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在上海原子核研究所_杨福家院士事迹

杨福家在上海原子核研究所_杨福家院士事迹

事业发展了，人才就会不断涌现。当年谢希德、杨福家等科学家们撰写的有关“上海光源”的提案应是这一项目的第一功。

（一）

（右起）巴延年、徐智章医师（超声诊断一流专家）和杨福家合影(www.guayunfan.com)1986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光召同志见到杨福家同志时，就曾与他商量是否由他到上海原子核所担任所长。当时，杨福家同志以没有思想准备为由而婉拒。1987年原子核所行政领导班子要进行换届，院部提出了三位人选，都是著名的核物理专家，但工作单位都在北京；上海市提出由杨福家同志兼任；而所党委则提了所内一位研究员作为人选。经京沪两地磋商，周光召同志权衡之后，认定杨福家同志为最佳人选，建议上海向有关方面和其本人做工作，力争请杨福家出任。这期间，巴延年同志也走访了复旦原党委书记（时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王零同志，征询他的看法。因为原子核所是在复旦成立的，最初由王零主持筹建，他对杨福家同志很了解，对核所的建设也很关心。王零同志向巴延年介绍了杨福家的情况，说杨福家完全能胜任所的领导工作。由此，巴延年更觉得上级的选择是正确的。科技党委交代巴延年做两件事：一是同复旦谢希德校长联系，请谢校长全力支持；二是与杨福家同志沟通，力劝其出马。巴延年先拜访了谢校长，向她报告了院党组和市委的意向，恳请谢校长帮助，谢校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她说：杨福家兼任所长合适，可以创造一个校所合作的范例，并答应力促事情的成功。巴延年向谢先生表示了衷心的谢意。随后就登门拜访了杨福家同志，交谈之中知道他已谢绝周光召院长的邀请，主要原因是他感到原子核所是一个规模较大、基础较好、地位重要的单位，所长的担子很重。他在复旦已任研究生院院长、现代物理所所长，再到核所兼任怕难以兼顾，贻误工作，有负组织上的委托。同时，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在身，会影响他的科研与教学。巴延年向他介绍了原子核所的情况，说明了院党组和市委请他兼任所长的动因，力陈请他去领导核所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热切期望他为核所的建设和发展挑重担。经双方推心置腹地交谈之后，福家同志答应考虑。紧接着巴延年陪同时任科技党委书记的陈至立同志亲自对杨福家同志说服动员，诚劝他到核所兼职，并着重说明到核所主要是在学术上把关，不会把许多行政事务压在他身上。杨福家同志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干部，此时他感到应以党的需要为重，既然组织上希望他兼任核所的领导工作，他还是应该接受组织的决定。就这样，原子核所新一届所长的人选获得圆满解决。在呈报院党组和上海市委正式审批时，杨福家同志正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当他得知所长任命已经下达，他毅然放弃优厚待遇、中止合同，提前三个月返沪，于1987年10月14日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正式走马上任，受到了全所同志的热烈欢迎。

（二）

杨所长上任后，广泛深入地接触科技人员和各方面职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阅读中科院有关办院方针、战略部署等文件，提出了所长任期目标，他认为原子核所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因而确定了以核技术应用为主，在保持一支精干队伍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组织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据此，他把任期目标的具体内容概括为四句话16个字，即：

“从百到千”，是指科技开发年产值，由百万级上升到千万级；

“保二争一”，是指科技成果不仅要获国家、院、市进步二等奖，而且要争取得一等奖；

“破零纪录”，是指要打破所内没有开放实验室、没有博士后流动站、没有国家基金重大项目等方面零的纪录；

“培养人才”，是指重视培养青年，确保核所关键岗位后继有人，保证核所持续发展。

所领导班子和党委一致认为，这些指导思想和目标既是从所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又体现出积极进取精神，大家完全赞成。也得到了全所职工的拥护，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核所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杨所长又依据中科院“一院两制”运行机制和开放政策，对核所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作出了总体部署，即充分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动员全所应用与开发的科技力量，为发展我国新材料、新药物、新技术、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科学等作出贡献。特别要使比较成熟的高技术成果进入生产领域，逐步形成几个外向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直接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同时保持一支精干队伍在核物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形成特色，积极向生物、医学、材料等学科渗透，开拓新的边缘学科生长点。努力承担技术攻关项目，在实现国家高科技跟踪方面作出应有贡献。

