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高教发展的困惑_杨福家院士事迹

对中国高教发展的困惑_杨福家院士事迹

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豪华与一流并无关系。对优秀贫困学生的关怀与否，倒是评估一所高校是不是一流院校的一个因素。

我国高校在经历了合并、调整后，现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某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的标志性建筑——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将于明年竣工，它的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为该校在1952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时全校建筑总面积（6万平方米）的两倍，这无疑是世界高校中罕见的超高层建筑！明年将完工的数幢新大楼的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等于在1978年的全校建筑总面积。计划把校园面积扩大并超过5000亩的高校已不在少数；有的省份为建大学城已负债20多亿元。据报道，全国共有50多座大学城正在兴建，其中，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宣布投入50亿元，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所北京大学的面积！[2]为了建大学城与拆迁户闹纠纷的事例常有所闻。河北省的东方大学城更因建有豪华的高尔夫球场而引起各方面关注。最近有一位院士很反感地参观了某高校的十分豪华的餐厅，它既不方便学生用餐，又不适应师生互动，与世界先进的理念完全不符，而且更是浪费了大量资源。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学楼(www.guayunfan.com)针对各校实际情况适当改善办学条件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少高校欠账很多。例如，在评审“211工程”时，专家们惊讶地发现，像北大那样的重点大学，教学科研用房居然只有17万平方米！10余年前，笔者到上海中山医院超声室主任的工作室后，就说过：“一流教授，二流设备，三流房间。”10多年过去了，条件尚未改善；三四位病人，七八位医务人员，三张床，三台超声仪器都挤在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间里（据说工作条件将很快得到改善）。花大力气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完全应该！笔者也曾著文热情赞扬有些地方政府帮助高校扩大校区的行动，但是笔者现在实在弄不懂，今天很多学校大兴土木，全国搞这么多“大学城”，是不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与一流目标有何必然的联系？！当这些新建筑完成后，其相当可观的维持费又在哪里？某大学建成的一座十几层高楼已使用了20余年，但楼内豪华的中央空调设备一次也没用过！

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高速发展。高校的毛入学率已从1978年的1.4%增加到今年的19%，在校大学生已达2000万人！

正如美国德州达拉斯大都市战略研讨会的结尾所说，“一流大学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必不可少的发动机。”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高速发展，我们同样需要在我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这一年多来的梦想，在过去10余年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

香港大学校园一角（方鸿辉摄）

但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2004年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6500名学生）占地1820亩，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近2万名学生，比复旦少得不多）；世界大学排名在100名之内的诺丁汉大学（含农学院）占地3400亩（即477万平方米，不包括农场）。诺丁汉大学建筑面积不到50万平方米（内含学生宿舍12万平方米），其容积率之低，使人惊讶。这是一所处处是花园绿地、古树成群的生态型大学。不同院系的师生常常三五成群，围坐在草地上讨论学术、交流人生。校内大楼一般均为三四层高，只有一座在1964年建成的15层高的“塔楼”，是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所在地。这座塔楼被称为诺丁汉大学校园建筑史上最失败的“标志性建筑”！1989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访时，建议拆除这座楼，但因拆除、重建的费用太高（2000万英镑），至今未能如愿。幸亏这座塔楼不在校园中心，而是处于紧贴校园边上的角落，尚无伤大雅。比复旦年轻6岁的香港大学，无论建筑面积，还是校园面积，都远低于15年前的复旦，但是今年它在我国内地招到了最好的学生，从2000余名报考学生中选了1000多名，再经过面试，最终录取192名，其平均成绩超过了我国内地的名牌大学。它在世界大学的位置则肯定在250名之内！在造高楼大厦闻名于世的香港，香港大学虽处港岛，占地很小，但从未计划建造超高大楼，因为它不合教学科研的需要！

