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改革，必须有更大的作为_杨福家院士事迹

对教育改革，必须有更大的作为_杨福家院士事迹

——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与对策

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

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要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只有强了教育，国家才会强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油然而生(www.guayunfan.com)笔者在阅读温家宝总理于今年教师节前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时，一看到“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这句话，就想起17年前在复旦大学接待已故以色列总理拉宾。当时拉宾自豪地说：“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确实，以色列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占了80%!笔者问拉宾总理：“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确实，以色列对教育的重视闻名于世，它在教育上的年投入占GDP的12%。而且，在以色列建国前25年，希伯来大学就成立了(1925年)，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魏茨曼后来成了开国总统。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地荣获诺贝尔奖，他们都是在以色列的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以色列工作的科学家：其中有两位是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成立于1924年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任教授，于200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是以色列第一次在本土实验室内诞生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一位阿达·尤纳斯，是在成立于1934年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该校教授，获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当年获奖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第四位女性。在介绍她的时候，提到她的团队历经了25000次失败，却没有讲她发表了多少SCI文章！这三位科学家获取学位的单位以及工作的单位都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他们都有优秀的工作团队，并得到社会的强力支持。据说，阿达·尤纳斯所在的系共有10位教授（含2位副教授），其中9位是讲座教授（含1位副教授），都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在以色列高等院校里不是个别现象。支持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有比金钱更重要的——社会的满意与期望。

1993年10月1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右)访问复旦大学

相比之下，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三倍；论环境，我们处于60年和平环境，他们则是战火不断；论经费，我国有些大学的年收入已超过他们；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得多，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但是论水平，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我国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他们相比！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国有实力的省市区政府中有几个能与以色列相比？

笔者两个月前在耶鲁大学与一批生物学界的朋友相聚。他们在为自己同事获今年诺贝尔奖而兴高采烈的同时，也在盘算同事中谁会是下一个？他们列数了四五位，并争论谁的可能性最大。笔者真是感叹：在中国有哪所大学能列出哪一位教授能在下次获诺贝尔奖?而像在耶鲁这样的大学里遇到的情景，笔者在英、美已不止一次地碰到过!

钱学森

李四光

钱三强

因此，温家宝总理一再提出问题：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像钱学森[2]、李四光[3]、钱三强[4]那样的杰出人才？”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就会油然而生。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有“真正的大学”

温总理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5]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这位人民科学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实际上他也回答了这一问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与温总理的讲话有一共同点：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要有“真正的大学”。

在真正的大学里，理应“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6]。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

如何才能形成真正的大学?这就是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要回答的。有了法规，更需要的是行动。正如温总理在2008年4月11日所说：“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停留在议论上了，必须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有更大的作为。”

关键是“依法办校”，达到“无为而治”

教改的关键是体制的改革。温家宝总理说：“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7]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依法办校”，以达到“无为而治”。骆玉明教授在《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中华书局，1994年）一书中讲道：“美国总统里根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谈经济政策时引用《老子》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煮小鱼不可多加翻动，否则将破碎不堪；治理大国也是如此，应尽量顺适自然，不要随便加以人为干扰，否则必然引起动乱，这就是老子的意思。里根引用这句话，是古代东方智慧在现代西方的应用。”治国如此，治校也是如此。这正是普林斯顿大学各级负责人“9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要年年统计他发表多少论文）的高明之处！怀尔斯教授经9年奋斗，虽无论文发表，但解决了360多年的未解难题，摘取了20世纪数学的皇冠。同样，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允许他们的教授经历25000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之谜。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即使以“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引入的杰出人才，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难以扎根发芽！例如，某名校引进一位在国外学习、工作了近15年的学者，人家一来就被要求签一合同，其中规定：每年至少发表2至3篇SCI文章，而且要求逐年递增！

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导致“治大学若烹小鲜”。

《规划》是国家有关教育的法规。为执行这一管10年的法规，各高等院校必须依照我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法规，即高等院校的《章程》。我国在1995年实行的《教育法》，及1999年实行的《高等教育法》，都规定各校要有《章程》（见《高等教育法》第27条及第28条）。高等院校的《章程》经校党委、校务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教育部门批准，并报当地人大备案，成为学校的大法。世界名校都有自己的大法。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章程》共116页。以此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见《高等教育法》，第11条)。从而，上级部门就能做到“无为而治”。

