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与思想地理重心的转移_顾炎武的事迹

冯桂芬与思想地理重心的转移_顾炎武的事迹

道光二十年，江苏吴县人冯桂芬得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开始了短暂的仕宦北京生涯。关于这段时间他在北京的活动，史料能提供的记载非常之少。我们只知道，他是大学士潘世恩的同乡兼门生，这是他最重要的人际资源；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台湾之狱事解，姚莹出狱之后，陈庆镛、张穆、潘曾玮等七人在姚氏家中宴饮，纵论天下，互相勉励，冯桂芬也在座（参见第二章第二节）[12]。至少在此之后，冯桂芬就成为京师一批关注局势、有志于挽救危亡的士大夫的一分子。此后二三年间，他先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不久又任教习庶吉士，直到二十六年十月丁母忧回藉。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顾祠举行首次会祭，冯桂芬就参与其中，他从一开始就是顾祠会祭的重要成员。这一年，冯桂芬赴广西充乡试正考官，所以没有参与生日祭和秋祭；第二年，冯桂芬返京，参与了顾祠的生日祭和秋祭；二十六年他丁忧返籍，二十八年应两江总督李星沅之聘主讲惜阴书院，当年冬返回北京，二十九年参与了当年的三次会祭。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咸丰即位，诏求天下贤才，大学士潘世恩以林则徐、冯桂芬、邵懿辰荐。当年五月，冯桂芬又参与了顾祠生日祭，七月又丁父忧回藉，不久应两江总督陆建瀛之聘，赴扬州修盐法志，此后直到咸丰八年才得再度返回京师[13]。

除了张穆、陈庆镛、赵振祚等人，冯桂芬还在北京结识了魏源，并曾对魏源《海国图志》的若干错误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地方在后来的版本中都得到了修改[14]。不过，尽管冯桂芬来京前就小有名气，例如他在中举前就得到林则徐的赏识，但这种声誉主要来自时文[15]，在学问上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在北京，他与这些身兼学者与名流的友朋交往，受到影响振拔是很自然的事情。

冯桂芬对顾炎武推崇甚至，他称“顾氏亭林通博淹贯，一代儒宗”[16]，他的字“林一”、号“景亭”就是由此而来。不过对亭林的向慕究竟是早已有之，还是参与了顾祠会祭才形成的，已经不易考得。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他自视为私淑亭林，时人也将他看成顾炎武的继承者。他的好友吴云在为《显志堂稿》写的序中说：“欲求贯穿群经，网罗百代，明体达用，卓然无愧为通儒者，在国朝必首推亭林顾氏。后二百余年，而有校邠先生焉……先生学行经济，发为文章，久已为世宗仰，必将与亭林顾氏后先济美，辉映儒林。”[17]不但“明体”，还要“达用”，才能称得上是和顾炎武一样的“通儒”。(www.guayunfan.com)在冯桂芬的著述之中，引及顾炎武之说的地方比比皆是，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实际的政务中也多次采用顾炎武的主张，例如冯桂芬在咸丰三年和六年两次提出苏松地区均赋问题，引朱熹《条奏经界状》及“顾亭林《日知录》所谓一境通摊之法，以所少之数均分于合县田中”，建议地方官把清丈土地之后出现的缺额均摊一县，以规避税赋的损失，结果被视作“大拂舆情”而作罢。冯桂芬叹息道，地方官“盖不读朱子、亭林书也”[18]。

可是，对顾炎武的这种引用，并未超出所谓“经世实学”的范畴，基本上仍是以中国固有的本土思想资源，来解决后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咸丰八年冯桂芬回到北京，候补一年有余，咸丰九年，冯桂芬因为旧疾复发，中秋后返回苏州，不料第二年太平军占领苏州，他被迫流寓上海。在上海亲眼见到租界、接触西人以后，冯桂芬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咸丰十一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充斥着大量谈论外国及学习西方的论述，就是这种变革的表现。

