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满口号的由来

反满口号的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革命民主派提出的早期民族主义却有特殊的内涵。

1894年11月，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孙中山在会员的“秘密誓词”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个口号，既突出了反满，也强调了建立共和政府，揭示出反满民族革命和创立共和的民权革命的宗旨。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把“反满”置于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反映出他对中国民族革命的独特理解及其诠释。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关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释是：“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1〕“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2〕从孙中山对“驱除鞑虏”与“恢复中华”的诠释中我们看到：反满，从总的方面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复杂民族矛盾的客观现实以及孙中山受到认识上的制约。

就反满提出的民族关系及其社会背景来看，这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1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内外民族关系演变的重大时期，它呈现出中国社会民族矛盾的新格局和新特点。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清政府联合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后，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标志着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的中外关系的演变，从对抗到妥协，终于完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合流。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亦即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对中国产生两方面重大后果。一是在世界列强“共管”名义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最终确立；二是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及其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们从历史的动态考察中，看到这种深刻的历史变革对传统的“反满”口号的内涵及其性质、现实意义都在实践中发生从未有过的新变化。

“反清复明”口号，最早出现于清初汉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对明代地主阶级政权覆灭于满族贵族之手和清朝实行对汉族的高压政策异常愤怒，渴求推翻清朝政权，使汉族地主政权重新恢复，洗刷掉社稷沦丧与剃发及发辫等陷于“异族”统治的奇耻大辱。不久，一些汉族地主、士大夫反抗清朝统治斗争失败，转向下层劳动人民宣传种族意识，于是“反清复明”又成为三合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的政治口号。孙中山说：“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起者，可借为资助也。”^〔3〕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反清复明”口号，是带有狭隘种族意识和浓厚封建色彩的。其政治宗旨是推翻清朝满族亲贵政权，重新恢复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帝国。从历史上说，“反清复明”这个口号，在清初曾对反对满族亲贵暴虐的民族压迫起过一些动员作用。但是，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以及推行儒家治国方略，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被认同。这样，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就缓和下来，“反满”口号也就逐步为反封建斗争所冲淡，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官逼民反”“劫富济贫”等类口号，逐渐代替了“反满”而成为富有鲜活血肉的反封建口号。

【注释】

〔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

〔2〕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3〕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