找几所大学作为试点，从2011年开始行动

那么，应该如何行动呢？

笔者建议：在国内寻找几所大学作为试点，先从试点学院开始，再逐步扩大到整个大学；花一年时间，确定试点单位，明确改革方向与措施，从2011年开始行动。入选的单位必须有和谐的领导集体、有既懂教育又懂政治的领导人。

在这些大学（或学院），首先应建立严格的《章程》，依法办事；必须“爱师爱生”，营造育人、爱才的校园环境；保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

对这些大学，(1)教育领导部门要管政策、管监督，保证教育公平，保证教育质量，保证各校依法治校。(2)政府要给足经费（指按学生人数直接给的经费）：平均每生每年的经费不低于现在“985工程”前9所大学的经费平均数。(3)大学受三个委员会领导: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权力制衡权力。在三个委员会中，本校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教授至少应占三分之一，他们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有学生代表，他们由学生会选举产生；校外人员应有一定比例，他们中间有部分校友，由校友会选举产生。校长是三个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者。[8]党委会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国家法规与政策及学校的《章程》在学校得到贯彻落实。(4)保证教授有话语权，任何教师必须有80%时间用于学校的工作；校内没有行政级别，教授是学校中最受人尊敬的称号。（5）自主招生，在全国统考（以后应逐步做到每年考若干次，每次不超过3门）基础上，把学生的素质作为入学的重要条件。[9]（6）进行教育方法的改革：使小班课占一定比例，引入《雅典学派》的理念：“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10]（7）引入“住宿学院”制度，从体制上保证素质教育，保证创新思维的培养。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15世纪创建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是学生发现自我的地方、是学会做人的地方、是不同火花碰撞的地方。美国的一些名校在1930年从英国引入住宿学院，作为素质教育的载体，开始超越英国。[11] (8)引入“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或称素质教育），从学制上保证素质教育，把教授“如何做人”放在首位。[12]

考虑九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分流的可能性

这样，“真正的大学”就有可能在中国出现。但是，这仅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杰出人才，1929年时的北师大附中及其校长林励儒功不可没！

最近美国一所小学的一位二年级学生，8岁不到，因在一堂课上提了8个问题而大受表扬。这在中国可能吗？会受老师欢迎吗？其实，提不出问题，就无法创新。李政道教授对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过评论：重要的是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与“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不是学习答问题。天才的数学家笛卡尔的最大贡献是质疑了知识的系统。大学所以称为大学，就是因为它能培育学生拥有“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的能力。

要改革基础教育，首先必须改革高考制度，并且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资；而且还要理顺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职业教育有相当的比例，有其应有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要考虑在九年义务教育后分流的可能性：部分学生直接进中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高中。高中毕业后可进一步分流：部分学生进高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大学。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就业，可以进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进大学。让学生有可能逐步走上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国家应从体制和舆论上鼓励学生走不同的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受尊敬。

只有强了教育，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我国在过去6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危机，大家对新上任的教育部长的期望是空前未有的！但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部的事，它牵涉方方面面。回想1977年，我们都会同意：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单靠教育部要恢复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把今天教育的“危”转为“机”，非要有中央领导直接参与并花大力气才有可能；要在中央指导下，发挥省市区地方积极性。只有当各省市区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位置，并在中央与地方的带动下，民间的力量也充分关注教育的时候，世界一流的教育才会在我国逐步形成。

笔者衷心希望，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的世纪难题会很快得到圆满的解答，使我们的时代成为产生巨人的时代。这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只有强了教育，国家才会强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下面，我们以图来明理吧！

雅典学派

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Athenian School)》，2.8米×6.2米，是藏于梵蒂冈Vatican宫内四组壁画之一

20世纪的“雅典学派”海森伯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

玻尔与他的学生海森伯、泡利一直争论不休，他们分别获得1922年、1932年、1945年诺贝尔奖

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争论了20余年，仍是好朋友

21世纪的“雅典学派”

宁波诺丁汉大学老教授为新同学在上课，体现了哥本哈根精神。老师讲了15分钟，就与学生讨论了，再请学生上台讲。一位毕业生来信说：“诺丁汉的老师只会引导你的思维方式走向正确的轨道，而不会轻易告诉你正确答案……这一生中让我最能感到受益匪浅的日子是在宁波诺丁汉大学。”

