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官商的帽子_王石的事迹

摘掉官商的帽子_王石的事迹

万科是从一个国营企业的小科室蜕变而来，其间经历了多少曲折，恐怕只有王石本人才有深切的感悟。就像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我去深圳时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如果我主导一个企业的话，我不要让它再走我的路。”王石这里所说的路，便是他要打碎的“国营”老路。

1．浪尖上的改革骑手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为王石所钟爱，他后来的价值观形成也深受其影响。就像王石自己所说，书中描述的受压迫的小人物对幸福、平等、自由的追求，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他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83年，决意出走看似不错的广东外经委后，王石之所以选择深圳当时最大的“官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业内后来即有评论者认为他意在“借船出海”。(www.guayunfan.com)在特发公司饲料贸易组由零起步时，王石的“借船”表现还十分明显。此时王石还仍然保留着广东省外经委官员的身份，“一仆二主”使得他在特发公司的处境较为尴尬。直到力挽狂澜，成功化解破产危局之后，王石才用300万元的利润证明了自己。这种证明，无疑为王石随后意外获得展销中心经理之位，给足了勇气和理由。

早就形成了平等和自由意识的王石，无疑又是聪明的，更是精于思考的。1984年1月24日，当邓小平“深圳的发展和实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发表后，处于创业人生又一个十字路口的他，毅然放弃了省外经委官员的身份，专注于特发公司。

直到此时，王石才算是真正地实现了完全融入自我创业的道路。而在此期间经历的每一次波折，不仅仅是王石个人心血的体验，更是他内心渴望平等和自由的一次次实践。这又决定了他在内心深处对传统体制中“婆婆”的不以为然。

这里不妨再详细回顾一下王石在展销中心遇到的首次人事危机。

1984年夏，特发公司决定投资4000万美元，建设一幢与国贸大厦比肩的摩天大楼——深圳特区发展中心。大楼规划设计高达165.3米，钢结构、玻璃外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这在当年的中国绝对是超一流的。当时的特发为了筹建这座超一流建筑，通过外资银行融借了一笔短期外汇贷款，并承诺在一年后还清。此时，由王石主创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刚刚成立。

一年后当需要还款时，特发总部财务却力不从心。此时，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存留有800万美元额度的外汇，这吸引了特发公司高层的视线。从特发高层的想法来看，动用属下展销中心的外汇在情理之中，因为“老子欠钱，儿子还债”天经地义。于是，便有了前文中王石拒绝服从特发高层的那一幕。

若干年后，王石自己对此事还有着如下记录：“我被招进特发公司孙凯峰总经理办公室。‘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

在王石的记忆中，孙总显得慢条斯理，并先给了自己一个“蜜枣”。只是，将个人梦想和心血都融入了展销中心的王石，既没同意那笔外汇上调总部，也不同意无偿划拨。根据王石的解释，在展销中心困难的时候将800万美元外汇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即便自己可以“高升”离开，但展销中心的气数也就尽了。这对于涌动着创业梦想的王石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于是，以下的一段对话就在情理之中了。

“你不同意调拨有用吗？”特发的孙总不动声色，“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王石也毫无妥协的意思。

这次谈话不仅出乎特发高层的意料，也让王石始料未及。于是，两个礼拜后，王石便收到了一纸通知，被要求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深圳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第四期。

此时的展销中心的确正处于困难状态，按王石的说法，甚至出现了动荡的局面。“裁人后遗症，推销积压电器，融通外汇指标，银行贷款延期，广州、北京展销会。我怎么可能离开？”没有理会通知的王石继续主持着展销中心的工作。

一个月过去后，又一份通知送到了王石的手上：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这一次，王石不得不去党校报到了，但他只住了一个晚上，开学典礼后便又溜回到了展销中心。

“我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在王石后来的文字记录中，这一次的人事危机便如此不了了之。

