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_杨福家院士事迹

博雅教育_杨福家院士事迹

博雅教育应该既要有广博的知识，注重修身做人，还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班课为第一课堂和有丰富的第二课堂。

一、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

博雅教育，英文叫Liberal Arts Education，通识教育则是General Education，两者不同。博雅教育中，除了“博”（也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还有“雅”（指的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我们从前常把Liberal Arts College翻译成“文理学院”或者“人文学院”，我认为翻译成“博雅学院”更为妥当。

博雅教育除了上述两个要素外，我还总结了其他三个要素：以学生为中心，学校和教师把育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堂上，鼓励学生勇于争论，勇于质疑；丰富的第二课堂，即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参加社会实践和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www.guayunfan.com)应该说，我是在2012年4月才参观了真正的博雅学院，虽然之前参观过几十所美国的各类大学，像哈佛、耶鲁等，但在那次参观时，我才真正看到了博雅学院。我们当时访问了威廉姆斯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和斯沃司莫尔学院，它们是美国排名前三的博雅学院，在美国最权威的大学评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本科排名中，威廉姆斯学院排在博雅学院的第一位，哈佛大学大学部只能排到第八位。

那么，他们是按照怎样的标准排名的？

他们比的是哪些大学最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而不是比学校的名气。标准是五项：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毕业生的成功程度、学生负债情况（国外大学很多学生是靠贷款读书的）、本科生在四年内的毕业率、学生所获的奖项。然后将这些标准细化，就成了：学生毕业后在各自领域中的表现、大学学费、学生得到的财务补助和负债情况，以及毕业生对其所受大学教育的评价和对往后人生的帮助等。

2012年4月4日杨福家访问威廉姆斯学院，与亚当·法尔克校长合影

威廉姆斯学院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学生入学后，其数理能力非常好，物理实验做得非常漂亮，但老师发现他拼命地选法律课程，就问他：“你数理方面那么强，难道你要把法律作为你的专业？”他说：“我来威廉姆斯读书借了很多钱，每年5万美元学费，我只能靠学法律，等毕业后当律师来还债。”结果，校长采取了一项措施，将该学生已缴的学费全部还给他，而且此后不需要再交学费，并鼓励他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为什么校长能这样做？因为这所学校有一个高达18亿美元的基金会支持学校的运作。类似的基金，哈佛有300多亿美元，耶鲁有近200亿美元。

阿姆赫斯特学院校内一景

在威廉姆斯学院的任何学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生，只要家庭困难，都可申请助学金。他们有一半的学生获得助学金，人均获得2.5万美元，为学费的一半。很多美国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都负债，威廉姆斯学院是全美高校中学生负债最低的学校之一。威廉姆斯学院的杰出校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和歌手王力宏。王力宏18岁进入威廉姆斯学院读书，毕业时，中文与音乐是他的两个专业方向。威廉姆斯学院校长Adam F.Falk为这位歌手校友感到十分自豪，认为他的音乐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显示出中西文化的精华。

二、一流大学的标准

看一所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要看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是否会得出“这所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结论。我最近十年才认识到两条“一流大学”的标准：一条是“能改变人的一生”，另一条是大学是否能给教师足够空间，让他们非常安心地做学问，没有任何压力。

斯沃司莫尔学院一景

我问过耶鲁大学校长莱文：“你们怎么这么有钱？”他的回答是：“校友捐的。”校友为什么捐？就是因为这所大学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头两年，收到的学生来信就超过了我在复旦做六年校长收到的学生来信总量。他们在信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学校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至于专业，英国诺丁汉大学专业还是分得很细的，这是英国与美国大学教育的不同。美国大学里，你碰到一位哈佛一年级的学生，问：“你是什么专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专业。”我做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暑假，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位学生家长来找我说：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国际经济”，你为什么让他念“经济”？在家长看来，“国际”两字极其重要。而英国居然比我们分得还要细，你去看他们的专业，还会有国际经济in German、国际经济in China。我当时就觉得，他们跟“博雅教育”真是毫不相关呀！后来我才明白，除了专业，他们其他处处都在做“博雅教育”。英国人认为，学生在中学接受了7年的“博雅教育”就够了（英国的中学是7年，大学是3年），所以一进大学，他们就分入很细的专业。

