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先进事迹巡讲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吴孟超先进事迹巡讲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2011年9月19日，笔者亲眼目睹了吴老为一位肝癌患者切除10厘米×12厘米肿瘤的全过程。吴老精神矍铄，手术干净利落。

九十高龄的医学大家从事临床的已鲜见，而上台操主刀的恐怕绝无仅有了。

为什么一位九旬老人会这么执著？

这个问题，笔者在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人群中都曾提出来，希望获得有见地的回答。要圆满寻求解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从2011年吴孟超赴各地巡讲的报告中，我们兴许能找到答案。

根据胡锦涛主席的指示，第二军医大学组建了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于2011年5月10日至20日，分别在北京、兰州、重庆、广州、上海等地作了巡讲。6月7日吴孟超又回母校——同济大学、6月15日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以及6月19日在他的原籍——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州，分别作了巡讲。听众被吴孟超院士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理论与临床创新的杰出成就、倾心为民的大医风范、无私育才的高尚情操、奋斗不止的战士精神所深深感动，会场不时响起如雷般的掌声。(www.guayunfan.com)2011年5月10日，由中宣部、卫生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上海市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

吴孟超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王红阳、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职员王甜甜分别作了报告。

读了这些报告的全文，笔者的心震颤了。由此可以想见，身处报告会现场的听众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说实在的，按惯例书写这样一场报告会，应该把报告人的话语拆散重组，添上评论，可写得传神动人。但又一想，什么叫“原汁原味”？什么叫“研究报告”？留下的应该是本初的、原始的素材。纵有生花妙笔，也远不及五位报告者原生的文字和逻辑更真实、更动人。为此，我想还是不折不扣地附上这五篇报告的全文，让大家来细细品味吧！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少将报告的题目是“爱党爱国爱民的杰出院士”：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吴孟超同志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几十年来，这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感召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作为一名肝胆外科专家，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是我军一级英模，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他“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作为一位快九十岁的老专家，他目前仍然坚持在临床一线，仅去年就主刀手术190台。

吴孟超以挽救无数病人的生命创造了奇迹，而他自己传奇的一生，本身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想知道，吴孟超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是他的智慧与学问？是他的医德与医术？还是他的勤奋与健康？应该说都是，但又不全是！纵观吴孟超的一生，他创造奇迹的根本动力，是他那种“爱党爱国爱民的情怀”。正因为他对党爱得执著，他把为党增光作为最高的荣誉；正因为他对祖国爱得深沉，他把为国争气作为毕生的追求；正因为他对人民爱得真挚，他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幸福。为此，吴孟超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创造了一生。

吴孟超是一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

他说：“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这句话，来自于吴老的切身体会。

吴孟超5岁时，随母亲漂洋过海，投奔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抗战爆发后，17岁的吴孟超放弃去英国读书，回到战火纷飞、灾难深重的祖国。

吴孟超告别父母回国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途经越南西贡，要中转签证，白人在入境表上签个字就过去了，吴孟超也准备签字时，却被法国签证官大声喝住：“你不能签字，你要摁手印！”

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吴孟超说：“我是读书人，我能签字。”对方说：“这是规定，黄种人一律摁手印。”吴孟超大声说：“我是中国人，我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对方说：“不摁手印，你就滚！”

急切想回到祖国的吴孟超，含泪摁下了屈辱的手印。

吴孟超说，他一生醉过两次酒，一次是抗战胜利，一次是上海解放。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一洗他心中“摁手印”的屈辱，深感做主人的自豪。吴孟超后来回忆说，自从见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他就对共产党特别崇敬，立志要当一名解放军的外科医生，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今天，吴孟超已是有着55年党龄和军龄的老党员、老军人，他一生忠诚自己的信仰、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一生中有过两次宣誓：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诺言！”

“文革”期间，吴孟超因归侨身份，党籍被挂了起来，他曾伤心地痛哭。但哭过之后，他仍然发自内心地爱党信党，仍然坚信自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仍然按时交纳党费，仍然按照党的宗旨和党员义务做事。因为在他心中，共产党员不仅是个身份，更凝聚着他的信仰，寄托着他的灵魂。