然而，野性而又精明的王石却自此暗下决心：不能再这样被动受人支配，一定要主动改变未来的人事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危机预备，胸怀梦想的王石才义无反顾地要另寻新路。

在此期间，被视为目无上级、特立独行的王石，还一再地受到传统体制中另一类暗箭的伤害。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人喜欢玩弄着“枪打出头鸟”的游戏。

王石曾用真实的经历向周围的人证明，虽然他也需要钱，但他的志趣绝不是要为个人挣多少钱。早在特发饲料贸易组时，王石便拒收过合作单位以当时行业惯例支付给他的“佣金”。这样的财富观，在为王石赢得了极为宝贵的个人声誉的同时，也让不少人背地里质疑他的真实为人。在这些人看来，王石不可能真的这样讲原则，更不会真的如此清高。

“尽管我洁身自好，但却不能阻止某些人的想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这样拼命，不为钱财又为了什么呢？你显然是装相，钱都藏到香港去了。”每次说到这里，王石依然显得很是无奈。

终于，有一天，王石被通知到深圳市纪委开会。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两位纪检委的干部。他们倒也开门见山：“王石同志，叫你‘同志’说明还是把你当自己人。但如果不能自己把问题说清楚，是不是同志就很难说了。”

纪检委的干部接着说：“有关你的举报信，详细列举了你在香港的存款数和购置的房产，还不止一处。”

已被激怒的王石反问道：“说我有多少存款、买了几套房子？”

纪检委的干部不慌不忙，扬扬手中的一摞材料：“这就要你讲了，你说和我说的性质是有差别的。”

王石已经很不耐烦：“既然接到了检举信，就直接揭发吧。”

“在香港买房子有存款不一定就有问题，比如说根据《管理条例》，没经市政府批准，不允许国营公司到香港投资置业。但是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公司以你私人名义在香港买房子、存一些现金是可以理解的。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产生抵触和对抗的想法。”

王石接着纪检委干部的话说，“告诉我有多少存款吧。”

“不少哪，二十几万。”当听到纪检委干部说出的数字时，王石忍不住了：“只二十几万？请你们转告写举报信的人，再举报王石的话最好在存款的尾数增加两个‘0’。为了区区20万，犯得上吗？你们告诉他，我王石是棵摇钱树，一晃树枝，就哗哗地往下掉钱，犯不上偷偷摸摸干犯法的勾当。”

王石如此架势，完全出乎两个纪检委干部的意料，对方一时显得无所适从。于是，此次谈话到此结束。

“这次约谈实在令人无法释怀。为什么总有一批人不干活，用着4分钱邮票告黑状，可我却和同事们一起没夜没日地干，这世界怎么这样？”这是王石后来写在自己著作中的一段话。

无论是旧有体制制造的人事风险，还是国人传统意识伤害，都在时刻提醒着王石：必须无畏地融入时代改革的大潮之中。

就像后来他所写的那样：“改革，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各种观念、各种习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较量……既然是改革者，势必站在风口浪尖。一名改革高手就得骑着马飞驰向前，不能被来自于暗处的利箭射中。而改革者也必须自己站得正，立得直。如果不幸被人弄倒了，十之八九是由于改革者的不坚定或者种种纰漏。”

2．风雨激荡股改路

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特发公司下属企业，王石所主导的展销中心，以及随后变更名称后的现代公司等，形式上都还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王石看来，他时时都在体验着这类企业与生俱来的诸多弊端。如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无论是人事任命还是财务决策等，也都处处受制于人。

尽管企业越来越壮大，但王石内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甚。王石在自己企业里的位置，是由那个年代组织部、人事部任命的。换句话说，王石的一把手随时可以更换，而且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经营能力。再加上当时王石主导的公司，已经在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多个方面，都和上级主管公司产生了严重分歧。

