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满思想的演变

反满思想的演变

当然，“反满”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对“反满”也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

从总体上、战略上看，孙中山提出的“反满”思想的主流是揭示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深刻内涵。但是也应当承认，“反满”思想又同孙中山认识上的局限性有关。种族意识曾在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占据一定地位，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不能回避的。孙中山曾认为，满族是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所谓“东胡后裔”，是依靠草原为生而性格剽悍的游牧民族。清朝建立是汉族亡于“异族”。他曾说过：“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马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8〕他曾错误地认为“满族”如“日本族”一样都是外族。但是，很多时候，他又把满族看成中国民族。“就中国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9〕同时，他还说过：中国“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10〕从这里看到，孙中山虽然认为满族是“异族”，但又认为是同属于中国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这种语言逻辑上的矛盾，主要反映出他头脑中曾受过血统论的种族意识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族”的概念的影响，特别是传统文化典籍中对国内中原外的周边民族的错误认识的影响。归根结底，孙中山是把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来看待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族”这一概念，而且早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就已出现过。把“民”和“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一新的概念是近代的事，所以，孙中山曾提出氏族、种族、宗族、国族等概念。这种把以血统为纽带的氏族进一步扩大为宗族、种族及其国族的提法，显然不是近代民族的科学概念。

关于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孙中山曾做过考察和研究。他认为：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11〕“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12〕分析民族形成的原因时，孙中山提出：“造成这种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

孙中山曾把民族形成概括为“自然力”，并分解成为五个重要因素，即“五个力”。

第一，民族形成“当中最大的力是‘血统’。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13〕

第二，民族形成的因素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活，什么地方有水草，便游牧到什么地方，移居到什么地方。由于这种迁居的习惯，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14〕

第三，民族形成的因素是“语言”。“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15〕

第四，民族形成的因素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16〕

第五，民族形成的因素是“风俗习惯”。“如果人类中有一种特别相同的习惯，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17〕孙中山最后概括起来说：“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所以用这五种力和武力比较，便可以分别民族和国家。”^〔18〕

国家是暴力的产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孙中山关于民族问题的阐释和见解，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应当指出，孙中山对民族形成的看法，同唯物史观关于民族的概念并不一致，特别是过分夸大了血统对民族形成的作用。这是把民族和种族混同起来的反映。用种族观念解释民族，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把这种认识同封建种族论者比较起来，孙中山的民族观同唯血统论又具有很大区别。

孙中山重视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语言以及共同信仰与共同风俗习惯。这种观点与唯物史观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人们的稳定共同体，一般使用共同语言，居住共同地域，过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具有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认同的科学概念，是相当接近的。孙中山提出的关于民族形成及特征，可以看成是基本属于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历史范畴。夸大并片面突出血统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表明他受到种族意识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注意的是，孙中山虽然受到种族意识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封建种族复仇主义。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立场上，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给反满以集中打击满洲权贵的特定含义。这是对反满的传统观念的全新阐释。他指出：“有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9〕

我们认为，把“反满”口号从陈腐的封建种族复仇主义中分离出来，把反满提到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高度，并从斗争策略上把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洲人加以区别，采取不同政策，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掌握政权的满洲贵族身上，不仅极大地孤立了满族统治者，同时也自觉地划清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封建种族复仇主义的思想界限。显然，这对批判狭隘的种族意识和提高民族主义觉悟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8〕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

〔9〕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

〔10〕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189页。

〔11〕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6页。

〔12〕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6—187页。

〔13〕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7页。

〔14〕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7页。

〔15〕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7页。

〔16〕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

〔17〕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

〔18〕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

〔19〕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