长远部署和任期目标确定之后，在全所职工中进行了深入宣传，得到了同志们广泛的赞同、支持。全所上下齐心协力积极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1.建立了两个开放实验室

一是部分从事核分析技术的人员与北京高能物理所合作，组成中国科学院核分析技术开放实验室；二是从核所的辐射化学研究人员中选调精兵强将，组成中科院辐射化学开放实验室。经中科院批准于1990年正式对国内外开放。实验室贯彻“开放、流动、联合”的方针，积极展开了国内外的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核分析技术开放实验室五年中，经三次国家级和院级专家评审皆属优良，在同类实验室中名列前茅；已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二、三等奖，上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多项奖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上千篇；实验室也蜚声海内外，成了国内核分析技术的基地和中心，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交流协议，并互派学者作短期访问。

辐射化学开放实验室，由林念芸同志主持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的“八五”重点基金项目——《辐射对生物组织辐射损伤分子机制研究》，在DNA组分激发三重态吸收光谱及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国际公认的原始性创新成果。1997年验收时，综合评议为优秀。该实验室仅1997至1998两年内就有60篇论文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其中半数为SCI收录。辐射化学开放实验室已成为我国培养辐射化学及相关学科人才的基地，先后被批准设立硕士生、博士生点。

2.组建放射药物中心，创立放射性药物研制和生产基地

核所的放药、放化力量雄厚，成果累累，国内外广为人知。为推动放射性药物进一步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杨所长积极倡导与组建放射性药物研究中心，走内外联合、集约经营的道路，把多年积累的成果进行产业化，并不断研发新药物。杨所长把这项任务列为核所的一号工程。他与要福增、汪勇先、李永键、孙祺薰、樊法生研究筹措，亲自向周光召院长汇报，争取中科院院领导支持。1991年6月20日，周院长接见了核所三位代表，听取了汇报，并在22日院务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中科院与国家医药管理局成立上海放射性药物联合研究开发中心，实行双重领导。同时批准利用国外政府贷款，引进一台国外先进的回旋加速器，批量生产放射性药物。而加速器贷款需要担保时，杨所长向周院长表示以自己的工资、财产作抵押，取得了院部的担保。当贷款需要配套资金，四处寻求合作伙伴不成时，杨所长请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同志想办法，找到了解放军总后新兴集团公司投资，与我所合作。一个个难关逐一克服。杨所长指派所长助理汪勇先同志参加领导筹建上海科兴药业公司，终于在1996年5月21日正式开业。一个以发展医学高科技、跻身世界大市场的高新企业在上海原子核所的土地上诞生。

3.加强了科技开发

核所的技术开发工作起步较早，1984年9月经中科院批准，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上海核技术开发公司，担负技术开发任务。

20世纪80年代初，以邱士龙同志为首的课题组开发出了电池隔膜样品，经厂家试用后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成立了新艺材料分公司，设立了加工点，成为所内最早的科技企业。1985年建成了辐射技术推广应用中心，承担起食品辐照、消毒灭菌、材料改性等辐射加工和产品辐照等任务。同年开发公司与徐汇区合作成立了开发一厂，从事配电箱的生产销售。

当时，除这三家初具规模的单位外，由于领导对技术开发工作认识不一，其他的开发工作基本上在实验室内进行，没有跳出小打小闹的圈子。

杨所长把技术开发视为创立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并把它作为核所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纳入所长的任期目标。成立了技术开发办公室，作为在所长领导下主管开发工作的办事机构，先后制定了有关技术开发的经营方向、财务管理、合同签订、奖金分配、人员进出等六个文件，规定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分配与绩效挂钩，为技术开发创造了宽松环境。这些举措，提高了全所的认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许多同志加入到技术开发队伍中来，新的企业应运而生。1988年，筹建了日环仪器厂（到1993年该厂一车间发展成为日环仪器一厂）；成立了特种变压器公司；单独组建新艺材料公司，原来的加工点改为联营厂。1989年又把七室的电池隔膜研究组扩编，隶属所的第十八研究室，从此电池隔膜的科研、开发、生产、经营走上了新一轮发展。与此同时，地那米加速器、钴源辐照装置、超滤膜分离技术、放射免疫药盒都相继推向了社会，投放到市场。

