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氢弹发展何以如此之快_杨福家院士事迹

中国的氢弹发展何以如此之快_杨福家院士事迹

只有形成“科学扎根于讨论”的氛围，我们才有可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1967年6月17日，在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后，法新社有一个评论：“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人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确实，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花了103个月，苏联花了75个月，英国花了67个月，法国花了102个月(据说还是靠了英国的帮助)，而中国只花了32个月！美国人一些报告称，美国只花87个月，这是指从第一个氢弹原理试验算起；苏联、英国、法国都未做过这种试验；如果用这样的算法，那中国只花了26个月！

本文的两位作者杨福家和胡思得是物理系同班同学，在复旦大学草坪上留影。1958年毕业，一位留校，一位“消失”在高原之中(www.guayunfan.com)直到最近，一些人(例如，美国专家Tom Reed和Danny Stillman)还在思考并问及为什么中国发展氢弹如此快？我们曾回答：“第一，因为我国有中央集中领导，能动员国家的一切人力物力”，他们立刻辩驳说：“这个优势苏联也同样存在！”我们说，“第二，我们有很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同样辩驳：“苏联优秀科学家的数量更多！”我们最后列出了中国特有的优势：“我们倡导学术民主。有专业特长的资深学者与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相互启发，探讨着氢弹的奥秘。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说出了一些自己也吃不准的想法，但被有深厚功底的学者抓住并加以综合、升华，然后形成一个粗糙的方案，经过详细计算，认真分析，决定取舍。这种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讨论会一个又一个，夜以继日，座无虚席，最终才突破了难题，牵到了氢弹的‘牛鼻子’！”对于这一点分析，我们还没有听到美国专家进一步的辩驳。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2]是我国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写了一副对联精辟地描述了中国攻克氢弹的经验：“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试想，如果当时搞氢弹的一批人中有一两个权威高高在上，而年轻人只知道盲从，这样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解决难题吗？如果当时在场的某些人一直在想，这项研究成功后，哪些人可以获奖，谁将排第几位，这样能够形成生动的讨论氛围么？不论是这批默默无闻的献身于我国国防事业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数学家陈景润，他们在日夜奋斗时从来都是远离名利，他们出于对科学的好奇与兴趣，为了祖国的事业，不顾艰苦的生活条件，不断思索，终于以世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取得巨大的成就。

彭桓武院士

（以上三位为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这也使我们想起了超导的故事，1911年荷兰科学家昂纳斯(H.Kamerlingh Onnes，1853—1926)发现超导现象，几十年无人解释其缘由，一些大科学家均为此“折腰”，到1956年，年仅25岁的年轻人施里弗(Schrieffer,John Robert)拜巴丁(John Bardeen，1908—1991)为师（作为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因研究半导体并发现晶体管效应获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又因发现超导的BCS理论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立志解决这一世界难题。一天下午，他在公园中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但认为太简单了，吃不准，两天后向导师巴丁报告，巴丁立刻看出关键点可能已经找到，马上请年仅26岁的博士后库珀(Leon N.Cooper)与施里弗一起计算，难题终于解决，三人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位复旦校友：左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第四任院长胡思得，右为第五任院长朱祖良

这正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伯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的生动体现。只有形成这样的氛围，我们才有可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图片中为美国氢弹之父Edward Teller，其左侧是被称为“无花果”的钱绍钧院士（只见他结出的果实，不见他的花朵），1994年2月18日摄于美国劳伦斯利物莫实验室

【注释】

[1]本文合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刊于2006年8月20日《文汇报》。

[2]彭桓武（1915—2007），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1915年10月生于吉林长春。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肄业。翌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8月后，曾两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7年回国，先后担任过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并参与创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和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物理和原子弹、氢弹以及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分子结构提出过新的处理方法，在量子多体问题研究中提出了自洽场的推广理论，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