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士陆九渊_一个家族核心的学派_中国士人的故事

淑士陆九渊_一个家族核心的学派_中国士人的故事

淑士，犹淑人，善人。“非淳人淑士，其谁能涅而不渝哉！”（唐·陈子昂《河内县尉陈君硕人墓志铭》）

大凡一门学问，一个流派，乃至一个宗教，设若传于后世，圣哲作为首倡者必在当世有弟子。其去世后，诚服其学说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研究发展其学问，再组成庞大的传教团。传教团流转天地四方，传教圣哲的教义，绵延不绝。如耶稣死后，几近湮没，乃靠保罗传道；再后又有教会组成强大的传教团。如此流布开去，传播四方，代代相传，方才繁盛至今。在中国也有近似情况，孔子杏林授徒，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生前死后已经构成了庞大的传教团，周游列国，传递礼仁之道。直到孔子的再传弟子及其弟子，坚持不懈传道下去，才有了后世中国的儒学、儒家、儒教。

儒家文化如此源远流长，在东亚成为统治人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主流，弟子及其组成的庞大传教团不能没其功。一种思想信仰流芳后世，必有后学承传世人。这继承、创新，布道于大众之学人，就是淑士。

流派的产生和流传，到了南宋已有了很大不同。南宋民间基层社会、家族制度、家族组织的日趋完善，影响到知识思想、学问学派的流传形制与前代情况极为殊异。由于其为学问的非功利性，不单再“学而优则仕”，而是修齐治平，或“为万世开太平”，或“移风易俗”，或“怡情养性”，故学问团体的产生乃是依靠同姓宗法氏族的力量。一门之内，父子兄弟构成圣哲团体，如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三苏一门之内开创了苏学。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关系，世称“二程”，开创了宋代理学。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共同辅助了张载关学“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1]应该说，朱熹思想生前遇世不淑，辟为“伪学”，构陷死罪；其殁后能够流芳于世，他的女婿黄幹整理著述，北峰办学，其功亦不可没。现在，陆氏族里家道绍继，开了一门之下“妙極生知，睿哲惟宰”[2]的礼行之家，创始了一个陆氏门下之陆九思、陆九叙、陆九皋、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一门六兄弟家族为团队核心的学派。

回溯起来，孔子原初开创儒学这门“学做人”的学问，大体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培养德性，二是学习知识。汉儒在《中庸》一书中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分，认为“尊德性”的知识更重要。至于如何增益一个人的德性，孔子原初教育学生，多是就事上指点。至孟子已触及德性的“四端”来源，是为具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陆九渊进一步到“心之体”，直觉一切道德义理皆出自先验“本心”，抽象为“心即理”的命题，构建了“心学”知识。到此，在道德知识的来源上，与朱熹理学认为人的德性来自“天理”不同，陆九渊心学认为人的德性发自“本心”。朱陆二人，一个是客观唯心，一个是主观唯心。“丕阐理学，以淑士类。”[3]陆九渊是一个淑士，辨异端，辟邪说，使孔子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www.guayunfan.com)陆氏兄弟六人中，有三人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清人全祖望曾指出：“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陆九渊）成之。”[4]三人收入《宋史儒林传》中，“梭山（四哥陆九韶）、复斋（五哥陆九龄）、象山（六弟陆九渊），其最著者也”；[5]除二哥陆九叙外，其余五人录入了《宋元学案》。一个传统大家族，创立了一门影响中国思想史七百年的学派，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有趣现象。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南宋金溪青田人。陆九渊的八世祖陆希声曾相唐昭宗。五代末，陆希声的孙子陆德迁“以五代末避地于抚之金溪，解囊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6]这是金溪陆氏之祖，可见陆家原是有品级的地主（士族地主）。到陆九渊之父陆贺的时候，陆家迁金溪已及二百年，已沦为地方平民。

陆氏兄弟，按照宗法分役而持家，呈现出宗法大家族持久的生命力，这是其一。陆家聚世义居，虽居穷约，却是有势力的。在郡县倚以为权重，在乡里示范以宗法，丕显着宋代始有的强宗大族文化的生机和精神。在陆九渊为二哥九叙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陆氏分役持家情况，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公未尝屑屑于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来，咸得其欢”。最后道：“（陆氏兄弟）心不任权谲计数，而人各献其便利，以相禆益。故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7]

另外，陆家董道勤业，泽被一方乡风民俗，这是其二。在族长“独总”之下，能使“子弟仆役，分役其间”，日常生活生产管理精细周全。陆九渊说起家族里外的农劳主业，颇为自豪，道：“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8]对于副业，另辟药事、商旅以兴财路。另外，为了帮衬族里、缓和贫绥、亲睦相邻，陆氏宗祠对乡里赈恤颇为关心：“淳熙丁未，江西岁旱……（陆九皋）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利。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岁，而俗更以善。”[9]平时所蓄，荒岁所需，陆家主导“立社仓之制行于乡”，是实实在在的忧患意识。最后，在流寇匪患时期，又利用家族组织，以地方自治主体姿态抗击滋扰：“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岁恶，有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陆氏兄弟掌握地主武装，保靖平安，是依靠“居乡讲授”忠孝伦常仪节，强化宗法所致。可见陆氏兄弟家族是一批精明能干、知书达礼的带头地主，是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乡村自治生活的中坚和典型。