初步形成了以应用核仪器仪表、辐射材料和辐照装置、放射性药物为三个主要产品方向的企业群。这些企业均被上级主管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屡获优秀新产品奖、高新技术产品奖、星火奖一等奖、重大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产品行销全国，电池隔膜还出口国外，经济效益逐年提高，日环仪器厂1998年产值增至8000万元，利润达1150万元，新艺公司1997年各项收入1350万元，创汇43.4万美元。

更可喜的是涌现出一批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管理综合性的人才队伍，整个科技开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4.重要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重大工程项目落户于核所

石双惠同志的课题组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于1991年12月合成了新核素——铂-202。1992年8月5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宣布了这一成果，同年被评为十大科技成果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发来贺信，祝贺原子核所“实现了我国在新核素合成方面零的突破”。贺信指出：新核素的合成与鉴别是一项难度很大、水平很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对核的深入认识有重要意义，对核结构的理论检验起重要作用。铂-202 的合成填补了国内空白，被法、德、日、美等国编入了核素图，打破了我国在核素图上无立足之地的局面，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了核素图。

陈茂柏同志的课题组研制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杨所长写信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争取到经费。研制成功的小型回旋加速器是世界第一台，也是国际上首台重离子回旋加速器，其性能完全满足了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考古、天文和地球诸学科的要求。

李民乾研究员领导的小组利用自己研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STM)，与美国科学家各自同时独立观测到 DNA 双螺旋结构，并在纳米生物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上海宽波段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研制课题，是我所争取到的一个极有发展前景的院重大项目，赵小风研究员领导的小组，在上海建立了一个FEL用户装置，为开展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方面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90年代初，工业CT(即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工业应用)，是一项崭新的无损检测手段，杨所长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研制，经过强玉俊、蒋大真、沈天健、盛康龙等人努力攻克，年底即建成初级装置，并获得了国内最清晰的工业材料CT断层图像。1992年初又得到了更为复杂、更为清晰的断层图像，并在数据获取速度、成像速度、空间分辨率、图像清晰度等方面，均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

工程技术人员在安装上海光源储存环

上海光源今年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它对我所的命运至关重要。这样一个重大科学装置由我所承建，在我所历史上是空前的。杨所长最先捕捉到国家“九五”期间有可能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消息，并当机立断，争取到建议人方守贤院士对我所参与竞争的支持。接着杨所长提出了所内组织几个人把这个项目争取到手的要求。从此时起，我所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提出报告，拟定初步方案，分别向院和市汇报，拜访在沪的两院院士，争取他们支持，等等。1995年2月杨所长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评审会上提出：如上海市对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给予经费支持，上海应该作为首选城市。当时就得到了国家科委和中科院领导的积极鼓励。在2月15日上海市政协会议开幕前，新上任的徐匡迪市长专门听取了杨所长关于光源落户上海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情况介绍。政协会议期间杨所长联合谢希德、王志勤、曹珊珊等七名政协委员，向会议递交了在上海建设“光源”的提案。2月20日上午，徐匡迪同志在政协科技组的讨论会上就杨所长建设“光源”的发言当场表态：市政府支持在上海建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承诺可给予三分之一经费的支持。3月，路甬祥院长来沪与徐匡迪市长商定两家各出一半预研经费，立即组织队伍进行“上海光源”可行性研究，并决定此项工作由我所承担。1996年10月31日，中科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向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开展上海同步辐射装置预制研究的请示”。这预示着我所争取光源落户上海已经基本成功。最终，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央批准，于2004年12月25日举行了上海光源工程开工典礼。

科研人员在实验操作（方鸿辉摄）

由此可见，杨所长为争取光源建在上海的一些关键时刻，费心费力、上下奔波、四方游说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工程领导小组对谢丽娟等政协委员们参观光源工程时所说：当年谢希德、杨福家等科学家们撰写的提案应是这一项目的第一功。

