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大量的管理哲学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界不争的事实，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还没有前人进行专门的梳理，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考察。

（一）儒家：民贵君轻

儒家强调集体的地位，认为集体的价值是高于个人价值的，但同时又强调集体的基础是个人，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儒家经典的成圣路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社会角色观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好地表明了儒家这种组织观念。这种观念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也成为儒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基础。

任何个人，包括皇帝在内，都不能违背集体的利益。即使是皇帝，若是严重违背集体的利益，也就被排除在集体之外成为“独夫”，人人可诛之。例如孟子认为周伐商杀了商封王，只是“闻诛一夫封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也认为：“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www.guayunfan.com)而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仁”也是与这种观念密不可分的。“仁”的含义按《说文》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仁者，爱人”，这都是在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对“仁”的另一个解说则将这种沟通集体与个人的观念表述得更直接，即“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个人要符合在组织中的规范（“礼”）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正是这种兼顾个人的集体主义，使儒家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儒家主张“天生万物，维人为贵”，首先从世界观的角度树立了人的崇高地位，然后在国家管理当中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思想，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指导管理者的具体管理实践，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服务型领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民贵君轻”体现了服务的目的性，那么“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则表明了儒家对于服务大众作为管理手段的清醒的认识。百姓有力量拥护君主，也有力量推翻君主，因此君主唯有为百姓的利益着想，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

（二）道家：以百姓心为心

与儒家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价值相似，老子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把“人”与“道”“天”“地”摆在同等的地位，着重强调“人亦大”，这是道家人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要做到以人为本，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种“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可以认为是道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核心。

《吕氏春秋》亦将“民”看得极为重要。其《顺民》篇说：“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审查民心、顺应民心才能得民心。另有一句“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这比儒家的“载舟覆舟”的比喻更能表明管理中服务百姓的重大作用。《老子河上公章句》第十章认为“治国者爱民则国安”，只有做到“爱民”才能实现“国安”的管理目的，充分表明了管理的服务取向。

（三）兵家：视卒如爱子

中国古代兵家为当代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鉴的思想，兵家思想在管理的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都值得现代管理者深思，而兵家的服务型领导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

兵家特别强调战争的价值取向，以“民心”为其衡量标准。孙膑认为战争必须是合乎民心的战争，《六韬》也认为必须做到“师出有名”，以合“民心”。这一思想也为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提供了思想启迪。

兵家对作为管理手段的服务有着清晰的认识，如《孙子兵法·地形》认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就是说，如果把士兵当作婴儿般呵护，士兵就能为将领在极度危险的地方冲锋陷阵；如果把士兵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士兵就能为将领出生入死。“视卒如爱子”成为兵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经典名言，也为当代西方管理学家所津津乐道。

（四）墨家：兼爱

墨家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学术团体和武装团体，这与他们的高水平的管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睤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在兼爱的基础上墨子认为应该以能力为标准进行人员任用，并对有能力的人予以相关奖励。墨子认为，“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财，任予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俸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墨子·尚贤上》）。意思是说：古代圣王进行管理时，使品德高尚的人得到应有的地位，使贤能的人得到尊重，即使是农民或工匠、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提拔他们，并给他们以高爵，给他们以厚禄，把事务交给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因为如果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如果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如果政令不断，百姓就不畏惧。

墨子进而提出合理分工的主张，如“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规龅，陶冶梓匠，使各出事其能”（《墨子·节用中》）、“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墨子认为在灾荒年，管理者应该自减俸禄，灾情越重，俸禄越少，例如“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悬，士不入学，君朝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良马，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墨子·七患》）

在此基础上墨子认为要特别善待下属：“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与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日赐酒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廖，辄造事上。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伤家，临户而哀之。”（《墨子·号令》）意指战士如有牺牲，应迅速安葬。在战争结束后，应亲自到死者家中哀掉；如果有伤员，应马上送回家医治并提供好的医生、药品和食物，还要经常派人去慰问，使其尽快恢复。在敌人退去后，举行仪式奖励所有有功之人，尤其对于伤亡战士及其家属要予以更多奖励，更加尊重和爱护他们，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情感上得到补偿。

（五）杂家：顺民

《吕氏春秋》将“民”看得极为重要。其《顺民》篇说：“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审查民心、顺应民心才能得民心。另有一句“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这比儒家的“载舟覆舟”的比喻更能表明管理中服务百姓的重大作用。

（六）孙中山：为众人服务

孙中山经常将民权作为民主的代名词，主张人民应行使直接民权。这是他对西方代议政治弊端的认识结果，他多次强调不能照搬欧美的代议政治，如“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像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像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托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40]

在批判代议制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41]于是，在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因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42]

在直接民权思想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官员要“为众人服务”的公仆思想。

孙中山认为要做到“天下为公”，必须确立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中说到，“现在文明进化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服务。这种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他进一步提出公仆思想，“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43]在1912年1月《复直豫咨议局电》中，孙中山指出：“临时政府唯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所以示为民服务之本心也。”[44]

孙中山的公仆思想为后来的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成为现代中国服务型领导思想最直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