亲去动手术。要知道吴孟超的父亲患的只是一种并不难治的胆囊疾患而已。

吴孟超心如刀绞。在父亲生前，他还没有来得及尽孝，父亲死后，也只能遥拜南天，用话语来慰藉父亲的亡灵：“阿爸，你放心吧!儿子没有辜负您和阿妈的期望，儿子已经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今后我还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