那么，一流大学靠什么？

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一角

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UTD）算不上一流或二流大学，3年前竟无一人有资格参加某纳米国际会议，但数月前召开的同样一个会议，该校派出了以麦克迪尔米德教授为首的50人代表团去参加，作了1个主题报告，5个大会报告；该校在纳米科技领域的一个成果于10个月前在《科学》《自然》等重要刊物发表，并为美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巨变从何而来？以人为本！！他们没有新造一幢大楼，但却看准方向，引进了领军人物及在第一线战斗的战士！毫无疑问，该校正在向一流迈进。11月 18日，一家由德州仪器公司投资30亿美元兴建、专门制造12英寸硅片的工厂，将在UTD附近正式奠基。与此同时，与工业界合作投资8500万美元兴建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大楼在UTD校园内动工。这座四层大楼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层虽不高，但将是美国大学中最现代化的大楼之一，它将有力地推动该校的交叉学科研究，推动该校与工业界的进一步合作，推动该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大学要建大楼，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建？怎么建？建什么样的楼？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行榜首，加州理工学院总是在前五名之列（2000年为世界第一），前者6500名学生，后者2000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二战”时期，美国90%的火箭在此设计），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最近该校又发现了太阳系第十个行星。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院士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赵忠尧院士是该校1930年的博士毕业生。

钱学森（右）在加州理工学院

再看一下我们邻国的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在过去55年中共获得12项诺贝尔奖，得主中不少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其中物理学奖就占了4名。可是，该校物理系所在的楼实在称不上大楼。笔者于1987年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就建筑角度讲，这座楼比当时的复旦物理大楼就已经差得很远了。是不是日本经费少？“科技立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投入的科研经费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科研人员数量也是世界第二。

同样，居里夫人工作过的大楼，也很破旧，走在楼梯上都能听到吱吱响，但在这座大楼里出过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居里夫人在简陋的实验室

确实，人们在这些学校看不出其建筑物有什么宏伟、高级之处。同样，在剑桥、牛津看到的也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但它们都是世界前10名的一流大学！这些事例对于我国高教界同行都不是新鲜事。

再看看某些中国高校的口号，都是“向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转型”，真有些使人摸不着头脑！一流大学可以有医学院（像哈佛、耶鲁），也可以没有医学院（像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一流的医学院可以在综合性大学里面（像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哈佛医学院），也可以独立存在（像美国德州大学体系内的“西南医学中心”就是一所独立的医学院校，它拥有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5位医学科学院院士、12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我们一些大学都要朝向一个模式发展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园

所幸的是，在“开口闭口谈外国”之时，在上海出现了一所世界一流高等学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是一所欧共体与中国合办的学校，历时不过10年，历经艰辛，其建筑未必比有些高校内的管理学院漂亮，但它以培养出色的硕士生而闻名世界。它的三个专业：MBA、EMBA，还有高级经理培训班，都是世界一流的，学校连续三年排位在世界同类高校的前100名。为什么？还是一句老话：该校做到了“以人为本”！该校既有世界一流的教师，又有一流的学生。

但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之路并不能回答几个月前一位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何北大与清华领导提出，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要推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也只能给北大与清华的管理学院提供借鉴。不过，香港科技大学10年成名的范例或许可以给清华作参考；北大可以参考另一所规模与其相差无几的综合性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1960年成立到现在只不过44年，现已是世界50强之内的名校，它在建校20年时已经名列200强之内了！关键所在仍是一句老话：以人为本！这些大学都是从世界范围招聘教授、校长，从世界范围招大学生、研究生，大部分教授都把育人放在其工作的首位。今天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拥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3位工程科学院院士。德州农业与机械大学在规划20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条措施是，在世界范围招聘400位优秀教授！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不仅在过去40年培养了78位院士，而且近年来在迈向一流的大道上走得很踏实，在量子通信与表面化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国际一流的成果，其中几位年轻的教授去年都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成功关键在于：为教授营造一流的科研环境。该校的大学毕业生与北大、清华、复旦一样在国际上受到好评与欢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一角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我国医科大学的一朵鲜花，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注目。这是因为该校领导把人放在首位。首先考虑的是引进一批一流学科带头人，而不是大规模增加校区。而且，在引进人才以后能为他们营造一流的环境。王振义院士是一位著名的伯乐，他领导的研究组哺育了一批一流学者。该校附属医院的不少医生把病人放在首位，例如，牙医首先考虑的是保牙，而不是拔牙。当你时时处处把人放在首位后，你离一流就不远了。