特别是当王石亲身体验了人事风险，以及无时不在的暗箭伤害后，他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全身心经营的新兴企业，其实可以随时甩开自己，被委任的领导地位根本无法保障。他已经无法设想，上述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风险，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意外地中断自己的梦想之路。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体制性的束缚，放飞自己为公众创业的梦想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每一天都会发生着在内地人看来无比新鲜的变化。身处此地的王石们，无疑也会面临着比其他人要多得多的改革机遇。

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凭着对政策的领悟和改革的渴望，机敏的王石觉得，自己终于等来了创业人生中难得再现的历史性机遇。于是，本书前文中提到的股份制改革一幕终于要上演了。

股份制的产生与演进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股份制发端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是由合伙制演变而来。最早的股份制公司是“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它原本是以股份制来分摊海外投资风险的问题。到了19世纪中叶，英美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导致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在此期间，为了便于各路资金的筹集，股份制企业开始迅猛发展。

几个世纪过后，当股份制形式开始在中国市场中生根发芽时，它本身就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当然，这并不是本书需要涉及的内容。

虽然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但王石也完全明白，股改究竟怎么进行，能否改造得好，当时他还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更何况，他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一直要束缚他的婆婆上级。

果然，当特发高层得知王石主导的下属公司准备股改时，断然拒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此王石有着这样的回忆：“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集团老总自身不响应企业改制，还拒绝下级公司的改革尝试。面对这样的领导者你有何感想？好在政府主管体改的部门对三家申请改制公司采取了欢迎态度。”

其实，1986年深圳政府也就股改下达了红头文件。文件要求，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国营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这使得很多国营企业管理层几乎没有危机感，甚至普遍认为，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无异于额外地给自己增加了个“婆婆”。

已经动了心思的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历史性机遇的。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强烈的潜意识给了自己放手一搏的勇气。在王石的努力下，公司决策层统一了思想：一定要把公司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

为了化解来自特发高层的强大阻力，同样曾为公务人员的王石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争取深圳市政府的支持，股改才能通过公司上级这一关。

于是，已建立起了较广泛人脉的王石，便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结识了当时在深圳市政府工作的一位秘书。在秘书的积极疏通下，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和主要领导开始不定期地约见积极要求股改的王石等人，主动听取企业股改的相关进展。

“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了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感觉到市委书记在暗中支持，心里有了底。”王石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特发高层与王石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尖锐化，进而导致了前文提到的市政府请愿事件。

特发高层组织请愿小组事件，一时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王石向市领导告状”一度沸沸扬扬。出于全局的考虑，当时深圳市主要领导不得不做出暂停王石所在企业进行股改的决定。

关于这一过程，王石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有过相应的记叙：“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求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市里的一把手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只是那时的王石因为年轻气盛，似乎并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倍感煎熬的王石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股改能进行下去，自己的创业梦想不半途而废，王石也不得不比拼起了关系。这一次，他索性把疏通的对象瞄准了北京。

不久，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秦文俊亲自出面，找到了特发公司高层做工作。至此，王石的股改方案阻力才得以化解，并被深圳市政府批准通过。于是，1988年11月，经深圳市政府“深府办【1988】1509”号文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股1324万股入股。

3．万科股份“中国造”

接到股改方案通过后的尚方宝剑，王石便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忙碌开了。同样为万科股改方案通过而忙碌起来的，还有另外一拨人，他们便是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几位资深编辑。用王石的话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其实，关于企业股份制改革，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破天荒事件，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也是一个极为新鲜的创举。当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万科公司股改方案正式通过后，关注中国发展动向的各路媒体便迅速聚焦。

“当时的万科在深圳还不是一家有影响的企业，自身的能量不足以造出那么大的声势。主要是当时的《特区报》非常敏锐，一捕捉到万科要搞股份制改造的信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题材，便迅速投入了重要力量进行密集报道。”王石还补充说，那个时候为了配合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深圳市委领导还支持万科的招股书免费在党报——《深圳特区报》上刊载。