（三）

核所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是重视的，每年都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党委工作计划。但是，提倡和培养核所精神是杨所长在制定任期目标过程中提出来的。他说，在核所要提倡一种精神，没有精神的研究所是没有希望的。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得到大家的赞扬。于是，以党委和所长的名义向全所职工征集这方面的意见，上下结合、深入议论，在集中大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所长办公会议确定核所精神的内容为“奋发自强、求实创新、文明团结”，并明确它是所长任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全所职工把培养核所精神作为文明建设的中心，各项创建活动都要有利于“核所精神”的发扬光大。为使核所精神成为职工的行动指南，自觉提高个人思想素养和修养，宣传处编写了“核所精神宣传提纲”，阐明核所精神的内容、背景、目的、要求、措施。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就提倡、培养核所精神作出了具体部署，规定所室领导成员、各党支部都要在布置、检查、总结工作时抓好核所精神，使它在各个部门落到实处。

党委与所长共同抓了科研道德讨论，把核所精神列入道德规范守则中去。1988年9月党委与所长联合召开了全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杨所长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所长任期目标的两个部分作为从所长到室主任必须抓好的两件大事。

在核所精神的感召与激励下，不仅创立了体现核所精神的好的所风，而且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所长任职的前三年共有288人次获得记功、表彰、通报表扬、晋升工资等奖励；有40多个班组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这些先进人物中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也有初显才华的年轻科技人员；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技术工人；有党政干部，也有服务人员，他们为全所树立了榜样。发扬“核所精神”，学习先进、创建文明班组已形成风气。

2000年8月2日杨福家在美国波士顿麻州总医院“东北质子治癌中心”大厅的质子治癌原理图前留影

（四）

培养人才，知人善任。杨所长把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作为大事来抓。对全所中青年科技人员、技术开发经营管理人员的培养作出了规划，提出了具体选拔指标，制定了措施。他根据老、中、青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要求。他每次来所都要到实验室与中青年骨干交流信息，听取意见，切磋学术，与他们问题共同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对他们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主动向各方面通报，使大家了解并给予鼓励。在杨所长第一届任职时期，优秀的中年科研骨干如石双惠、李民乾、陈茂柏、邱士龙、赖伟全、薛缪栋等21位同志晋升为研究员。在杨所长主持工作期间，还先后评选出我所三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方建国、沈文庆和李民乾。他把培养年轻人看作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他经常在领导班子内、学术委员会上、老一代科学家与室主任面前，一再强调必须把培养青年人才的工作抓紧抓好，这关系到核所的兴衰。并指出要有紧迫感，核所的现状表明，如不给青年人创造条件使他们尽快成长，不要多少年核所就有消失的危险。杨所长主张并推动给年轻人压担子、给年轻人以机会，使年轻人感到有奔头，以留住和吸引人才。为此排出了重点培养名单，制定了《青年人才培养责任制》《青年业务骨干培养对象跟踪考察暂行办法》等11项具体规定。在所内举办了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对表现出众的人才予以表彰。他还以个人的经历和亲身感受，对研究生进行爱国、立志、创业的教育，号召研究生立足国内、奋发图强、刻苦钻研、求实创新，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由于对青年人的大力培养，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博士后人才脱颖而出，如徐洪杰、朱志远、胡钧、李燕、何建华、戴志敏、李勇平、李德明、刘桂民等。现在他们都成为所里的顶梁柱。如今应用物理研究所已是年轻人的天下，呈现一片盎然生机。

杨所长很注意引进人才。沈文庆、李文新，就是作为学科带头人向院部接洽调入的，来所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沈文庆同志为例，他的重离子物理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几年之内在国内外一流期刊上发表50余篇高质量论文，被美国SCI收录的国际期刊引用达75次，被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论文引用近30次。课题组为国家培养了多位跨世纪优秀人才，出现了像马余刚同志这样年轻、成绩卓著的科学家。沈文庆同志还被选为中科院院士，担负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推动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