上海东华大学以富有特色的成果，耐高温的纤维材料，也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继南开与北大引进大师级数学家之后，清华在最近引进了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专家，上海交大与南京大学等高校在世界范围招聘教授及副校长。北大从2001年开始招“元培班”（以前校长蔡元培命名，进北大新生不分院系，不分专业）81人到今年扩大至160人，而且，今年进北大新生全部按大类招生（算是“准元培班”吧）。所有这些，都是向世界一流方向前进所必需的、可圈可点的举措！

王振义院士一贯重视人才培养（方鸿辉摄）

如果一所高校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了，取得的一流的成果多了，培养人的举措对路了，对科学、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外更受欢迎，并获得了杰出的成就，那么，这所高校距一流的目标就更近了。要做到这点，关键是人，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和一流的管理人员。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教授曾经说过：“什么叫一流大学？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确实，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授指导下，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日日夜夜地在探索自然的奥秘，攻克技术的难关。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今年有三位科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其根据是在197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三位作者中的二位在当时是研究生，另一位当时是助理教授，即相当于我国的讲师！）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让我们来重温一下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说过的一段话：“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决定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3]

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授

附记　这篇文章的初稿在2004年3月就写好了，但是“困惑”一直不解。最近，有位内行领导看了文稿后写道：“你的观点我都赞同。很多校领导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钱是从‘专项’取得的。有的来自政府，有的来自某些财团，也有的来自银行。热衷投资于教育，不一定懂得教育，希望投资见效，最快的途径就是盖房子。你不盖大楼，也得不到这笔钱！‘211工程’，中央部委规定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地方政府支持教育的方便办法是‘赠地’，或低价出售土地。银行对教育特别优惠，贷款条件十分宽松！很多学校认为这是千年难逢的机遇！”

笔者有点懂得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直线上升，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今年第一季度仍上升了43%！也有点懂得了我国耕地面积为什么在去年下降到了最低点。

问题已经暴露，但尚无解决方案。虽然高校归属于教育部，但很多问题并非教育部能解决。有部委愿拨专项资金给高校造宏伟大楼，教育部能说不要？地方政府愿低价“奉送”土地，教育部能说不要？好心人想支持教育，如何发挥其积极性？如何引导他们以人为本来支持教育？

为此，笔者提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以抛砖引玉：

对私人资助，立名造楼，理应欢迎。但一开始就应考虑到大楼的日常运转与维修保养费用。我们还应引导外来资助投向对人才的投资。例如，几年前教育部有意建议设立“长江学者”项目，得到资助者的支持，结果非常成功。不少高校设立了以私人名字命名的讲座教授，有力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

国家对高校的投资在近年来有相当大的增长，但离国际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更重要的，投资的目标不应只限于大楼与设备，而应该以更大比例投向人力资源。本文附件关于《莫里尔法》，可供大家参考。

对于挤在市区很难发展又有需要的高校，在条件许可下，到郊区发展，是一个可取的途径。例如，上海“松江大学城”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大学城需要的不仅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美。“内在美”首先体现在教师的责任心与事业心，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如果，由于大学离市区远了，学生除了在教室里能见到老师一面，就很少有机会与老师接触，那么，再漂亮的大楼也只是金玉其表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因付不出学费无法去报到，甚至走向绝路；有的母亲为了付子女的学费而要求出卖自己的肾脏……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超大规模地扩大我们的校园，这么豪华地建造“标志性”大楼？！“大”与“豪华”和一流并无关系！对优秀的贫困学生的关怀与否，倒是评估一流院校的一个因素。名列美国大学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近六分之一学生申请到奖学金；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申请，全部被批准。

