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学科的战略思考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肝胆学科的战略思考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197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的几所医学院校重新复位，第二军医大学也奉命迁回了上海。这时，“文化大革命”也将要接近尾声了。近十年的折腾，无论工农业生产还是教育与科研，都已瘫痪了。民心思进，民心思改。吴孟超也从心底盼望着科学的春天能早日到来。

搬迁工作结束后，8月中旬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主题是精简整编。结果是将去年刚独立建科的肝胆外科精简掉了，把它合并到了外二科，吴孟超也从肝胆外科主任转变为长海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

面对我国肝癌高发的严酷事实，吴孟超感到坐立不安。这几年他的肝胆外科教学、科研和临床事业因他本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之帽而停顿了，核心团队被打散并解体了，心中一直在思考的有关肝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想法未能付诸实践。好在1974年终于在大外科中建立了肝胆专科，现在回到了上海，本以为各方面的条件比在西安时强多了，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但是，现在连一个独立的“肝胆外科”也撤销了。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毕竟没有完全结束，政治的“寒冬”还常令他感到簌簌发抖，唯恐“反动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的帽子不仅脱不了，反而戴得更紧。但是，想做点实事的朴实愿望总会催着他不停地努力。

每当万籁无声的夜晚，吴孟超都会思考得很深很深：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五四”运动虽然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吴孟超和广大科学家都是在这种动荡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坎坷前行的。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政府为国家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关怀。由他自己创建的肝胆外科也乘此东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忆起这些年受恩师裘法祖的指点，投进肝胆外科领域，从荆棘遍野之中艰难地踩出了一条小径。这一幕幕、一件件往事都涌上了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眼下已年过半百，怎能不抓紧时间实现肝胆外科蓬勃发展的梦想呢？(www.guayunfan.com)严酷的现实也实实在在地摆在吴孟超的面前：当时我国每年光死于肝癌的患者就有10多万人，占全世界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的近一半。这是一组多么可怕的、又多么无奈的数字啊!吴孟超带领他的团队尽管能用手术挽救极小一部分肝癌患者的生命，怎样让他们的技术尽可能最大范围地予以推广，让更多的医生有能力投入到有效的手术治疗的队伍中来？在学校里又能否设立专门的科研学科，培养较高层次的人才梯队？

对于癌症这样一种特殊的疾病来说，其特点是愈早发现也愈有可能获得外科手术治疗的机会，到了中、晚期，手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此，对于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也是摆在医学界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根据我国的肝炎和肝癌高发病率的国情，这一课题又显得特别重要。据统计，1974年上海市肝癌发病率占各种恶性肿瘤的第三位，肝癌发病者的年龄最小仅5个月，最大为74岁。

为此，自西安迁回上海以后，吴孟超就带领同事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首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大规模的医学普查是进一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科研的前提。前面讲述的自1972年起，汤钊猷用甲胎蛋白标志物以发现早期肝癌患者的探索，无疑对吴孟超是有所启示的。吴孟超这时做的普查，其创新点在于：在国内首创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工酶等先进的检测方法，只要取病人的一滴血就能确诊出低浓度的甲胎蛋白阳性者的肝癌，准确率达到90％以上。诚可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滴血可以知病症”，为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一般来说，早期病人（即小肝癌患者）经手术治疗效果较好。这段时间，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将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实践上，成功地为100多例5厘米以下的小肝癌患者及时地进行了切除，其中筛选出的最小早期肝癌仅为黄豆般大小，术后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68％。

在普查的同时，吴孟超还在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越出了“肝胆外科”的范畴：我国是肝炎的高发区，而肝癌与肝炎有着必然的联系，怎么预防肝炎应该也是题中之义。怎样寻找到更理想的肝癌标志物，以尽早地发现亚临床肝癌？再说，到目前为止原发性肝癌首选的还是外科手术，凡有手术可能的，也只能开一个刀救治一位病患，对大量没有手术可能的病人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往往是化疗、放射治疗、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在这些领域能否也有所突破？对于暂时不能手术的肝癌，怎样使其缩小后创造条件使其尽快被切除？即使是非得“带瘤生存”，又该怎样让患者提高生存质量？肝癌毕竟是一种全身性疾患，最终攻克肝癌，肯定要靠科研，要靠基础研究，从源头弄明白究竟怎么会导致肝癌的。面对长海医院外科手术室天天切除了这么多的肝癌组织，有没有可能从这些标本的生化视角来探寻其起因呢？是否应跨出外科视野，来组建强有力的关于肝胆的综合科研队伍呢？另外，当时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仅为16.0%，能否进一步予以提高呢？肝癌手术后复发了，又该怎么办呢？……

带着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一系列未解之谜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吴孟超艰难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