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结果也享受过程_王石的事迹

要结果也享受过程_王石的事迹

深圳特发公司的全新生活，使王石逐渐改变了当初从省外经委前往深圳的目的。在此之前，外经委工作的王石经常会因为外商那种完全不同与国人的生活品质受到触动，多赚钱并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便成为他来到深圳的最原始目的。然而，随着自己创业激情的释放，贸易小组业务的不断发展，王石内心里越来越享受着创造财富的过程，一种全新的欲望又由心升起。

1．只想要一个婆婆

深圳特发公司在当时属于深圳重点国有企业，其业务广泛。当王石的饲料贸易小组迅速成长的时候，与他同一天上岗的张西甫也把自己的电子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

随着对市场了解的不断深入，王石在忙于自己的饲料贸易时，也开始关注起了张西甫的电子业务。(www.guayunfan.com)1984年5月，也就是王石到特发公司一周年的时候，他受命参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筹建。该中心以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等为主要业务。

在此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中心经理是“文革”前一个姓陈的女大学生，外贸业务能力很强但性格倔强。一次因为展厅的装修风格意见不太一致，便与王石发生了争执，两人互不相让。随后，脾气倔强的女经理从椅子上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说，“经理我不当了！”随后推门走了。于是，有心的王石再次得到了机会，经理的位置暂时由他接管。

尽管若干年后王石回忆说，发生争执的原因只是二人的看法不一致，但由此却很能表现出王石性格中那份不服输的个性。

然而，意外获得中心经理位置的王石又将面临着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选择。因为他依然归属在省外经委的编制身份，此时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障碍。王石要么与外经委解除行政关系，要么回到省里上班。

短时间的考虑后，王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他回忆说：“我无意走回头路。与外经委解除行政关系前，外经委同特发合作的饲料业务必须要有个了断。” 换句话，如果就任中心经理，王石就得“一仆二主”。很快，随着一张85万元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后，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也正式成为深圳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新经理。

几个月后的9月21日，由王石筹建的“展销中心”正式开张。对于王石的创业人生来说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当天，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物都到场祝贺，其中就有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更让王石没有想到的是，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周鼎也亲临开业现场。

这一天对于王石的创业人生来说，无疑是个极不平常的日子。

展销中心开张时，王石的员工已有七十余人。成员构成可谓五花八门，几乎各行各业的都有，只是员工的平均文化水平依然不高。这些由不同血液构成的新团队中，既有王石的老部下，如第一位员工邓奕权，也有更多新加入的成员。

而随着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到这一年的年底，王石的早期团队成员就达到了120余人。这些人员为后来的万科团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成为展销中心的经理后，王石延用了自己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营套路——空手道手法。在此期间，王石的展销中心像当时所有外贸企业一样，充分利用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的杠杆效用。

据王石回忆，具体经营过程中，展销中心首先向内地需求货物的企业收取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展销中心利用自己的独特渠道向港商寻求订货，并按同样的比例付款给港商。货物到达深圳后，展销中心便向买方索取全额货款并发货，同时结清供货商的欠款。

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展销中心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可言，唯一需要费些周折的便是那个年代炙手可热的外汇。

就此，王石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是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2．天上掉下来大馅饼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业务规模，王石率领展销中心的团队积极为外汇奔走。在他的潜意识里，也开始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1984年的秋天，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来称得上巨额的外汇。这对于当时的展销中心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个大馅饼”。而王石也充分地把这笔外汇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

这笔外汇高达1000万美元，是从北京的一家公司低价调入的。随着这1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立即高涨。在新老供货商的配合下，特别是王石知己刘元生的仁达公司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复印机、放大机、录像机和电脑进口入境，展销中心的业务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赢利也持续增加。不久，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王石的展销中心在广州和北京分别设立了业务代表处。

1985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规范进出口贸易秩序，国家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开始了全面清理。当时出现的重要信号是，国家对外汇的管制，对违规调汇行为和对责任人侦察处置已不断增多。这期间，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也未能幸免。根据相关资料，与展销中心相关的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甚至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

好在王石是幸运的。然而，随着银行间开始收紧银根，一度繁荣无比的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迅速降温，萎缩的苗头也开始出现。紧接着，作为中国外贸重要窗口的深圳特区开始了连锁反应，各大集团的贸易业务降速明显，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未能例外。

为了应对局势的变化，王石开始发挥自己的人脉关系，调整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

调整之后的展销中心业务模式，被王石称为“三点一线”。换句话说，就是展销中心在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再将货物销往北京如下三点——“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

在此期间，名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的市场对手进入了王石的视线。而当年的贸易竞争情形，也让王石几乎与任志强直面对接了。