我在诺丁汉大学主持授予学位仪式已经一百多次了，每次都为在学位证书上念到的琳琅满目的专业名称而惊叹。美国则认为六年博雅教育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做6+2+2。六年中学，加大学前两年不分专业。实际上，大学后面两年也很淡化专业。所以耶鲁大学在本科毕业之后，设置了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例如，商学院、医学院等10所学院，再有研究生院。哈佛等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专业学院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但大学本科就是给你最基础、最广博知识的。我做诺丁汉校长时，和执行校长讨论过英国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可能改过来了。但后来他把医学院做试点，老的医学院无法动，就新建一所医学院，第一次招生90人，都是大学毕业后才能申请。没有想到的是，有1500人申请，而且报名者和录取者一半以上都不是念理科的，这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访问过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也是如此，一半以上是文科（含艺术）生。

三、大学的重要课堂是小班课和第二课堂

我读大学时，一级教授会给本科生上大课。那时，一级教授得由国家评，非常少见。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一级教授卢鹤绂先生带我做本科论文，这让我对原子核物理产生兴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我当校长，就要求所有的博导、最优秀的教授都去上本科生的课。当然，这是我最初的认识，我这几年正在慢慢认识到，大课并不是最重要的课程，现在的网络课程正在慢慢取代这种大课。过几年，大课也许会慢慢消失掉，而大学最重要的课堂将是小班课。

卢鹤绂院士（二排右）在斯沃司莫尔学院任教时的照片

2012年与国务院参事室几位同志一起参观了斯沃司莫尔学院。该院建于1864年，位于美国历史名城费城郊外，现在全校学生约1500名，全职教师200名，占地2400亩。杰出校友有世界银行第11任总裁、加州理工学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有不少学生放弃哈佛等名校，而选择了这类博雅学院。该校知道我来自中国复旦时，事先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张照片。就是卢鹤绂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该校任教时的一张照片。能在该校任职是卢先生的光荣，但也感到很艰难。毕竟在复旦是上大课，在那里却要上小课，教员面临的是一批优秀学生不断的质疑。校方告诉我：卢先生在这里大受欢迎。我作为他的学生，对这样的赞誉一点也不奇怪，同时为我的导师感到非常骄傲。

我可以这么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复旦大学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教育不太懂。在英国做了12年的校长，我才发现小班课是最重要的课堂。我年轻时，小班课一般是习题课，由助教来讲。但在英国，听了几堂小班课，我才发现，小班课不是我们理解的习题课，小班课上师生互动，相互讨论，没什么问题不能问，没什么答案不可以争论。所以，以小班为主的勇于争论的课堂，也是博雅教育的应有之义。

宁波诺丁汉大学小班课，教师蹲着与围桌的学生而谈

除了那里的第一课堂，让我感触很深的还包括第二课堂。那个课堂包括：参加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以及科学研究工作。如进耶鲁大学就读，你必须参加过社团，那里是培养领袖的地方。我问耶鲁大学的莱文校长：“你为何能培养那么多领袖？”他说：“我有250个社团，就有250位小领袖，将来一定能产生大领袖。”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以及美国的很多大学校长都毕业于耶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大学的课外社团活动中得到很大锻炼。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条：一所大学要以育人为主，教师必须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大学教师的主要责任不是发表文章。