上海光源的美丽身影（方鸿辉摄）

杨所长对出类拔萃的人才，向来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徐洪杰同志是德才兼备难得的人才，杨所长把他推到第一线锻炼，后来接任了所长职务，在两届任期中团结领导班子，率领全所职工做了大量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使核所进入了中科院的创新工程，实现了跨越。“上海光源”从争取立项到按计划、按指标、高质量的胜利建成，他不仅指挥大家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锻炼了一支能战斗的队伍，而且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创立了“光源精神”。光源团队获得了上海劳模集体、中科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等先进称号。赵振堂同志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应用物理所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为我所争得了光荣、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光源的建成，改变了我所的命运，增强了所的实力，提高了所的地位。一个腾飞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已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徐洪杰同志的功绩为大家所公认。所以他被评为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研究所所长都是当之无愧的。

（五）

杨福家同志到核所任职时，中科院党组已经决定研究所的领导体制，由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改为所长负责制，党委着重抓好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对这一重大改变，我所党委认为是正确的，每一位党委成员都很拥护，全力支持所长行使职权、开展工作。

杨福家同志党的观念强。他认为党委是政治核心，对全所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确定所的发展战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所长任期目标，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所长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党组织的力量能办好一个所。平时他十分尊重党委的保证监督职能，凡是全所性重大问题，总要事先同党委充分交换意见，注意采纳党委的建议，然后作出决断。党委则通过思想工作、协调关系，动员全所上下完成所长下达的任务。党委的季度、年度计划，重要决策均征询福家同志的意见，他能直率发表看法，供党委参考。可以说，所长与党委之间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研究工作，已自然形成了一种制度。

他在领导班子中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大事由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党委正副书记参加），日常工作由常务副所长主持，各位副所长按分工各执其事。凡是重大问题都在领导班子内展开认真讨论，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做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所长办公会议真正履行了议事、决策的职责。

所长与党委书记都认识到一个单位的兴旺发达，取决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和廉洁奉公。党委是核心，所长是中心，关键是两条心变成一条心，因而我所的党政领导成员做到了相互尊重、通力合作、和谐相处、团结无间。但是，这并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不是一无分歧。昆明贸易的严重失误，在党政领导班子内部进行了认真审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分清了责任，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组织措施，严肃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件事杨所长未参与决策，事情过程也全然不知，但他仍站在所长的角度上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福家同志对巴延年在干部任用上提出过批评；对一个人的处理上两人也发生过争议；这些都摆在桌面上，坦诚相见，完全是为了工作、出以公心，毫无个人之间的好恶、利害之争，绝无为此而影响到相互之间的融洽关系。有一次，巴延年去上海政协办事，偶遇谢希德同志，她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巴延年说，他们原子核所所长与党委很团结，合作得很好。说明了谢校长平时也在关心着核所班子的情况，她对我所领导班子的团结是高兴的。

杨所长非常重视学术委员会和职代会的作用。上任之后：

健全与强化了学术委员会的组织。补充了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三个专业组。由学术委员会承担起学术问题、学科发展方向和战略、科研方向与任务的选择、重要成果的评价、科技人员职称评审、出国人员业务审查、学术交流、培养扶持青年人才等方面的责任。

建立起职代会的制度。所长定期向职代会作工作报告。让职工有机会了解全局、参与管理、监督领导。所领导经常举行多层次民主协商对话活动，发扬民主，上下畅通，增进彼此之间了解，既使领导干部置身于群众之中，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确保重大决策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又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有助在全所形成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新型人际关系。

杨福家对本所研究生及职工作了题为《物理之美、能量之源》的学术报告

杨所长主政原子核所15年，期间正是核所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从世界核科学发展趋势和国家需要的全局上，向大家讲明形势、认清前途、看到希望，既正视困难又着重说明我所有利条件，鼓励全所职工，振奋精神、增强信心、迎难而上，为实现核所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15年里，杨所长始终高举两面大旗，一是组织调动主要力量投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创立高新技术产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贡献；二是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在国际上争第一，拿金牌。依此带领大家走上了新的征程，谱写出了原子核所的新篇章。[2]

【注释】

[1]本文作者为巴延年（时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党委书记）和晏秀英（相继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原载于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半世纪艰苦创业、两园区同铸辉煌——建所五十周年征文集》。

[2]历经20多年，本文中列举的有些事实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历史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