附文

点燃人的心智火焰[13]

——中小学，人生的关键时期

今天是钱学森先生100周年诞辰，因此，我愿意把钱学森先生写的一张纸条内容向大家说一下。这张纸条上写了对他一生最有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是亲笔写的，这17位中间三位是政治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除了这三位还有14位，14位中有父母两位，还剩下12位，没有想到12位中，有7位是中学教师，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这确实说明中学的重要性。而以我个人的经验，也有同感。

钱学森书写的17位深刻影响过自己的人的名单

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被开除过，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化学老师来上课，他擦黑板，擦来擦去擦不干净，发现里面有粉笔，他问谁干的，我说我干的，于是被开除了。家长去学校说情，结果改为勒令退学。后来，我很幸运地进入了一所很好的中学，对于这所中学，我一生难忘。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作演讲，表达我的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它给了我两件东西：第一个是人生观，怎么做人。人到世界上来，为什么？到地球上兜一圈，享受人家给你创造的所有东西，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了，不应该，要有所贡献。第二个是教我数学、物理、英语的老师都非常好，让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这两件东西使得我受益匪浅。

中学既然这么重要，那么，怎么样办好它呢？我想起奥巴马总统有过一次非常有名的演说，是对中学作的。他的主题是两个字：责任。政府有政府的责任，学校有学校的责任，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学生有学生的责任。如果你问我学生有什么责任，即使他不讲，我也能够想得出一些责任：努力学习，参加课外活动等。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他对学生的责任是这么说的：学生的责任是发现自我，你要发现自己的强项在哪里。人人有才能，关键是你怎么发现自己的长处。去年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是这样说的，要点燃人的心智火焰，把受教育者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启蒙出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追求新知，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按照三千年前人们的概念，人们的头脑不是用来被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即将被点燃的火种，只要把火种找到了，他就有希望成功。

怎么发现呢？奥巴马也讲了，他说你要成为科学家，你就去参加科学活动，看看自己行不行；你要成为作家，你就要多写文章，看看自己能不能写文章；你要成为总统，成为参议员，要成为市长，就要去参加辩论赛——你要当市长，讲话能力差是不行的，所以要从实践中来发现自己的长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课堂。要把中学办好，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第二课堂。当然，第一课堂同样重要，但第一课堂的关键是小班化教学，因材施教；要讨论，要能质疑。我经常讲到美国一名小学生，他在讨论会上可以提八个问题，而且会因此受到学校的表扬，我们在学校能允许学生一堂课提八个问题吗？有一次老师讲一个故事，发现一个字很难就写在黑板上了，写出来之后，有同学举手说，“你这个字拼错了。”老师说，“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下面的一句话太厉害了，学生说，“我保证你错了，你不必查字典”，这就是一种自信。有这种质疑精神，有这种自信，他将来会有所创造，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可能发生和被允许吗？

接下来人家会问我：发现了自我，又怎么样呢？如果大环境不变，是没有用的。下面，我要讲我们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第一，是保证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是古老的话，可是现在贯彻了吗？没有，说出来大家都同意，没有人不同意，什么行业都重要，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在政策层面上应该改过来。前不久，我在耶鲁大学访问，碰到了我的老朋友，物理系的。他说，“两个月以前，我两根颈椎骨断了要换，这手术不容易做，做坏了人就完全瘫痪了，结果一位年轻的医生给我做了，你看我连疤痕都没有！”但是，这位医生没有博士学位，也不是教授，只不过是一名讲师。SCI的文章也没有的，但是，他开刀开得最好，水平比教授都高，工资不比教授低，而且受到人们的极大的尊敬。这就是人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非常糟糕，有位医学院院长跟我说，“将来要死在学生的手术台上”。某报纸上头版讲，有位外科主任医生开不了刀。我到一家医院去看病，医院很重视我，派了一位博士给我看病。我后来问他导师是谁，他就告诉我某某，我晚上打一个电话给这位导师，他说，找他的学生看病是不行的，你要做研究可以找他。我们现在把不同类型的人混在一块了。所以，怎样创造一个环境，让我们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样会使中小学生真正向着他有兴趣、有特长的方向发展。

