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经术、长于地理”：徐松_顾炎武的事迹

“原本经术、长于地理”：徐松_顾炎武的事迹

尽管由于个人际遇的关系，徐松只有机会参加道光二十六年的春祭这一次顾祠会祭，但他在顾祠早期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不仅因为他与何绍基、张穆等人关系密切，而且在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特祭陪祀的四位逝者之中，陈潮、沈垚都曾是他的座上之宾[66]，俞正燮也是他的好友。关于徐松的学术建树，《清儒学案》的一段话颇得款要：

星伯原本经术，精析史事，尤长于地理之学，凡所著述，大都援古证今，得自亲历，与止凭图籍者不同。论者谓开辟新疆，天山南北路视同畿甸，为千古未有之事，其所作亦千古未有之书，筚路蓝缕，始事艰已。[67]

徐松少时曾从桐城人左眉学习古文辞，但是他并没有跟从乃师走“以文词见”的道路，而是立志“专心考据”[68]，这大概就是《清儒学案》所谓的“原本经术”，而他曾有考证《说文段注》的著作[69]，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嘉庆十年，徐松以二甲第一人成为进士，十三年入值南书房，先后充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文颖馆总纂官，“因遍视四库，读未见书，并搜采《永乐大典》之能成卷帙者”[70]，除了编纂《全唐文》之外，还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会要》、《河南志》、《中兴礼书》、《伪齐书》等书，并且完成了《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的准备工作也是在此时完成的，《清儒学案》所谓“精析史事”是有所本的。后世学者认为，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与他前此所学到的考据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如果没有考据学对于史料和方法的积累，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不可能成为一时的显学[71]。不过，如《清儒学案》所说，徐松的著述“大都援古证今，得自亲历，与止凭图籍者不同”，他在西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河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72]

新疆进入版图是“千古未有之事”，这是清代人的共识，前引《清儒学案》称徐松的著述为“千古未有之书”，所看重的则不仅仅是他对于西北地理的描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详尽，更在于他利用有关西北的新知来考经证史，成功将边疆和绝域整合到汉族士人的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之中。在徐松等人的眼中，由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等经典文献的存在，西北地区的山川水土并不是全然陌生的世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以实地的经验来补上经典的缺环，完善关于天下郡国利病的认知。《西域水道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例，《新疆赋》采用汉赋这种极具汉文化印记的文学形式，更不用说《汉书地理志补注》以新知考证旧史，都是将时人对于西北边疆的知识转化为疆土观念的必经之路。(www.guayunfan.com)在《新疆赋》的序中，徐松引用了乾隆二十年的上谕：“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开都护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着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以资采辑。”[73]寻找西域地理“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这是徐松一生学术工作的原点，但同时也是清代朝廷的需求：即使是号称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在了解西北新疆域的时候，也必须依赖汉族的古代经典作为参照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奠定了西北边疆进入汉人知识和观念世界的政治基础。

时人把徐松当作顾炎武、顾祖禹舆地之学的继承者，将《西域水道记》视为《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补充[74]，其着眼点正在于徐松的作品所体现出的考证学特点；而在北京的西北史地学者之所以能在顾祠会祭的框架下形成一个十分紧密的学术圈子，原因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