王石后来回忆说，在自己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中国北方时，“北京华远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与当地公司“抢”起了货源，且势头甚为强劲。更让王石惊诧的是，该公司甚至租用军队货机来提高自己的运输交货速度。这种态势短时间内便把相当部分的市场对手甩在了后面，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也越来越感受到了竞争压力。

推动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强势竞争力的，正是后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的大佬人物——任志强。如今，尽管他也像王石一样，从华远地产退至二线，但“任大炮”的雅号依然在中国地产界铮铮有声。

不知是不是巧合，还是命运的故意捉弄，当年中国进出口领域的一对竞争对手，若干年后竟再次相聚于中国地产界，并一路成长为两类个性鲜明的大佬级人物。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王石似乎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一片热闹且风光无限。

就像王石在回忆中说：“在展销中心热衷于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的兴趣已经开始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王石所说的这种兴趣，便是后来万科公司一心专营的住宅地产。

3．想进口就找王石

再回到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

随着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趋冷态势，一度力求业务规模扩张的王石，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不过，与王石这一敏感变化不同的，珠三角仍有许多商家还沉浸在昨日无限繁荣的市场假象之中。

在这一微妙时刻，善于抓住机会的王石又一次向市场证明了自己的精明。他利用当时国务院机电办公室还没有限制进口放像机的政策，以极高的效率新签了2万台放像机合同。但让王石感到有些紧张的，是还有其他公司也如法炮制，这使得最终签订的放像机数量超过了7万台。

市场能容得下吗？

王石开始了主动出击，他要再一次对市场进行导演。正是这一次的王氏谋划，一句关于王石的话在当时也流行开来：“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

王石找来了广告部经理，口述了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随后，他要求不明其理的广告部经理把这则声明刊登在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这则声明一经登出，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便接到了大量的售卖放像机电报，精明的王石则继续着自己设计的下一步。他要求技术维修部出面，组织了四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不久，放像机的市场零售价微妙地从2700元稳定在了2900元。而此时，作为导演者的王石，还没有进一台放像机。

布置完这些，王石在自己的展销中心内部要求：“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资金回笼可以用来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

此时，王石心目中已锁定了一个人物——陈宇光。

陈宇光可以说是王石创业路上的又一个重要伙伴。用王石的话说，此人同样擅长“空手道”之法，并因此得意于商场。但王石更看重的，还是陈宇光做生意时的可靠“信誉”。

顶着一些人的风险质疑，王石开始了对陈宇光做思想工作。他用赊销的方式，希望陈宇光能够完成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每台价格还低于成本价400元，仅为1500元。

听完王石的话，陈宇光不禁开起了他的玩笑：“你想开溜啊！”

随后，同样视王石为伙伴的陈宇光主动将价格提高到了1900元。

达成协议之后，王石对陈宇光一再强调：“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回笼资金，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太多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

果然，市场很快就回应了王石的预计。

刚开始，放像机的零售价还在2500～2650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则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时间不长，已经醒悟过来的商家们便开始了无情的抛售，放像机市场价格随即跌落至2000元，并继续不可抑制地从1900元、1700元、1600元、1300元、1100元一路下滑，直至900元每台。

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王石仍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了，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回来了。”

然而，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王石对放像机市场的导演仍未结束，只懂得放手似乎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当放像机的市场批发价格跌至1000元以下时，王石用直觉告诉自己：“补回损失的时机到了”。而这一次，他仍然想到了之前帮助自己“开溜”的陈宇光。

王石首先对自己的人发出了指示：“只要不超过1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

随后，王石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1100～1200元。”

陈宇光似乎也没有顾虑地说：“我可以买到低于1000块的，为什么要进1100块的？”

“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零售价可以卖到1300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你不许直接进货，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王石用自信和真诚打动了陈宇光，这一对相互欣赏的“空手道”选手又一次牵起手来。

此役结束，王石的展销中心用数字说明了一切：中心除了补回之前亏损的600万元外，还实现赢利400万元。

4．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纵然是狮子，也有被猎物咬的时候。市场上一度得意的王石，也不能处处执市场的牛耳。

虽然放像机的先亏后盈解决了展销中心存货积压的问题，投入的资金也得到了迅速回笼，然而，摆在王石面前的一个问题却日益严峻。1985年后，随着全国进出口市场环境的变化，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业务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业务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不久，为了减缓越来越不利的被动局面，王石不得不开始自己创业路上的首次裁员。尽管他内心里十分的不愿意，但为了保存展销中心必要的生命力，最终还是有20%的员工被裁减。这次裁员让王石首次体会到了当老板的无奈，他说：“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除了必须面对中心业务发展的严峻压力，王石还必须随时准备化解来自展销中心内部的体制性压力。这一外一内的压力，让王石感受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困惑。