吴孟超一生以自己是一个医生、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更是用实际行动捍卫这个信仰。

近年来，吴孟超筹建肝癌诊疗中心，得到了多方支持，但经费仍有缺口。有人建议，别守着金山不去挖，你们医院的肝癌治疗费与其他医院相比太低，放开一点，钱就来了。这话说的人多了，他就急了：“我们坐堂行医，坐的是共产党的堂，行的是老百姓的医。”他说医疗费长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可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大楼盖起来了，肝癌诊疗中心建好了，老百姓却看不起病，我吴孟超是不会安心的。

其实，吴孟超也有着难言的心痛。他清楚地记得，17岁那年，当回国的轮船开动那一刻，父母带着年幼的弟妹，泪流满面地与他挥手告别。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与父母的诀别！40多年后，远在马来西亚的弟弟，偶然从一张香港报纸上得知，中国有位叫吴孟超的“神医”，便来上海找到了吴孟超。吴孟超这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也卧病在床。他立刻办理出国探亲手续，并让弟弟先给母亲带去了三件礼物：一对玉手镯，一双绣花鞋，一盘介绍自己生活和医学成就的录像带。老母亲收到儿子的录像带，一遍遍地观看，一遍遍地流泪。不停地说，孩子能为国家做这么大的事，我死也瞑目了。就在他准备启程的时候，老人抱着儿子的礼物含泪去世了。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永远的愧痛，但他把这种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把对父母的爱，全部投入到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之中。

每当有重大灾害发生，他都积极参加医疗救援。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他心急如焚，积极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临床一线。抗击“非典”期间，他坐镇发热门诊，收治患者。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87岁高龄的吴老，要求带医疗队奔赴一线，因年事高，组织上没有批准，他就通过网络视频会诊，为前线服务。他还以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的名义，向灾区捐献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在吴孟超的心中，始终涌动着爱党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经久而不衰，逢机遇而勃发！

吴孟超是一位勇攀高峰、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家。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2005年，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40多万人患有肝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还没有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肝癌的防治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当时，一个日本专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想赶上我们的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强烈的使命感，使年轻的吴孟超立下壮志，坚定地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

他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1958年，吴孟超与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三人小组”，依靠独立自主的研究和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从此，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1960年，吴孟超主刀实施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

他创造了我国肝脏外科手术的经典方法。1963年，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同年，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闯进了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在肝脏外科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时至今日，吴孟超已经做了一万四千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九千三百多例，成功率达到98.5%。这一系列成就，使我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推动了我国肝癌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吴孟超深知，光靠手术治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带领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向肝癌的主动预防、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进军。他带出了260多名研究生，开展了肝癌基础治疗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在肝癌信号转导、免疫治疗、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医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关键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学科建设上的显著成就，使吴孟超成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享誉中外的医学大家。

吴孟超是一位倾心为民、德技双馨的一代名医。

他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高尚的医德。吴老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他每次接诊，都对病人亲切地微笑，聊聊家常，拉近与病人的距离。冬天查房，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捂热，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还常常用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做完检查，他也不忘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还摆好床下的鞋子。每年大年初一，吴孟超都早早地来到病房，给住院病人一一拜年，送上新春的第一声祝福。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老说：“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非常感动。这就是吴老，他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想方设法为病人减轻负担。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便宜的药，尽量减少重复检查。医院财务上算过一笔账，这样做，一年就能给病人节省7000多万元。至今，吴孟超做手术还沿用手工缝合的传统做法。他说，器械缝合固然很好，也省事，但“咔嚓”一声，一千多元就花掉了，这可是一个农村孩子读书一年的费用啊！用手工缝合，医生是辛苦一些，但病人一分钱也不用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摇钱树。我们是军队的医院，必须带个好头。吴孟超一生行医，最痛恨医生收病人的红包。他常说，病人生病已经很不幸了，如果再收他们的红包，于心何忍啊！