四、关于中小学教育

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12岁以下，我认为全部应该实行全科教育，之后就可以进行分流了。不过，这种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进中专或者将来的高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了。六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时，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弃了已经报名的、非常难进的上海高等机械专科学校，报考了普通高中。但今天，几乎只有“差生”才会去报考职业学校，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先辈提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997年，我应邀参加全美高校领导会议。在那次大会上，哈佛大学的一位领导就讲：如果所有的大学都是哈佛，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如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拿诺贝尔奖，这个社会也要崩溃了。要有个完整的概念，我们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快乐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现在的情况，把大学还要分成一本、二本、三本，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很多三本院校的家长脸上都没光。这些都需要改过来。譬如，在这次经济衰退中，西方各国大学生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同样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深重的德国，失业率只有5.4%，是发达国家的第二低。这种低失业率就得益于德国合理的教育结构，是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的结果。

五、博雅教育在西方

“博雅教育”这一词汇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是源远流长的教育思想，它的教育精神一直在传承与发展。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　Liberal Arts的拉丁文为Arts Liberales，博雅教育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这是一种适合“自由民”（free person，即公民，以区别于奴隶与外邦人）所实行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有美德、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的好公民。其学习的主要科目有三门：语法、修辞与逻辑。它们被用于公开辩论，法庭上的辩护，或者担任陪审员等公民活动之中。

古罗马著名政治家、雄辩家、思想家西塞罗认为：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也要培养独立的人格。在这一时期，博雅教育又延伸出另外四门学科：音乐、算术、几何与天文。这里的天文并非观察星空，而是探讨人与宇宙的关系。它们与之前的三门学科，合称“七艺”，体现了学识与人在精神、心灵上的联系，被公认为智慧的柱石。道理很简单，“七艺”是学习其他专门技能的重要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　　虽然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对古罗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开始仇视古希腊的文化，欧洲社会进入了宣扬神性、压抑人性的时代。直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后，资产阶级于14世纪在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当时意大利地中海沿岸既是欧洲贸易的中心，同时也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典籍。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名义下，资产阶级鼓动人们摆脱传统的桎梏和权威的压抑，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从这一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是古希腊博雅教育的复兴，其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文教育，它的主题是反对神控制人。

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P.P.韦杰里乌斯，早在15世纪前夕就根据古代文献撰写了《论绅士风度和博雅教育》，要求实施符合自由民的价值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身心的良好发展。到16世纪，不但所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主要古典著作都已为人文主义学者所熟悉，一些教师，教育思想家和出版家还发表许多探讨“新教育”的论著。他们所要培养的不再是神职人员，而是社会、政治、文艺、商业方面的活动家和冒险家。

《1828耶鲁报告》　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在美国日益受到青睐，美国大学中的古典学科受到批评和攻击，还出现了向实用教育一边倒的倾向，同时还面临德国大学模式的挑战及英国花巨资建立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这些事件的影响。对此，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Reverend Jeremiah Day）在1827年组织教授讨论如何应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并于1828 年正式发表了《1828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 ）。

《1828耶鲁报告》对大学的定位与培养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法等都有详细的阐述，并且强调了实施博雅教育的重要性。

《1828耶鲁报告》内封

《1828耶鲁报告》指出，大学的目标应该是为优良的教育奠定基础。完整的教育的基础必须是广博、深入和坚实的。能从思想文化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两点是：思维的训练与知识的教养，即增加心智的力量与知识的储备。而在这两者之间，思维的训练更为重要。

报告强调，学校给本科生所设计的课程，并不包含职业技能的学习。耶鲁大学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传授某一特定的职业技能，而是传授所有职业都需要的基础课程。任何学科对于专业技能都是有帮助的，“各学科之间总会相互映照”。本科教育是专业技能学习的准备阶段，本科教育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于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与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大学课程设置体系的目的，不是进行仅仅包括几门科目的片面教育，更不是进行包含对所有学科浅尝辄止的肤浅的教育，也不是为完成某一职业的实用教育，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开始一个全面的教育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1828耶鲁报告》中，已经提到建立住宿学院的设想。

《1828耶鲁报告》反对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化，提倡博雅教育，这一报告成为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文献，有关《1828耶鲁报告》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书《大学的根本在于育人》一文。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890年去世。182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Oxford University），1822年当选为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亦称国王学院）教师，原信仰英国基督教，1845年后皈依天主教，1879年被教皇擢升为枢机主教。

