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远去缅怀长存_杨福家院士事迹

先生远去　缅怀长存_杨福家院士事迹

谢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她对科学的追求，对事业的奉献，对复旦大学环境的营造，对年轻一代的栽培与关爱，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不管她是所长、校长，还是院士，人们对谢希德教授最亲切的称呼始终是“谢先生”。

谢希德先生于1921年3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早年随父亲谢玉铭教授在北京。谢玉铭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是颇有建树的物理学家，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成果使他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深夜还在灯下备课的谢希德

杨福家在当年谢希德就读的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原住房留影

1946年，希德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次年进入美国史密斯学院，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再过两年又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哲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能在两年内获博士学位，足见她天赋之高。学成后，即与英国生化学家、研究中国科技史最著名学者李约瑟的高足、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曹天钦先生在英国结成伉俪，并双双克服种种阻力回到新中国，报效祖国。

1956年谢希德先生赴北京与黄昆教授一起，从编写中国第一本半导体教材起步，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培养我国半导体人才。可以说，今天活跃在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几乎都是黄昆、谢希德、林兰英的学生，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力更生地发展电子工业奠定了基础。他们是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我与谢先生较多的接触开始于1978年，那年10月我们一起去德国参加核靶学术会议，又到法国去访问，回来后一起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会议期间，她报告了物理学新的前沿——表面物理学，并开始组建以表面物理学为中心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她就任所长，我是副所长之一。她是一名“始终不安于现状，不断开拓进取，能把握发展时机，及时开辟新领域”的优秀科学家。

中国半导体物理的两位先驱者——黄昆院士与谢希德院士

1983年她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即接任现代物理所所长之职。4年后，在她的支持下，我兼任了中科院原子核所所长。同样在1983年，谢先生身体较好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住上海西部徐家汇的她，每天七点准时出门，与复旦的教职工一起乘学校的班车，花个把小时到校上班。当时，她已是中共中央委员。20世纪90年代初，她不顾行走不便，踏上破旧的楼梯，走过又长又暗的走道，亲临我家，劝我接受组织安排，进入复旦领导班子。一个小字辈的人，在她慈祥面容的感召下，深为她对下一辈人的关爱，对事业的关心，激动不已。

从常州慕名赶来聆听报告的85岁高龄的读者，请谢希德院士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题词（1996，方鸿辉摄）

从1992年开始，我有幸每次与她共赴院士大会，直到去年10月，虽然她已重病在身，但她不仅在华东医院打电话到各地，与院士们商量会议，而且还亲飞北京，坐在轮椅上来到会场。她为了合格的科学家能进入院士行列，真是费尽心血。我曾与一直追随她的秘书曹佩芳同志说：你可以写一本书来描述这一生动的过程。确实，她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所付出的劳动，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今天，设在复旦的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是复旦年轻教授最集中的地方；在全国各地众多的中青年固体物理学家，在全世界的华人半导体专家，都缅怀着谢希德教授。可以让谢先生欣慰的是，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她毕生从事的半导体物理研究，桃李满天下，不管在美国的旧金山还是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各地的“硅谷”都有她的学生。她的专业已经推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上海市科协荣誉委员（左起）：张香桐、李国豪、谢希德、王应睐、冯德培在科学会堂

谢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她对科学的追求，对事业的奉献，对复旦大学环境的营造，对年轻一代的栽培与关爱，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78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前排中为谢希德，右为杨福家）

【注释】

[1]本文发表于2000年3月20日上海市委组织部内部刊物，2000年4月刊载于《世界知识》，部分内容2000年3月7日由张明新记者编写后发表于《中国新闻》，以及2000年3月7日刊于美国《美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