很多群众说，我们从吴老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医疗界的良心和光明！

吴孟超是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战士。

早已功成名就的吴老，在不少人眼里，本可以选择尊荣，选择享受，选择超脱，甚至还可以选择很多，但他选择了继续前行。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战士，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他总是那样不知疲倦，仍然每天按时上班，很晚下班。仍然出门诊，做手术，最多时一天要做三台。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到上海时，他的腿迈不动了，是随行的同事把他搀下飞机，用轮椅推上汽车，护送他回家。老伴和女儿看到他那么疲倦，恳求他，不要再拼命了。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是身倦心不倦，有事情做，我内心很充实，很快乐。”

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事业的顶峰了，可他没有停步，他联合汤钊猷、顾建人、王红阳、杨胜利、闻玉梅、郑树森等6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前，他正在领导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按照吴老的设想，再用5到10年时间，使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再降低15%，治愈率再提高15%；通过30到50年的努力，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使人类最终战胜肝癌！

各位领导、同志们，这就是吴孟超院士，一个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深爱着祖国的忠诚赤子，一个心里永远装着患者的医生，一个至今仍然在科学道路上冲锋不止的老兵！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王红阳院士报告的题目是“一代宗师的师道情怀”：

我是吴老的学生，也是他的战友。在我们的眼里，吴老的高贵品质、渊博学问、大家风范和可贵精神，是一本厚重的书，一生也读不完。特别是吴老呕心沥血培养我们的师道与情怀，让我们一生受益、终身难忘。

吴老总是那样登高望远，最令我佩服的，是他那放眼未来早抓人才的远见卓识。

吴老在培养人才上，总是看得那么远、那么准。大家有口皆碑的，是他在关键时候作出的三次重要抉择。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吴老探索总结的“吴氏刀法”名声大振，他主动提出要开办进修班，让其他医生也学会这项技术。有人提醒他：“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教给别人，你的优势就没了。”吴老却说：“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只有把技术贡献出来，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他自编教材，亲自示范，把他独创的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位进修学生，带出了一千多名“吴氏刀法”的传人，四十岁的他已是桃李满门。

第二次是1978年。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由于“文革”阴影尚在，不少教授心有余悸。吴老却立即提出申报肝胆医学硕士点。一向支持他工作的老伴，劝他再等一等。吴老激动地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十来年，事业急需人才，不抓住这个机会，要后悔一辈子！”他第一批申报了硕士点，第一批招收了研究生，此后又第一批申请成立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得益于吴老的积极带动和推动，我们的肝胆外科专业至今已培养了500多名研究生，仅院内就是人才济济，几代同堂。

第三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发展很快，吴老备受业内推崇，这时他提出，把人才培养的重点，转移到基础研究上。不少人担心，这样会不会把我们临床治疗的特色和强项削弱了。吴老说：“开刀治疗，顶多开一个救一个,只是治标的措施，要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找出彻底治疗肝癌的办法，必须培养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他主导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创建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并有计划地派出和引进高级人才。时至今日，我们医院已有20多人分别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一个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基地出现在一所临床医院，其意义不可估量。

今天，我们提起吴老这三次抉择，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这种远见卓识，来源于他对祖国医学事业的深深热爱和极端负责。也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由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吴老总是那样独具慧眼，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不拘一格举贤荐才的伯乐风范。

在肝胆外科领域，有不少领军人才，是吴老从普通学生和普通医生中发现、培养起来的。1987年，我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普通大夫，到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做会议的秘书工作。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老，会后找到我，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他和他的导师裘法祖教授联名推荐了我。我非常意外，问他：“您怎么会想到我？”他说：“这次会议，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外语水平不错，工作认真细致，科研思维也好，我们的基础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

一次并不经意的接触，得到一次格外垂青的推荐。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机遇，使我走上了肝脏医学基础研究的道路。

1996年冬天，我正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一天下午4点多，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要来看我。当天正风雪交加，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我想吴老年纪那么大，天气那么冷，路上到处是冰雪，便急忙说：“老师，还是我去看您吧。”吴老说：“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到了再谈，你在家等着，我已经出发了。”我左等右盼，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吴老的头发、眼镜、衣服、鞋子上都是雪花。因为下雪，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走了6个多小时，望着几乎成为雪人的老师，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吴老来不及拍打身上的雪，便说：“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要把你请回国内，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