1851年，纽曼肩负起了在都柏林建设一所天主教教会大学的重任，任爱尔兰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1858年辞职。该校为目前爱尔兰最大的大学——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前身。1852年，纽曼在都柏林发表了五场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加上其后有关的五篇文章，首次以《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讨论》(Discourses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为名付梓。在其任职校长期间，他又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许多演讲，1858 年又出版《大学目标演讲集》（Lectures and Essays on University Subjects），次年再版了《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讨论》。1873年，他将以上两书合订为《大学理念之定义与阐明》（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即《大学的理念》一书。纽曼生前不断修订此书，直到他去世之前一年的1889年已经修订到第九版。

《大学的理念》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经典著作，它倡导大学教育要实行博雅教育。纽曼所提倡的博雅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这样，尽管学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他们的水平足以胜任任何一种职业。

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场所。他强调大学的教学职能，认为大学是为传授知识而设，而非为科学研究而设。他提道：“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和哲学发现的探索，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要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如何能成为文学和科学的中心。”纽曼所说的普遍知识随后又被表述为知识的所有分支（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虽然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做到纽曼所说的，但纽曼所表述的重点是一所大学在原则上与理论上必须允许传授给学生所有的知识。纽曼不仅强调知识的完全性，也强调知识的总体性、系统性。他说：“科学内容是一个完整的客观存在，范围过于庞大而人力有限，不能仔细学习所有内容，因此知识才被划分为若干科学领域。但这种划分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而不是被割裂成几部分，每一门科学都须由其他科学来帮助、修正和完善，忽视任何一门科学都会伤害其他所有科学。如果把学生局限于某种专业或者职业，学生就不可能彻底掌握真理。相反，不把学生局限于某种专业或者职业，对学生传授所有领域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才是对未来的最好准备。”

纽曼并不认为只有教师才对学生的博雅教育负责，他赞同住宿学院制度，把学生本身视为整个教育过程的一部分。他说，当一大群敏锐、开放、富有同情心、善于观察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就算没有老师，他们也一定会互相学习，他们之间的交谈就是对每个人的讲座，就是在学习他人思考问题的新观点、新角度，他们能学习到新的思想、与己不同的判别方式与行动原则。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曾说过：学生之间相互学习非常重要。

19世纪中期博雅教育日渐式微　在这一时期，博雅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有三：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赠地学院的成立，实用科学备受推崇。

在19世纪，德国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1810年，德国教育厅厅长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建了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1949年更名为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实行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unity of teach and research)。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培训各种专门人才的大学开始发展起来，德国大多数工科大学就是建立于19世纪的。这些工科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之上。德国的大学开设了博士课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据统计，从1801年至1900年的100年间，英国和法国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分别为198项和219项，而德国有356项，遥遥领先。德国于1850年开始产业革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电气化，发明和开始使用内燃机等新技术，到了1895年，它的各种工业产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产量上均压倒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位。德国成为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世界科学中心。

哈佛大学的校门之一

受此影响，在1869—1909年任哈佛校长的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在任期间首创在美国大学开始选修课制度，同时着重发展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把哈佛转型为德国现代研究型模式的大学。艾略特制定了哈佛的座右铭，并下令将其镌刻在校园大门的横梁上。人们进门前可看到：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门以增长智慧）；在出门前可看到：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离开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1850年，全美拥有120所学院、47所法学院、42所神学院，然而没有一所学院能够培养合格的农艺师、机械工或商人。高等教育与生产和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到了1862年，美国专供工科学科研究的学校也只有6所。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也称《赠地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教育的高等院校以及要有相应的保证措施，随后在1890年通过了第二个《莫里尔法案》。第一个法案规定了赠送土地，第二个法案规定了给予赠地学院正式拨款，这两个法案有效保证了这些新型技术学院的兴建与运作。联邦政府着重优先发展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先后有69所赠地学院成立。