这或许正凸显了万科股份制改革的中国特色。

1988年底，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一个月，开始向社会公众发售新股2800万股，每股1元。这次发股，比最早发股的深发更进一步：不仅向国内，也向国外公开发行，外资股可占25%。万科的这一创举，再一次把王石推上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最前沿。

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深圳证券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公司两家各自承担600万股。除此之外，万科的股票便陷入了少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最初，万科股票的发售也有过寥寥几次受欢迎的场面，但更多股票的销售还是采取了摊派的方式，共产党员和万科职工及其亲友必须带头购买。了解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人都还记得，当股票刚刚出现的时候，购买股票的人有很多并不是有意识地自愿购买，而是多少带有点牺牲精神的无奈之举。

而即使有着特区党报的摇旗呐喊，最初的股票发售也依然不被百姓买账。难怪王石回忆说，“他们熟悉黄土滚滚的大工地，但对股票是什么却仍然懵懵懂懂。”

这种尴尬是王石和企业管理层所没有想到的，然而又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作为“窗口”和“试验田”，处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其中，进行股改试验的万科也长期处于新与旧、创新与保守冲突的中间地带，由此各种正面交锋于无形中汇聚。就如一些权威人士所说的那样，“万科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其所有的悲欢、荣辱，全系于股份制改造”。

与此相对应的，深圳与内地相比，人们的钱包虽然略微鼓一些，但普通劳动者月收入也仅有几百元。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深厚，老百姓对股票这种钱生钱的新鲜事物在内心深处持怀疑和抵触的心态。

如此，万科的股票遇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就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紧随其后的，便是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等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被称为早期中国股市上的“老五家”。

为了扭转万科股票发行的尴尬局面，被王石称为“秀才”的孙路设计了由王石担任总指挥的“龙年计划”实施方案。正是在此期间，后来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代表的华为公司给了万科有力的支持。“当时的华为也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和行为。”对于华为能够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万科雪中送炭，王石后来有着如此的评价。

经过上至市政府、下到普通员工的不懈努力，万科股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万科的合作伙伴日本索尼公司，以及王石的知己刘元生等人的强有力支持，使得万科股票后来甚至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

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禹国刚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许多白天在证券部没买到股票的人，晚上就聚集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一个股票黑市形成了——月光下一边狂热地倒卖股票，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喊话：‘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最终，王石带领万科管理层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万科股票的销售。这便是前文提到过的万科募集的第一桶金2800万元，也是王石引领万科跨入中国地产业的启动资金。

再来看看万科股票发售后的基本构成情况。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特发公司的身份一度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然而，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后，万科的股权构成则大为分散。据万科的内部资料显示，当时第一大股东仅持6%的股份，国家股不到10%，法人股仅占11%。当然，这其间的详细过程，本书后文将会单独讲述。

随着股权的大为分散，万科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公众公司。与此同时，股份制改革后的万科企业性质也摆脱了国有企业色彩。这使得曾经的上级领导再也无法找到任何借口，用个人喜好对王石的职位指手画脚了。用当时评论人士的话说，万科股份化改造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万科与自己原有上级主管公司的关系，也使得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身份发生了转变。

1993年，万科又把企业名称由“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改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后直到1997年间，虽历经股份调整，万科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始终没有超过9%，而1998年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总共也仅为23.95%。此时，王石与曾经的“东家”——特发——的人事关系已显得无足轻重，这为王石后来长期掌控并打造心目中的万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石自己的体会无疑是最为深刻的。他后来直言：“万科之所以要搞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规避人事危机。而民营企业面临的人事风险是倒转过来的，超稳定结构。”

万科超稳定的公众企业人事结构的形成，再加上王石在万科股改过程中特有的设计——以王石为代表的管理层并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使万科还形成了一个与同期其他股份制公司不同之处——企业产权和经营权实现了彻底分离。

王石主导的这种设计，如今看来并没有什么，但在刚刚开始股份制改造的中国企业界，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

难怪《万科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是评价：“万科股份制改革是一个打开鸟笼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