说实在的，回国是我早有的想法，可是那时手头上的课题还没做完，带的研究生也没毕业，这个时候走得了吗？

吴老看出了我的犹豫，说：“德方的工作，我们来做，你就不要顾虑了。”

他接着又说：“回来工作，刚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国内的舞台很大，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也很想和你合作做肝癌的研究。”

我是吴老亲自推荐出国学习的，现在他又为了我的事远道赶来，说得这么真诚，我还能犹豫什么呢？我当即答应了。

不久，我带着整整一集装箱的资料和仪器，回到了母校。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亲自帮我解决了场所、设备、人员、经费等种种难题。不到一年，我主持的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进入全军重点实验室行列。不到两年，我的研究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此后，又一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老的爱才之心、惜才之情，远不止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他手把手带出的外科专家，他倾心扶持的青年才俊，他关爱培养过的学生弟子，国内国外能听得到、看得到，但一下子很难数得清。

吴老总是那样甘为人梯，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那鼓励学生超越自己的博大胸怀。

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老亲手创立的经典手术方法，被我国肝脏外科沿用了几十年。有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到，这项技术还有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考虑到这是老师的成就，不敢贸然尝试。吴老知道后，热情地鼓励说：“后人有质疑前人的胆识，学生有超过老师的勇气，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去试。”

得到吴老的支持，学生们迈开了创新的步伐。2004年，周伟平教授发明了“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2006年，杨甲梅教授发明了“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地得到发展，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

为了鼓励创新，吴老用个人积蓄30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这是国内首个、也是最大的肝脏外科专项基金，如今总额已有1000多万元。2006年，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又把国家奖励的500万元、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出来，用于奖励和资助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

开明的师长，良好的条件，宽松的学术氛围，孕育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华。2000年以来，吴老带领的团队，取得了56项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发表了1000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64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吴老总是那样与时俱进，最令我叹服的，是他那敢闯新路培养人才的大家气魄。

1995年，吴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访问，看到这个所的实力雄厚、水平很高，了解到我的研究课题前沿性很强，便对我说，这里的条件好、水平高，如果我们能跟这里合作，多送一些人来学习，那多好啊！他主动拜访当时的所长乌尔里希教授，提出合作培养医学人才的设想。吴老讲，我们有世界上惟一的肝胆专科医院，有最丰富的手术案例，有最大的肝脏样本库，如果能合作培养人才，一定能够互利双赢。一番话，激起了乌尔里希教授浓厚的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这个世界顶级的研究所携手我们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那一天，吴老特别开心。借助这个平台，我院已有50多名研究生被派往国外进修深造。

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郭亚军教授，也得益于吴老在培养上的敢为人先。1989年，郭教授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学习进修。就在他的肝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时，归国的日期到了。当时，国内还不具备让郭教授继续进行研究的条件。如果他中断研究回国，对本人发展和肝癌免疫治疗研究都是一个损失；如果不按期回国，又会违反规定。面对两难选择，吴老十分焦急，找来政策研究，多方请教协调，最终拿出了一个高招：在我院建立中美合作分子肿瘤实验室，让郭教授领衔负责，每年回国工作四五个月，其他时间仍在美国进行研究，得到了上级批准。这种基础研究在国外、临床研究在国内的“哑铃模式”，军委首长给予充分赞许，并在全军推广。

继中德、中美合作后，吴老又推动建立了中日合作内镜实验室、沪港合作基因病毒研究室，更多的合作课题、资金、师资和设备引入国内，肝胆医学人才培养的路子越走越宽！

我们庆幸，能有这样的一代宗师带领，在医学科学的坎坷征途上一路向前。我们自豪，能与这样的科学大家同行，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拼搏奋斗！

吴老，我们的恩师，今天，我要再一次地说一声：谢谢您！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程月娥护士长报告的题目是“手术台上的精神之光”：