世界一流大学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都会急国家所急。当前，我国面临“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芯片安全”等一系列挑战，我国的高校应勇于接受挑战，并为此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向一流方向前进的高校应始终不渝地坚持基础研究，它是解决问题之源。

笔者衷心希望，我国高等教育能以“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精神，兴办一流的高等院校！

后记一　在《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16日刊载本文时，在文章前加了“核心提示”。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

杨福家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在国内外任校长的经验，针对近几年高校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他直率地发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他说，“豪华”和一流并无关系，对优秀贫困学生的关怀与否，倒是评估一所高校是不是一流院校的一个因素。经杨福家教授授权，本版今天特别刊载这篇文章。

在发表本文的同时，刊载了记者原春琳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沈士团教授的采访稿，题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全文如下：

“我们需要杨福家先生这样的声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沈士团教授说。

沈士团表示，我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办大学还应讲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多年来，由于教育投入不足，许多大学的基础办学条件欠账太多。近几年对高校的基础建设投入相对增多了，大学搞基础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是完全应该的。对一所大学的校长而言，改善办学条件是他的份内工作。“但是改善不是搞豪华建设，改善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是为了发展专业和学科，是为了培养人才。”

他指出，现在，不少大学的楼房越盖越好。有些大学的教室全部安装空调。有的大学的建筑设计引入国际竞争。同样的设计，国内只需要几十万元的设计费，而国外的设计费则高达几百万元。按照国外设计的理念，运行、维护的费用都要高得多。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名牌大学并没有多么现代化的大楼，他们的实验室也很拥挤，衡量一所大学的水平不是看外观，而是看教师的水平。

北航也存在改造旧楼、改善条件的问题。“北航没有走豪华路线，只是保障了基本的教学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沈士团说。在位14年，沈士团认为自己最大的政绩是吸引了一批人才，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就有400多名。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这批人。”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了生命。

沈士团说，学校里有很多资源，第一资源是教师，这比任何资源都重要。“有什么样的师资队伍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学校的经费怎样权衡使用？他认为，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二是办学者，尤其是校长的办学思想。“消费是无止境的，关键是校长在学校的建设发展中必须把握好一个度。”

沈士团分析现在一些大学竞相进行基础建设，有历史欠账的原因，但也有某些大学校长希望自己在任时留下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一些县（市）、乡镇都在搞形象工程，与此相比，高等教育领域还不是太严重。

沈士团说，办学不要盲目攀比，要办出特色。大学优劣不在大小，“大”大学也有差的学科，不是样样都好。“小”学校只要办出特色也是好的。特色代表着一所大学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沈士团曾经在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进修。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当时只有800来人，现在也不过1000来人。可该校的航空学在全世界有名，其管理学院在全世界的排名更是在10名以内。该校与工业、企业界合作密切。该校的校长曾经说过，我们不与牛津、剑桥相比，我们就是我们。当时，剑桥大学为了改变与工业、企业界的关系，聘请这所“小”学校的校长做顾问。

沈士团说，现在国内高校的办学模式是趋向千人一面，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利。“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去追风，盲目攀比反而会把大学本来的特色搞没了。”

后记二 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教授在阅读本文后作了下述评语：您谈到的问题，我想每个了解中国国情而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有同感的。一面是贫困，一面是无谓的浪费。没有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氛围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一流大学永远离我们很远。中国高等教育一流建设过程中，最缺的不是资源，而是精神、理念和管理。我很钦佩您的勇气，但愿这能对国家整体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帮助。（2004年8月17日）