在这部后来几乎成为戊戌变法指南的书中[20]，顾炎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冯桂芬引用顾炎武“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的话，重复顾氏关于恢复古代乡亭之职的主张，要求全面改革地方行政体制[21]。他激烈抨击官员回避制度，至称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22]，也是直接继承自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冯桂芬主张公黜陟、重儒官，目的在将地方官员的黜陟权从朝廷手中转移到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乡绅阶层手中，从而保护地方利益不受中央及其代理人的盘剥，这些都可以从顾炎武那里找到渊源。

冯桂芬的政治思想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顾炎武所代表的古老思想的后裔[23]。柯文在讨论沿海地区知识分子的时候，将冯桂芬作为“内地的早期改革者”中受到沿海风气浸染的一个特例[24]，不妨说，冯桂芬恰好可以看做改革思想的发生场域从京师转移到沿海地区的缩影。

冯桂芬的学术旨趣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说文之学。冯桂芬“邃于小学，曾编《说文部首歌》，刻于《校邠庐逸笺》中”[25]，并作《说文段注考正》15卷。这部书的著述时间不明，不过在民国十七年高爽将其手稿影印出版的时候，序称“藏于家逾六十年，世虽知其书而莫得见”[26]，则该书之作约在同治年间[27]，不过他很早就对《说文》产生了兴趣[28]，事实上这也是顾祠会祭早期京师文人的共同学术趋向。第二，冯桂芬对于算学也有相当造诣，他自述于算学“早岁颇事涉猎”[29]。道光十九年，他根据李锐的《弧矢算术细草》，成《弧矢算术细草图解》一书；咸丰九至十年，他又和陈子瑾合作完成了《西算新法直解》，为李善兰所译《代微积拾级》作疏解。他还曾校正李兆洛所画的恒星图，成《甲辰新宪赤道恒星图》[30]。第三，才是讨论实际社会事务、设计改革方案的所谓经世之学。

小学、算学、经世之学，这就是顾祠会祭早期同人共同的学术追求。苗夔、陈庆镛、何绍基、徐松、冯桂芬等人都有专门的说文专书，校刊桂馥的说文学著作也是张穆、许瀚等人念兹在兹的刻书事业；程恩泽、俞正燮、郑复光、杨尚文兄弟都对算学有极大兴趣，而当时重要算学家如罗士琳、项名达的著作也都在顾祠同人的主持下得以刊行。冯桂芬与这些学术潮流相当契合，即使是在他后半生离开北京之后，对小学和算学的兴趣也一直持续未曾中断。尤为重要的是，他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此之深，显然与参与顾祠会祭的经历有关[31]。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冯桂芬最后一次参与顾祠会祭，同时与祭者王宪成、冯誉骥、祁世长、卞宝第、丁寿昌、孔宪彝、孔宪瑴、王轩、周成、李汝钧、方德麟，他首次与祭时的同人或死或走，没有一位在场。经过太平天国之乱，京师的学术界遭到重大摧折，许多人死于平乱，另外一些则仍在战场上苦撑，北京城的名士们显得相当萧条。冯桂芬从北京来到上海，不惟写下《校邠庐抗议》，而且还遇到了王韬，后者对他的主张评价极高，此后的思想史，将由他们占据显要的位置了。

冯桂芬的例子说明，浸淫于传统学术氛围中的一代学人，在经历了顾炎武这样人格榜样的激励、重新拾起清初经世传统的时候，完全可以对西方的冲击做出正面的反应，在儒家思想允许的框架下、提出相对激烈的改革主张。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批士人徒然继承亭林崇拜的形式，依然诗酒流连。两相消长之间，思想界的地理中心在悄悄转移，而太平天国就是这种转移最大的推动力，它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几乎摧毁了江南地区的考证学者群体，也强烈冲击了北京城的士大夫群体，促进经世学风向染有鲜明西学色彩的新经世之学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