我是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吴老作为一名肝胆外科专家，手术室是他活动的主要舞台，是他与病魔争夺生命的主战场。我有幸从1986年开始，担任吴老手术的器械护士，配合他做了5000多台手术。在25年的近距离接触中，吴老在手术台上展现出来的大医风范和可贵精神，一直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很多人都想知道，吴老的手术成功率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做得又快又漂亮。我很清楚，他不完全是靠技术，更不是靠运气。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待每一台手术都极其认真负责。吴老常说，每一台手术都牵系着患者的生命，容不得丝毫疏忽。我最钦佩他那种严谨求实的精神。

尽管吴老医术高超、经验非常丰富，但他对每一台手术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不管这个病人是谁，不管病情轻重，不管病人的CT、磁共振等影像检查结果多么肯定，他都要在动手术的前一天，再次和B超室的医生做一次术前病灶确认，上手术台之前，还要在看片灯上再次查看病变部位，验证一下，好做到万无一失。

当遇到比较复杂的病情时，吴老一定要召集专家会诊。一次会诊不满意，就再来一次，甚至换一批专家会诊，充分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直到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预见到，把各种应对措施都制定好，他才会上手术台。

我想，这就是吴老的手术为什么总是做得那么好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我每次跟他上手术台，心里就很有底气。

去年冬天，上海有个肝癌病人，在一家医院做手术，腹腔打开后，医生说，这个肿瘤靠腔静脉太近，没法切，我们这里正好有肝源，建议做肝移植。病人经济条件不允许，医生就把刀口又缝上了。他的家人不甘心亲人就这样等死，找到了吴老。

吴老仔细研究了病人的资料，觉得切除肿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他没有轻易动手，而是两次组织专家会诊，并把病人的亲属请到会诊现场，详细地了解病人的情况，每次会诊都用去了很长时间。吴老这样严谨负责，几次把病人亲属感动得流泪，他们说：“吴院长，我们先来找您就好了。你们这样认真，我们到这里看病，就是治不好，也认命了。”

手术那天，吴老早早就来到手术室。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一个人面对墙上的看片灯，就像指挥员站在地图前，研究进攻路线，我立刻就感到了一种战斗气氛。

手术开始了，这时，我注意到吴老十分从容，上台、开腹、探查、剥离、切除……流畅地操作着，一切就像以往做过的无数例高难度手术那样，最后是有惊无险，成功地把肿瘤切了下来。走出手术室，摘下口罩的时候，吴老轻轻地说了一句：“比我想象的容易。”就这轻轻的一句，忽然让我非常感动，没有百遍千遍的琢磨，哪有吴老所说的“容易”？

42天后，病人平安出院了，他拉着吴老的手说：“我这条命是您给的，您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救命恩人！”

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吴老成功地做了不少堪称“中国第一”的手术，来医院手术室后，又亲眼看见他做了许多别人从没做过的手术。很多人说，他有做手术的天赋。我很清楚，比他的天赋更为宝贵的是，他总以开放的胸襟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他那虚怀若谷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教育。

吴老有个学生叫陈训如，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工作，最早在我国应用腹腔镜开展腹部手术，并取得明显效果。吴老感到这项技术很好，提出派人去学习。有人说，在国内，我们医院是领先的，有必要去学他们的吗？吴老说：“不能这么讲，只要是先进的、对病人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学。”陈训如听说吴老要派人来学习，连忙打电话给吴老说：“您就别派人来了，还是我去上海给您汇报吧。”吴老说：“这项技术你运用得早，你就是老师嘛！这次我派人先去学，过些日子，我也要去学的，你可不要留一手啊！”正是在吴老的倡导和带动下，我们医院在国内最早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肝脏手术上。