后记三 有人用《莫里尔法》对本文表示不同意见。既然美国政府可以给大学土地，为什么中国不可？为回答这一误解与非难，特写了下文。

关于《莫里尔法》（Morrill Act）[4]

莫里尔（Justin S.Morrill，1810—1898），美国共和党议员，创造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供职达43年的纪录。他在立法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1862年莫里尔法》。[5]

虽然，美国在建国时即明确，要支持教育，但《莫里尔法》的实现是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有实质性的支持的开始。

《莫里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根据在1860年选出的每州议员或州代表人数，按每名国会议员或州代表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予相应面积的土地（每州最多不超过100万英亩）。各州出售土地所获收入永远捐助“至少一所主要学科与农业和机械专业有关的学院，但也不排斥支持其他科学和经典课目”。当时，土地是联邦政府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

对于符合规定的州，在得到赠地后，即可出售。州政府必须把由此得到的资金设立一基金，并进行资金运作（例如，购买可靠的股票，达到年收益不低于5%），增加的利息等一并进入基金。资金运作不能导致本金减少，如果减少了，州政府必须补全。原则上，不能动用本金。从基金得益的高等院校，必须首先用于农业及机械技术，但也可用于一般基础科学与古典著作研究。得益的高等院校既可以直接取得一部分土地用于实验性农场，也可以用取得的资金购买农场用的土地。不论是赠得的土地，或用取得的资金购进的土地，应经过普查，确认没有矿产。不论是取得的资金，还是获得的土地，绝不允许建造大楼。（在细则第二条中规定：不管是基金中的本金还是从本金获得的利息，不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建造、保养或维修任何大楼。）对于这一富有远见的原则，在1890年发布的《第二个莫里尔法》里，又重复加以叙述。

《莫里尔法》建立了公立高等院校的发展基础，对美国农业学院的兴起并为美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受益的高等院校当时即被称为“赠地大学”（Land Grant Universities，见本文附表）。莫里尔被称为“美国农业学院之父”。

目前的许多州立大学都是由此而诞生的。它们对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现在很多人只知道它的物理系有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而不了解它在1867年创建时就是一所以农业为主的“赠地大学”。就是这所学院，首先把大豆种子引到美国中西部，并经过改良使大豆产量成倍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大为丰富，在此基础上又解决了大豆成熟后的倒伏问题，发展了基秆垂直生长的品种，从而使机械化收割大豆的损失从过去的10%下降至2%。在美国1776年独立时，有95%的人口是农业人口，而目前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左右。

美国逐步形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农业国，一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80多人，从而使大部分农业工人转向工业。用于农业的土地逐年减少，像田纳西州、麻省的一些农田先后被宣布为国家公园。一些高校在这一过程中也曾获得过廉价的土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地建造高速公路有了可能（有些高速公路建为双向16条车道）；大型超市需要的停车场有了着落（可停上千辆汽车），从而可以遍地开花，并促使居民分散居住，也促使汽车工业大发展。我国离这一状况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从《莫里尔法》的出现，到美国农业的大发展，可见法规的重要，不论是对高等教育，还是对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高等院校应急国家所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既要重点满足国家近期的急需，也要考虑长远的需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不仅对美国农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出现了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这充分地显示出《莫里尔法》起了正确的导向作用！

对中美这样的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必须有强有力的、创造性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在今天最完美的体现，正是在发展一流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它对一个国家，甚至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附注　《1862莫里尔法》导致71所“赠地大学”（Land Grant Universities）的诞生，其名单如下：

【注释】

[1]部分内容载于2004年6月5日《新京报》；大部分内容载于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

[2]参见2003年12月16日《经济日报》。

[3]参见2003年12月7日《文汇报》。

[4]关于《莫里尔法》，发表于2004年10月17日《文汇报》，2004年10月18日在上海市人大与教委组织的“高等教育与法治”研讨会上作过报告。

[5]参见美国国家档案《里程碑文献》，1995，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