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日本法规大全》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日本法规大全》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耗资万元，推出了一部名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以下简称《大全》）的译著，共25类，80册，附《解字》1册，洋洋400万言。不到半年，预约及门售已达300余部。两江总督端方订购200部颁发宁、苏两属，并饬皖、赣两藩司也各购200部，“以为政界参考之助”。[1]一时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名声大噪。军机大臣瞿鸿禨的题签，载泽、戴鸿慈、吕海寰、沈家本、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盛宣怀、大隈重信等中日名人的序文，足以显示出此书的分量。张元济先生是出版这部重要译著的提议者和组织者。如不是他撰有一篇序文和留下的几封有关书信，我们就很难知道其中原委以及出版成书的曲折过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进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法度渐臻完备。明治二十三年（1890），公布《帝国宪法》和开设“帝国会议”。明治三十二年（1899），内川义章辑《法规大全》一书，收罗备详，蔚为大观。向日本学习，在当时已是国内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的普遍要求。《法规大全》理所当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此书的译印当追溯到1901年秋冬之际。

那时，张元济先生已辞去南洋公学总理职务，继续主持译书院工作。他很早就有译介东西洋社会科学图籍的打算，以改变译书院几年来只译军事类和制造类书籍的现状。一次，他与新任公学总理沈曾植（子培）论及清廷“变法”诏书，说：“我国变法不能无所师，求师莫若日本。法律之学，探本穷原，非一朝夕之事，欲亟得师，莫若多译东文书，先条文而后理论。”沈极赞成，“于是有翻译《日本法规大全》之议”。[2]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在一份奏折内，提出了翻译政治、法律图书“先章程后议论”的原则，表示“现拟先译日本法规，以启其端”。[3]显然这是张元济先生的主意。当时南洋公学成立了以习法律为主的东文班，筹译《大全》恐怕也有日后为学生提供教材的意思。尽管译书院已在译《日本教育法规》[4]，但要译《大全》这样大部头书，谈何容易。于是张元济求助于时任驻日使馆参赞兼留学生监督的老友夏地山。夏慨然允诺。不及一年，译稿已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然而因文字多出于留学生之手，水平不高，而且由数人翻译，体例不一。经过几个月整理，仍无法印行。更重要的是，1903年初张先生离开了南洋公学，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不久公学又因经费不继，撤销译书院。《大全》一书随之“流产”。

重议《大全》印行，是1904年底的事。

《日本法规大全》(www.guayunfan.com)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行了一连串上谕，推行所谓“新政”，想借局部的改良来支撑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如建立新军武装，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奖励实业，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则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又给立宪派宣扬君主立宪制优于专制帝制提供了依据。梁启超、孙宝琦、岑春煊、朱福诜等先后上书清政府，要求立宪。张謇等还出资刻印了《日本宪法》等书呈送朝廷诸大臣。一场规模不小的立宪运动波及全国。张元济先生与这些人关系密切，自然也倾向于立宪。这一时期，商务编译所在他规划下，出版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和《帝国丛书》等，其中就有不少介绍各国宪政的书籍（创办《东方杂志》，宣传立宪，恐怕也是张元济先生倾向立宪的一个证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张先生此时虽已离开南洋公学，盛宣怀还时常请他草拟电文、公函，商讨各种问题。1904年12月25日，张元济先生代呈南洋公学留美学生严锦荣来信，拜见盛宣怀。就在这次谈话中，盛提出了请商务印书馆将南洋公学旧译《日本法规大全》续行印出的计划。两天后，张复盛信，转告商务方面的意见。“辱荷委任，极愿承办”。他认为，此书既经陈奏，将来尚须分送各省大吏，因此“尤不宜因陋就简”[5]。

计划虽定，然而困难还很多。首先，南洋公学在移交译稿时，总理张美翊（让三）提出“酌分余利”的要求。张元济先生只得致书盛宣怀，以求免除[6]。大约经过盛的斡旋，南洋公学方面没有再坚持分余利，但张美翊在一封致张元济的信中提出“印本自应仍列南洋公学译书院字样”，张元济同意，故后来《大全》出版即署“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其次，当时商务翻译人才有限，要译校此书，必须依靠馆外力量。经高梦旦介绍，聘请福建闽县人刘崇杰（子楷）来馆主持其事。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精于法律。经过近一年苦斗，进展不很理想。一为襄校者少，二为几年来日本法令已更易大半，搜补剔抉工作量极大。这时清政府开始接受立宪主张，派遣以镇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各地学者纷纷来信询问《大全》出版时日，商务压力不小。为加快译校速度，张元济先生让刘崇杰携稿东渡日本，请刘留日时的同学分任校订，“克期蕆事”。同时又请钱恂（念劬）、董鸿祎（恂士）翁婿俩相助，并统一译书体例，撰写了《解字》附册。眼看大功将成，忽又生出一段波折。清政府于日本东京设编译局，任命钱恂为局长，同时调刘崇杰回国佐理新政。张元济先生暗自着急：“二君去，是书必又中辍矣。”然而刘崇杰很守信用，为《大全》早日印出，毅然辞去任命。钱恂也“力践前约，时时兼顾”。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诏公布前，《大全》校改告竣[7]。

《日本法规大全》等立宪图书广告

《大全》有12篇序文。吕海寰、端方、岑春煊、盛宣怀的序文为张元济先生约请而撰。载泽的序文中称赞张元济“译此书以飨国人，余嘉其用意深切”，可能也为先生所邀。袁世凯在序文中只提到“上海夏君”（指夏瑞芳），想来此序由夏约请（自戊戌变法后，张元济先生对袁始终抱有戒心，并无往来）。这几位尽管目的各异，主张也非相同，但都是当时清廷立宪政治活动中的实力派人物。载泽、端方及戴鸿慈还是有名的“五大臣”中的三位。《大全》的出版适应了清末立宪运动的需要，客观上也为国内各界系统了解日本明治以来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资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此书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颇有意思的是，《大全》译校者中有很多革命派或倾向于革命的人士。如钱恂、董鸿祎、陈威是光复会骨干；汪兆铭（即汪精卫）为同盟会成员；陈威、马裕藻等浙江籍留学生，还是鲁迅先生的同学或好友。某种意义上说，《大全》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成果。张元济先生则无意中为这场鲜为人知的“合作”牵了线，充任了撮合者的角色。

（原载《出版史料》1988年3、4期合刊）

近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共6册，内含三类法规，依次为第二十二类劝业、度量衡，二十三类矿业、森林，二十四类特许、意匠、商标，总计收入法律法规184个。这些规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殖产兴业”政策的立法反映，也成为中国清末相关立法的蓝本。《大全》原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律规范，收录法律、法规、敕令、规章等近3000件。《新译》为其第九卷，具体介绍了劝业、度量衡、矿业、森林、特许、意匠、商标等法律法规。张元济一百多年前高瞻远瞩主持翻译《日本法规大全》，至今仍有其历史研究与现实参考意义。——附记2016年6月

注释

[1] 见《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二期（1907年8月3日）发行广告。

[2] 张元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序》。

[3] 盛宣怀《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译政治法律诸书敬呈纲要大端折》，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提供。

[4] 见张元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1901年10月5日）《致盛宣怀书》影印件，张树年先生提供。

[5]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4年12月27日）张元济《复盛宣怀书》影印件，张树年先生提供。

[6]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4年12月30日）张元济《致盛宣怀书》影印件，同上。

[7] 张元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