1994年2月，一位19岁的大学生遭遇车祸，被急送到我们医院，当时昏迷不醒，已处于休克状态。经诊断，这位大学生腹部闭合伤、肝脏破裂、颅脑外伤，生命危在旦夕。吴老和专家们紧急会诊，感到病人伤得这么重，如果实施开腹手术，他将难以承受。吴老决定立刻施行“腹腔镜下肝破裂修补手术”，经过多名医生的全力抢救，只用了90分钟，就补好了全部裂口，止住了肝脏出血。学来的这项新技术，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让我特别佩服的，还有吴老那种面对险情不回避的敢于担当的精神。外科医生在手术中，遇到处理不了的意外情况，需要其他医生来救场，这是免不了的事。不过近些年，由于医患纠纷增多，担心出了问题责任不好划分，愿意主动救场的医生渐渐少了。但在吴老这里，不管哪个医生求援，他都是随叫随到。他还专门定下一条规矩：“任何时候、任何人，只要遇到处理不了的问题，不管我在干什么，都要及时向我报告，我会立即赶来支援。”

记得一天中午，吴老刚做完一台大手术，出来路过2号手术间时，从里面跑出来的护士告诉吴老：手术大出血了，正在抢救！吴老一听，转身就冲进房间，只见手术台上病人的腹腔内都是血，止血的纱布已经用了200多块，地上4个2500毫升的大玻璃瓶都装满了血，眼看情况就要失控，看得出来，主刀医生有点顶不住了。吴老立马上台，果断剪下两根纱布带子，沿着血管瘤和正常肝组织的分界线，迅速把出血部位捆扎起来，巧妙地缓解了出血。要知道，用纱布带子捆扎肝脏的出血部位，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规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做的。那一幕，至今想来都让人惊心动魄。事后我问吴老：“您当时想没想过，如果抢救失败，可能毁了你一世英名啊！”吴老一听这话，脸就板了起来：“是我的名声要紧，还是救病人的命要紧？”那一刻，我觉得，吴老虽然只有1米62的身高，可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让我们感动不已的，还有吴老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他都快九十岁了,现在每年还做近200台手术，在很多人听来，这绝对是个传奇。看他这么大年龄还坚持做手术，我也曾劝过他：“吴老，您已经功成名就，啥样的奖励和荣誉都有了，干嘛还要这样辛苦自己？”每当我说这个,他总是笑笑说：“我从二十几岁做手术，已经几十个年头了，习惯了这里的氛围，甚至气味，只有站在手术台前，我才觉得踏实，才觉得自己是年轻着的。”

也确实有些神奇，吴老一上手术台，人就像换了一个样，平时握笔有些抖的手，一握住手术刀就不抖了，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不少。其实，从近处看他，我还是能看出他的吃力来。有一次，手术结束后，我看他非常疲惫了，就扶他在手术椅上坐下来，轻声问他：“很累了吧？”

他沉默片刻，叹口气说：“唉，力气越来越少了，确实累了。”

我说：“累了就少做一点吧！”

他说：“你看这个病人，才20岁,大学刚读了一年,多可怜，再累也得做啊！”

这时，我看到，靠在椅子上的吴老，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他说：“小程啊，我的有生之年怕是不多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不要慌张，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些，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我听他说这个，眼泪立马下来，急忙打断他的话：“您可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您一定得长寿，多少病人等着您去救他们的命啊！”

我非常庆幸，能在吴老领导下的医院手术室担任护士长，能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济世名医共事多年，能从最近处感受这位医学大师献身医学事业的宝贵精神。

如今，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心里默默地为他老人家祈福，愿他保重身体，尽量不要这么劳累，愿他开开心心，健康长寿！我想，他挽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上苍一定是厚爱他的!

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社职员王甜甜报告的题目是“吴爷爷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大家好！我叫王甜甜。七年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体重莫名其妙地增加。当时我妈妈来北京打工，看到我腰身臃肿，背上却瘦得都是骨头，就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妈妈单独叫去。当妈妈从医生那里出来，脸色煞白，却还微笑着对我说：“甜，没事，医生说，是肝里长了个良性的瘤子，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我从没见过妈妈的脸色那么难看，我不知道医生给我妈妈说了什么，但我预感到不好。我也不敢多问，怕问出什么来我承受不了。