进门前所见

赠地学院的出现，强调了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社会服务，重视专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成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其代表是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校长范海斯（Charles Vanhise），他在概括“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时指出：“州立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她和州的紧密关系中，州需要大学来服务，大学对州负有特殊的责任。教育全州男女公民是州立大学的任务，州立大学还应促成对本州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知识的迅速成长。州立大学教师应用其学识专长为州作出贡献，并把知识普及于全州人民。”

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被正式确定为继教学与科研之后的第三项主要社会职能的标志。从此之后，大学不仅为社区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也提供许多有关卫生、经济、管理与教育等方面的咨询，成为州的“智囊”。

赠地学院“短期课程”随之设立，用以推广农业科技和机械工艺知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推崇实用科学，使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各大学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学校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得不改变以实行博雅教育为主的课程，而开设更多的实用性更强的专门技术课程，使高等教育面向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培养目标上，学校开始转向培养各种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在课程设置上，欧洲古典课程逐渐衰微，日渐被实用性课程所取代。

出门前所见（此照由哈佛大学阎晓伟先生摄于2014年1月17日，特此感谢）

1919年开始形成的“哥大模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建立于1754年，是美国最早建立的5所大学之一。刚建立时只有8名学生，但在建校之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制定了培养目标：扩展思维，加深理解，打造全人。（Enlarge the mind，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polish the whole man.）

美国于1917—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卷入欧洲事务，所以美国政府感觉到必须对自己的国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使人们明白美国的文明源自欧洲，美国不能脱离欧洲独善其身。很多学校在政府的资助下开设了名为“战争目的”（war aims）或“战争问题”（war issues）的课程。战争结束后，很多学校不再开设这门课程，但哥伦比亚大学却把这门课程发展成较为系统的“西方文明”核心课程，它与“人文经典”核心课程构成了博雅教育课程的典范，这些课程贯穿本科学习的前两年，形成了“哥大模式”。

大学生在前两年里，通过听课、阅读、讨论和辩论等方法来学习和理解西方文明以及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智慧的经典著作，这与我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十分相似。其教学方式则是小班化和师生间的充分研讨、交流，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重视基本能力的磨炼而非知识的灌输，学生直到第三学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学院学习。

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的《高等教育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于1892年成立，代表着当时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所有院系都高度强调专业化。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1929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年仅30岁。他实施了与研究型大学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学习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前两年的博雅教育经验，并把它扩大到芝加哥大学整个本科4年，即前三年的课是人文学科3门，社会科学3门，自然科学3门，数学1门，在第四年则称为“整合”课。哈钦斯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方向。他在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指出，美国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已经混乱不堪，完全失去了教育的自主方向。他认为大学应该为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这就要求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他提倡大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应研究“西方经典”（great books）。哈钦斯的以西方经典阅读为核心的4年制本科生院方案引起轩然大波，多次被否决，直到1942年，他的本科生院方案才最终获得通过，芝加哥大学由此建立了强化博雅教育的本科教育体制。

哈佛大学校长劳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任期为1909—1934年），其理念则接近哈钦斯。他反对哈佛前校长艾略特实行的自由选修课制度，而且反对把重心放在研究生院，他把选课制度改革成为主修与分类选修（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走回了强调本科生院和本科必修课的博雅教育模式。

1945年的“哈佛红皮书”在哈佛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任期（1934—1954）内，于1945年出版了著名的“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该书提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陶冶，包括有效的思考、有效的沟通能力、作出适当判断的能力和价值判别的能力。他总结为：沟通是基础，有效的思考是核心，价值判别涉及广泛的应用，最终将所学用于实践，培养好公民。