现在中小学生进大学都希望不要进“三本”，因为他们认为“一本”学校是一流的，“二本”是二流的，“三本”是三流的。其实，被录取“三本”“二本”和“一本”只代表学生这一次考试成绩的差异，“三本”毕业的孩子今后也可能会做得比“二本”的还要好，如果他的火种被找到了。今天，我们的教委主任们都在，我们有没有勇气向把这种歧视人的概念取消了？把学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是对人的不尊重，使一部分学生自感低人一等。他是不是真的低人一等？不是的。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标准来区分人呢？！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立不久，学期考试结束后，家长打电话来问，我的儿子考了多少分，校方说，这是学生的隐私，你要问自己去问，他愿意告诉你就告诉你，不愿意告诉，你就别问了。而我们现在公开把学生分为“一本生”“二本生”“三本生”，是很不好的，应该改过来，要营造“人人感到平等，人人都会有贡献”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现了人的火种后让它燃起熊熊烈火！[14]

英国发明家、技工出身的瓦特

今年上半年我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去看了亚当·斯密的塑像。大家知道，他是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可别忘了，这个学校还产生了工业革命先驱、技工出身的瓦特！[15]他的塑像比斯密的还要大！所以，经济学大师与技工对社会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要真正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会牵涉到很多观念，很多政策，要下决心做才行！

第二，政府要下决心把高考改一下，高考已经很成熟了，不参加高考，我是不同意的，这是保证教育公平非常重要的基础。不过，除了教育公平，教育的两大支柱另外一支是教育质量。为了从根本上提高质量，必须使中小学学生学得愉快，学得健康，高考必须改革。

我感到这次参事室举办这样的会议，在历史上是一大创造。它能够推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去年教育改革纲要颁布以后，我有一些怀疑：纲要的东西太丰富了，能实现吗？素质教育不知道有过多少文件，但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现在看到行动了，我们看到了希望。我充分相信，在今后几年，教育会有大发展，谢谢。

【注释】

[1]本文刊于2010年1月28日《文汇报》第5版，头版右下方特别予以提示；2010年2月3日《上海科技报》予以转载，并加《雅典学派》名画。

[2]钱学森（1911—2009），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至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长期致力于自动化控制、火箭、航天、导弹等研制。是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3]李四光（1889—1971），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硕士学位。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部部长等职。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著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天文、地质、古生物》等专著。

[4]钱三强（1913—1992），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完成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参见2007年6月14日《文汇报》。

[6]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2006年11月13日。

[7]参见《文汇报》，2009年1月5日。

[8]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讲到人民艺术家赵丹：“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2006年11月13日）在赵丹遗言中讲到“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这句话是否对教育也如此呢？

[9]一般来说，学生要进哈佛大学，全国统考的成绩至少要在2100分以上；但是达到满分2400却进不了哈佛、耶鲁的学生不在少数。2006年哈佛录取了一名进不了复旦的学生，2007年4月1日《纽约时报》杂志史无前例地用整版封面与连续超过10页的篇幅报道了原复旦附中女生、现在哈佛的汤玫捷同学在哈佛的一年生活。这篇文章是一位资深记者花了近一年时间，跟踪了解这位同学而写成的。

[10]《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是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的四组壁画之一。画面上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等级，亚里士多德(Amicus Aristotle,BC 384-322，中右)，与老师柏拉图(Amicus Platon,BC 427-347，中左)并排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握有真理。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请见文末附图）

[11]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佛、耶鲁等美国高校把英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亮点——住宿学院，引入美国，把它与美国高教的一个亮点——博雅教育，相互结合，再引入一批优秀人才，从而使美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超过了英国。目前做得最精彩的是耶鲁大学，最近即使面临经济危机，该校仍旧花费1.5亿美元建造第13个住宿学院。

[12]博雅教育为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James Conant（任期1935—1955）所大力提倡，他主持研究的“哈佛报告”，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使他获得“博雅教育之父”美称。其实，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概念早在19世纪就由牛津学者、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1801—1890）提出；耶鲁大学在1828年发表了《1828耶鲁报告》。不论是《1828耶鲁报告》，还是《哈佛报告》（又称红皮书），都是“流芳百年”之作。我们的高校是否也应写出一些留得下来的报告呢？

[13]本文是2011年12月11 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上的发言；载于《国是咨询》，2011年第9期第18页。

[14]参见本书《教育均衡发展与行行出状元》一文。

[15]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以后又经过一系列重大改进，使之成为“万能的原动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新时代，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简称“瓦”，符号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