可是，我们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都没有人敢为我切除这个瘤子。妈妈再也瞒不住我了。妈妈曾经是纺织女工，很早就下岗了。妈妈一辈子都是站着上班的，那时为了救我，见到医生就下跪。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肝脏中部长了个血管瘤，快有足球大了。这个位置好比肝脏的“心脏”部位，被很多大小血管包绕。如果手术动进去，应对不了大出血，生命就会在手术台上结束。如果不动手术，生命也可能随时结束于瘤体血管破裂。

我一下子懵了，刹那间天旋地转，瘫倒在地。“晴天霹雳”，这个原本只在小说里读到的词语，真实地降临到我头上。我才21岁啊！还没有完成学业，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尝过爱情的甜蜜，生命却要走到尽头？我真的不甘心啊！

妈妈把我带回湖北老家，爸爸妈妈又带着我到武汉、广州等地去寻医求治，到哪里都找最便宜的旅馆住。有的医院也很重视，组织了会诊，最后都觉得切不了这个瘤子。都说，要保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试试：做肝移植。

做肝移植要30万元，30万元如果能换一条命，听起来不算贵，可是我爸爸工资每月只有一千多元，妈妈到北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我读大学。现在到处求医，已经是借钱治病。爸爸决定卖房子，可是我家房子差，开价15万元还没人要。就算卖了房子也凑不够钱！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父母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可是就算借债换了肝，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后续的抗排异治疗还要高昂的药费，到哪里去找？如果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爸妈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死都不会瞑目啊！万般无奈中，我在媒体上发出求救信：“谁能出钱救我，我愿‘典身’10年！”媒体的叔叔阿姨为了救我，他们说：“典身救命”，这是一个青春少女对生的极度渴望！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好心人在网上留言：“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吴孟超教授，他也许能让你起死回生。”我们立刻上网查看吴教授的情况，看到了一线生机，连夜赶去上海，最先接诊的是姚晓平主任，接着见到了吴爷爷。吴爷爷听完叙述，看完片子，拉着我的手和蔼地说：“你叫甜甜？”

我点点头。吴爷爷说：“甜甜，不要怕，咱们一起和病魔斗一斗，相信会有办法的！”

吴爷爷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最后决定：不做肝移植，就用手术切除肿瘤。

2004年9月24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却以“再生”的含义，深深地刻在我生命的年轮里。那天，我被推出病房去做手术的时候，因为知道我的手术风险非常大，同楼层很多病友都来送我，说：甜甜，你一定能回来！8点30分，我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突然看到了爸爸妈妈那万般不舍无限留恋的眼神……几个月来，妈妈始终没有在我面前流过一滴泪，现在，妈妈的眼泪和哭声瞬间就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生离死别”，我年轻的生命从未有过的一种体验，像闪电一样闯进我的头脑，我也紧紧攥着爸爸、妈妈的手不放。我知道，这很可能就是看爸爸妈妈最后一眼了。我被推进手术室后，还留恋地看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这年吴爷爷82岁，姚晓平主任69岁，共同主刀为我做了手术。两天后，我从深度昏迷中醒来，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吴爷爷就站在我眼前，慈祥的脸上满是笑容，他轻轻地对我说：“甜甜，你没事了，你没事了。”

我仿佛在梦中。吴爷爷又说了一遍，说得非常肯定。

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我的生命还在，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看到眼前满面笑容的吴爷爷是有光芒的。

妈妈告诉我，那天的手术，从早上8点50分做到下午近7点，整整10个小时，吴爷爷一直站着，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摘除的瘤子有9斤重。妈妈还告诉我，你做完手术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后，仍然非常危险，心跳一分钟170下，真吓人啊，吴爷爷把长海医院心内科专家请来照护你，如果不是这样周密细心的救护，你活不过来。

爸爸对我说：你要永远记住，是吴爷爷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恩重如山，恩同再造啊！

两个月后我康复出院。那天，我非常高兴，吴爷爷也很开心，他说：“甜甜笑得真甜！”是啊，病好了，我又可以继续上学了。大学毕业后，我到一所学校当上外语教师。随后，遇到了爱我的男朋友。2009年，我们选择了9月24日，这个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我和心爱的人携手走上了红地毯。