“哈佛红皮书”的内封，1950年的版本

从1943年至1945年，“哈佛红皮书”一共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成稿。科南特组织了12位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调研。他在序言里说，这本书的题目或许改为“美国教育研究”更为贴切。在谈及为什么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代替“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作为书名时，科南特解释：如果只是对哈佛的本科教育来说，那么显然博雅教育更为适合，但这一报告不只对此，它研究美国当前的教育体系，希望涵盖美国的所有教育阶段，所以使用了通识教育这一词。报告指出，高等教育不仅是让学生获得信息，或获得特殊技能和才能，而且必须通过通识教育为其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知识体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基础，美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哈佛红皮书”规定大学毕业生要完成的最低限的16门科目中，主修仍为6科，博雅教育课程占6科（将原来的4科增加了2科，而自由选修则由原来的6科减为4科）。6科的博雅教育课程必须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领域选择。而其中人文领域中至少要读“文学经典名著”（great texts of literature）1科。此外，可以选读文学、哲学、美术、音乐方面的科目。社会科学领域中至少要读“西方思想与制度”（western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科。此外，可以选读美国的民主，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科目。自然科学领域中可以选读自然科学概论、数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的科目。人文学科的学习能更清晰地认识人的本质并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科学的学习有助于理解社会环境和人类普通的风俗习惯，进而在其中更好地生活；自然科学的学习有助于理解所处的世界，进而与其保持适当的关系。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人文、社会、自然各科系推选出的有名望的教授，因而任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科南特校长是著名化学学者，但对历史和西方经验主义素有研究而享盛名，他也开设了“自然科学史”和“休谟的哲学”两门博雅教育课程。

1945年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以及1947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为美国民主社会服务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的报告[1]，掀起了美国通识教育运动的高潮。

六、博雅教育在中国

博雅教育在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就有体现。

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不同之一，在于教育的目的。在我国儒家经典中，对于教育目的之论述与博雅教育有十分类似的表述。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为“四书”。通行本的论语共有20篇。在第二篇《为政》中，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子曰：‘君子不器。’”“君子”指人格完善、具有道德表率的人，是人们所追求的典范。“器”指器物、工具。简单来说，这句话是指有修养、有道德的君子，不能像工具一样，作用只限于某一个方面。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被人尊称为朱子）的《论语集注》，对器的解释为：“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同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其开篇第一句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即出于《大学》）“大学”在古代有两种解释：一为博学；二为相对于小学而言。古人8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15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学问。《大学》之道的第一个“明”当动词，含义为彰显，而其后的“明德”一般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优良的品质、优秀的道德；二是人性自身的本来德行。“亲民”在《大学》的解释中即为“新民”，表达了要除去旧的污染而自新，最终达到完善的境界。

博雅教育强调“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一表述在儒家经典，甚至是蒙学教育读物中随处可见。

唐朝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而受业——传授知识则是第二位的。

《论语》的《学而》篇中写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简言之，“孝”指回报父母的爱，“弟”指兄弟姐妹的友爱（弟是悌的通假字）。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在达到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这一系列道德修养后，再学文。清朝李毓秀在这一表述的基础上，写了《训蒙文》（后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在开篇总序中就写了：“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另一经典蒙学读物《三字经》，其作者一直存疑，但人们一般认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是其作者，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三字经》还有满文、蒙文译本，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三字经》中有：“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强调做人首先要有孝顺父母、友爱兄长这一道德品质。

李政道在演讲（方鸿辉摄）

“知行合一”则是由王守仁（王阳明先生）在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提出，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俊，在1912年，他开始信奉这一主张，另取名“陶知行”。在1914年赴美留学后，师从美国教育家杜威，杜威强调“从做中学”，即先行后知。在1917年，陶行知回国后，正式改名为“陶行知 ”。

另外，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也出自《论语》的《子张》篇，其原文为：“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即体现了既要广博知识的学习，又要有质疑思考的精神。

诺贝尔奖获主李政道教授看到这两句校训后即说：“这两句话的第二个字合起来就是学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不是学习答问题。”后来他又说：“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爱因斯坦也说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不过喜欢寻根问底地追究问题罢了。”

【注释】

[1]关于哈佛大学新通识教育大纲，请参见《科学与文史》篇附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