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165.3平方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一年后还款期到了，但特发总部财务上的外汇远远不足。百般无奈的特发公司领导把目光盯上了王石的展销中心。

一天，特发公司领导找到了王石谈话。谈话中，王石被许诺一个总公司副总的位置，前提是特发公司可以动用王石展销中心所有的800万美元外汇额度。一心希望打造自己事业天下的王石明白，如此操作之后，自己亲手打造起来的事业底盘——展销中心就将名存实亡了。一番考虑之后，王石拒绝了领导的好意，并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与特发高层爆发面对面的冲突，是王石没有预料到的。以他过往的工作体会，他明白随即到来的局面，必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甚至是令他痛苦的。

果然，王石随即得到了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的通知，展销中心经理的职务也被撤销。

然而，这一次王石的执着个性让他有了更大的勇气，他决定按兵不动。最终，展销中心新认命的经理连头都没有露，王石继续主持着中心的全局工作。王石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王石始料未及的，展销中心8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虽未被动用，但中国银行已接获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公司同意，下属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美元外汇额度。王石一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受制于人的被动。

一不做二不休。好胜的王石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他要暗地里变被动为主动。

这时，给予王石鼓励和支持的，便是前文提到过的张西甫，一个与王石同样有着事业抱负的人。经过仔细考虑和认真谋划，王石与铁杆搭挡张西甫一致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目的就是从行政上使展销中心归属于新一代公司。如此安排，王石希望能从人事制度上规避特发公司不必要的干扰，让自己可以专心于展销中心的业务发展。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根据需要，王石主持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此时在行政体系上，中心与特发公司已隔开了两个层次。然而，有过前车之鉴的王石还是觉得不够踏实，先前的中心人事变故时刻都在提醒着他，中心行政上的人事风险要大过经营风险。

越来越觉得“防火墙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王石，突然想到了一个尚方宝剑——《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

那还是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为鼓励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然而，政府下属的几家大企业（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贸易发展公司、物资总公司）却没有一家响应。

一个偶然的机会，忙碌之余的王石获得了这个《暂行规定》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给了王石一种从未有过的心跳，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了某种召唤。

何不响应这一规定，让自己的中心走股份制改造的新路子呢？

尽管那时连王石在内，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进行股份制改造，但经过动员之后，中心决策层竟取得了一致。王石回忆说，“分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防范企业人事风险的最佳选择。公司的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科仪中心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

随后，在王石的带领下，中心的主要人员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紧接着，“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其英文字母缩写为“MEC”。

在这期间，习惯了国营公司特点的一些员工，也对股份制改造提出了质疑，有的还进行了抵制。但是，王石决意已定。下面这段话便是他当时内心最好的写照：

“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公司的发展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于是，在与管理层商讨后，王石组建了股份化筹备小组，签订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为顾问，把招股通函反复修改并最终确定。而在股改申请报告中，王石将公司1300万净资产按照5∶5划分，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之所以这样安排，王石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

“兴奋的大脑里飘荡着一面旗帜，一面创新企业的旗帜，领跑在创新改革的大路上，飘啊，飘啊……”完成这些后，王石好像已经获得了新生。

然而，王石的股改方案在政府主管部门那里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当时深圳主管体制改革的一位副市长提出了“四六”的意见，即企业占四成、国家占六成。要求看似有些过分，但王石最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在他看来，只要能达到“产权界定清楚”这个目标，“二八，甚至一九都能接受。”

事情的进展远不像王石想象得那样顺利。股改报告调整后第二天，特发公司的一位副总带领一些人来到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因为在特发看来，政府似乎在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王石和公司的管理层还必须向特发集团总部做出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同意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只好被暂停下发。王石得到的答复是，现代企业公司须与上级公司协调好后，再另行上报审批。此时的王石已经明白，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要想首先获得特发集团管理层的同意，几乎已不可能。

多年之后，王石在回忆当时与特发高层对话的场景时，还依然有着这样的记忆：“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妇孺皆知的孙行者或许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但王石决不想做孙悟空，处在中国改革前沿的特发也不可能再做如来佛。

不愿就此屈服的王石，骨子里激荡着一种野性。他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与搭挡张西甫一起直接求见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虽然没能得到直接的支持，但主掌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的党政一把手却给了王石们及时的鼓励：“年轻人，要沉住气。……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果然，一段时间过后，当时的另一位深圳市主管领导给出了王石内心期待的答案：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作为仍属于国有企业的特发高层，也不好再执意阻挠了。当王石带着自己的决策层再与特发高层就股改方案进行交涉时，原有的人为干涉不见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也没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