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开门办学”的师生陆续回西安后，吴孟超继续从事日常的教学和医疗工作。由于运动破坏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闹哄哄的混乱一时难以扭转，加上二军医大迁到西安不久，还处于人生地不熟的境况，因此正常的医疗、科研和教学的局面总是难以打开。
而让吴孟超最牵肠挂肚的，依然是他曾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肝脏外科。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三人研究小组”这支队伍散了，科研项目都被撤销了，科研经费也分文没有了。眼看运动还没完没了，肝胆外科的事业何时又能东山再起？吴孟超除唉声叹气外，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几年在黄土高原上为开门办学而走村串乡的一幕幕，如电影般在眼前活灵活现：广大农村的饮食和卫生条件极差，生活习惯极不合理，得了肝炎相互传染，尤其是那一张张肝胆病患者面黄肌瘦的脸，那些患者鼓着大大的肚子，还有那些躺在床上无法起立的晚期肝癌患者痛苦的呻吟……他越想越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从1958年到1966年，二军医大的肝脏外科不断创新，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1966年到1974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肝脏外科平平淡淡，呈现止步不前的境况。吴孟超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就在吴孟超的“三人研究小组”被解散两年不到的1968年，上海西南枫林路上的中山医院内，原血管外科专家——汤钊猷汤钊猷，肝胆肿瘤外科学家。1930年12月出生，广东新会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60年代末从事肝癌研究，特别在肝癌临床诊治和相关基础方面成就卓著。在肝癌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首先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概念，被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认为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对这个原理进一步引申，又提出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1990和1994年，曾两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肿癌会主席；1986、1991、1996年曾三次组织并主持了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和三等奖各一项。1979年荣获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颁发的金牌奖，主编肝癌、肿瘤专著多部，论文440多篇。1988～1994年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1990年为全国重点学科肿瘤学带头人。1989年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90年任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1994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医学院(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却组建起一个“肝癌研究小组”。汤先生有鉴于肝癌最难发现、最难诊断、最难治疗、发展最快、预后最差的“五最”特点，提出国人攻克肝癌的“三早”策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此，他带领团队赶到当时全国肝癌高发的江苏启东“找病人”，采用国外杂志曾报道过的甲胎蛋白标志物，发现凡甲胎蛋白呈阳性而毫无症状的病人，竟有80%在一年内会表现肝癌症状。以后，他曾对眼下无任何患病症状而甲胎蛋白呈阳性的病人作探腹检查，确实挖出若红枣般大小的小肝癌……越来越多的病例和临床实践，证实汤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策略是高超的。日后他撰写的英文专著《亚临床肝癌》首次提出“小肝癌”的概念，并获得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玻伯的肯定，认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
吴孟超与汤钊猷是两条不相交的科研平行线，只是两条线的起始有先后，似乎是上帝的刻意安排，他们在完成一种接力，共同为国人早日摆脱肝癌的折磨而尽力。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全球每年至少有700万人死于癌症。197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扩大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规模、职责和范围，创立国家癌症研究计划，目标是通过大规模增加研究经费，消除癌症带来的死亡，吹响了美国向癌症宣战的号角。从人类患癌症的疾病谱来分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热人群所患的癌症不尽相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国家一般以肺癌、乳腺癌、大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及恶性黑色素瘤居多，而我国则以胃癌、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居多。这与不同地域、不同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有关。专家指出：80%的癌症与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和吃的食物有关。至于患肝癌的病因，专家已倾向于：病毒性肝炎、黄曲霉毒素、饮水污染和遗传等因素。而我国是乙型肝炎高发的国家，肝癌病人90%以上有患乙肝的背景。保守估算，我国至少有1亿以上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患肝癌的危险性比没有乙肝感染者要高10倍以上。(www.guayunfan.com)再往后推至1990年和1991年对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抽样调查发现：肝癌仅次于胃癌，上升为我国第二位癌症杀手，在城市则仅次于肺癌；每10万人中，每年约有20人死于肝癌。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人数约占全球肝癌死亡数的49%以上。汤钊猷：《没有症状的肝癌》。载于《中国科学技术前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多么惊心动魄的数字！
还在西安的吴孟超很明白，在全球癌症疾病谱中，我国已患肝癌和易患肝癌的人数是庞大的，在全球肝癌患者中的占比又是如此巨大，指望医学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解决对他们的疾病谱来说属非主流的肝癌问题，是不现实的。为此，必须依靠国人自己的努力。限于当时对肝癌诊治的认识，凡有手术指征的，外科手术无疑是首选的，吴孟超由此感到在整个大外科系统中成立单独的肝胆外科是绝对需要的，是必不可缺的。他坚信，只要有社会需要，肝胆外科就一定会有前途!
吴孟超在黄土高原上已滚了几年泥巴，连军区司令和当地的不少领导都曾找他看过病，他已成了陕北地区的“名医”，眼下他已不像当初刚到西安那阵子“人微言轻”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来，关键在于要把握时机。
1974年，吴孟超瞅准了军队要进行整顿的好时机，向医院党委正式打了一个报告，以“捍卫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要求恢复已经中断了整整八年的肝胆外科科研与临床实践。
没过多久，他的报告果然获得了批准，吴孟超甭提有多高兴!就像当年成立“三人研究小组”一般，他立即召集原来曾开展过肝胆外科的同事，并尽可能地“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建设，诸如吸收一些年轻的外科业务尖子，诸如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杨甲梅医生就被分配到手下工作。新组建的肝胆外科团队立即商量如何运作，如何尽快恢复二军医大有特色的肝胆外科。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备，二军医大附属医院肝胆外科的牌子在西安亮出来了!这对吴孟超来说，意味着他的科研生命的复活，意味着他为之奋斗的肝胆外科事业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又得以延续。总而言之，无论对吴孟超本人还是对肝胆外科，都无异于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槃”。
吴孟超和他的同伴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开张伊始就连续成功做了几例漂亮的肝脏手术。大家都惊异地发现：吴孟超做手术时的这双手依然那样地灵活自如，操作起来依然那样地得心应手，动作依然那样地麻利干净。看来，经过“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洗礼，“吴氏刀法”变得更纯净、更漂亮和更潇洒了，这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诚可谓：逆水行舟，有进无退。这就是吴孟超。
吴孟超认为自己还算幸运，“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冲击，但与地方上的一些大权威相比不算大；从主治医生降为住院医生之后，倒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病人，只是“三人研究小组”被解体，但他又聚起陈汉、杨甲梅等不少有志肝胆科学研究的精英；在农村开门办学期间，还能照常看病治病，还经常参加急难危重病人的会诊，只是没条件全副精力投身于肝胆外科；更难得的是他还曾有机会去北京参加“外训”，认识了不少首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并有机会向他们当面求教……总之，还算幸运没有丢掉业务。
吴孟超遭受大难而未倒，创立了独立的肝胆外科，实现了人生肝胆事业上第一次大的飞跃，而且这一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代，应该说也是一个奇迹。现在说来好像挺轻松，其实这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吴孟超不想过分渲染，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无非是我想得开，我也没有丢掉业务而已。”也许，这就是吴孟超能在最艰难的时候，始终坚守的做人、做事与做学问的两个秘诀和两大法宝，并从此走向事业的辉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的牌子一经挂出，古都西安很快就传播开来了，而且声名远播省内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