其实，像我一样幸运的人还有很多。住院期间，医生和护士们常鼓励我不要怕，做了手术，就会好起来，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他们还给我讲了不少故事。

有一个女孩的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她就是这个医院里的护士，叫娜娜。她与我同龄。她的父母是舟山岛上的渔民。1983年，父母抱着她找到吴爷爷时，她才四个月，肝上长了个大肿瘤，已经四处求医无人能治。

吴爷爷给她做了全面检查，确定她长了个“肝母细胞瘤”。如果手术切除，

小娜娜年纪太小，体质太差，细小而脆弱的血管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手术。但如果不做手术，肿瘤将很快夺去这个婴儿的生命。

吴爷爷主刀成功地做了这个手术。护士们告诉我，这是个世界之最，在世上目前的肝脏手术中，吴爷爷为年龄最小的患者成功地切除了这个肝母细胞瘤，瘤子重达一斤二两，体积比婴儿的脑袋还大。

娜娜长大了立志学医，初中毕业考上卫校，卫校毕业后，18岁的娜娜带着深深的依恋和多年的理想，来到17年前给她第二次生命的吴爷爷面前，希望能在吴爷爷身边当个护士。吴爷爷很感动，破例给护理部打招呼，就这样，娜娜成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一名护士。我住院的时候看着她，感觉她就像天使，我由衷地羡慕她。

在吴爷爷救治的肝癌患者中还有个世界之最,是个男性患者,他是目前世界上肝癌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

他叫蒋声和,1966年患病时，是浙江金华的一名工人,吴爷爷和陈汉医生联手，为他切除了5个肿瘤，最大的一个直径有20多公分，小的4个也有鸡蛋大。蒋声和出院后，吴爷爷一直牵挂着他，嘱咐他每年都要来复查。1998年，蒋声和69岁的时候，肝癌复发了。

肝癌复发后的再次手术，风险极大。吴爷爷与陈汉医生再次联手，为蒋声和切除了复发的肝癌。至今又过了13年，蒋声和已经82岁，仍然健在。在首次肝癌手术后，他已经生活了45年，这对人类与肝癌作斗争，是个极大的鼓舞。

2001年，吴爷爷80岁生日，蒋声和兴冲冲地来为他贺寿，到吴爷爷家，发现前来贺寿的有五个是和自己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吴爷爷关心照护的肝脏肿瘤患者。

我也是吴爷爷多年来关心照护的患者之一。住院期间，我听吴爷爷对学生说过，都说医学是自然科学，在我看来，更像人文科学，你不是跟机器打交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处。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天职。一人生病，全家痛苦，有的还很穷，我们不能欺骗，更不能欺诈他们。

在患者心中，吴爷爷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人。他尊重每个生命，不离不弃，真正做到了超越血缘亲情，不分贵贱尊卑。多年来，吴爷爷的故事和他说过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我深深感到，吴爷爷不仅给了我身体的第二次生命，也使我的精神和灵魂如同获得再生。

它让我思索，人应该怎样活着，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珍惜吴爷爷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更珍惜生命的意义！

最后，由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作了“我的几句心里话”的答词：

刚才，几位同志介绍了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和老师，看病、治病、做学问、带学生，是我的本职工作。有许多同行，他们做得比我好。我们有不少新的技术，就是向同行们学习的。党和人民却把这么多的荣誉给了我，2006年1月9日，胡主席就在这里，亲自给我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今天，党和人民又给了我这么高的褒奖，我心里很不安。这些荣誉和褒奖，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张晓华、胡宏楷、陈汉，以及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这些年，遇到不少年轻的朋友，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谈论知识分子的价值，还问我有些什么成功的秘诀。回顾我的一生，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热爱党，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热爱军队！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我的体会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

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人生的意义。

看来，我这一辈子是放不下手术刀了。我曾反复表达过个人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它凝聚着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有很好的体现。

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我这几条路走对了，就是秘诀。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可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

读了这几篇报告，相信大家对以上的疑问也应该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