陆家是特别大智慧的经略家族，这是其三。陆家虽民户，是普通地主，却是有传承中国士绅乡风的典型家族，有一套家族长治久安的经略手段。

首先，陆氏家族保持书香门风。《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中记载，陆家兄弟恪守礼行，尤其陆九渊“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这种门第书香气，保证了家学，更促进了陆氏门户历世不衰。其次，严格家族法规：“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10]

此外还有一套乡绅族法，有一套管理家居和农事的有效制度。陆九韶写《梭山日记》，归纳出《居家正本》和《居家制用》二篇治家哲学。《居家正本》是育人经略，最有家学古风。曰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当以孝弟忠信。所读须六经、论、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次读史，知历代兴衰治平措置之方。陆家读书育人更有特色的是：至十五岁，各因其材而归之四民，秀异者入学，学而为士，教之德行。

第三是正本育人经略，选“秀异者入学而为士”，做家族长盛不衰的保证：“居家正本”还特别规定，一般子弟教育到十五岁，之后分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途培养。“各因其材而归之四民”，属于专才教育；而“秀异者入学而为士，教之德行”，属于通才教育。通才可以学而优则仕，在外做官遥契家族利益。传统文化视家国一体，秀异者在“孝弟忠信”等教条之上，再以六经、论、孟和史为教科书，放眼天下，训诲兴衰之方、治平之术。

最后是持家经略，用度有准，使家族财富“长宜子孙”。《居家制用》是持家经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把家族看作是封建国家的缩影。这个家族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使财富“长宜子孙”，也使家风“子孙可守”，从而“家可长久”。

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怨GF8A7不生，子孙可守。今以田畴所收，除租税及种、盖、粪、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六分为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啬。其所余者，别置簿收管，以为伏腊裘葛、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问疾、时节馈送；又有余，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贤士之困穷者、佃人之饥寒者、过往之无聊者，毋以妄施僧道。……[11]

这是中国农村地主乡贤的置业理家之道，维持了千百年来族人的将养。“夫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也”。故而，“居家正本”规定的分层育人制度是本，“居家制用”为用度持家立法是末。清人张英在《恒产琐言》一书中，赞其治家过日子之详尽，“古人之意，全在小处节俭。大处之不足，由于小处之不谨；月计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过多也。”[12]

总之，从陆氏本末有序的家规家法制度之中，可感受到传统宗族可仰可师的意识形态、堂规、教育、财务，以及武备所赋的特权势力。自然地，陆九渊的“秀异”，得益于这样的一个十世同居、高风笃行、家法严肃的乡村士绅地主家族，也是中国家族文化的骄傲。

古人评价一个人的才智，说“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万杰曰圣”。[13]五中挑一叫茂才，十中选一是选才，百里挑一为俊才，千人之上称英才，二千择一谓贤才，万人之中生人杰，俯瞰亿众方圣人。儒家按差序等级划分人品，陆九渊属于哪一品级呢？说起来，对于宋代那一批理学大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邵雍等，只能算是出类拔萃中千里挑一的贤人，而朱熹和陆九渊则高高在上，是俯视亿万众生的圣人。那么圣人之间呢？有人评价：自北宋周张二程、邵子等大贤之后，南宋则天降神圣般地出现了两位上承孔孟之道，下启百代之英的圣人。一是朱熹，一是陆九渊。这二人中，纵是朱子亦感叹自己门下光明俊伟、特立独行之辈，远不及象山门下。

由此，可以想见陆九渊在学问中的地位和传道授业中的为人。殊不知，贵族是要靠几代人孕育才生出来的。陆氏家族书香十世，同一辈中有六兄弟垫底，才出了陆九渊这么一个“秀异”之士。

据载，陆九渊十三岁读到古书上有一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陆九渊于“宇宙”二字，忽大省，谓“（吾）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又于“宇宙”二字，悟到日用之功，实有在于人情、物理、事势之间，谓“执事之进，尝大进于掌家事之时”；又于“宇宙”二字，深思力考，究极精详，谓“或于践履未能纯一无间，稍加警策，即与天地相似”。从此，凡遇事物，动有感悟。尝闻鼓声，豁然以觉[14]。依此“课己之学”，抵达昭然而不可昧，确然而不可移的境界。后来，陆九渊启发后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5]以自己的悟道经历为引子，多及“宇宙”二字。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3），陆九渊三十四岁，试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宫，中选，赐同进士出身。在行都，诸贤从游，朝夕应酬。到了晚年，归金溪故里，学者门生“远近风闻来亲炙”，象山辟槐堂讲学。后学包恢在为其作的《年谱后序》一文中记载：

在家，则远近闻风来学，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则剖判义利，著明而动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则从游多俊杰，咸听言而感发；在象山，则学徒益大集，皆闻教而屈服。……莫不明白洞达，深切痛快，如锋直破的，如刃解中节。

一堂讲学，台下流汗流涕，脑洞直破，这如痴如醉的一番情景，与其说是一次知识表达，不如说是一场情感表演。这与陆九渊的学问之道相关：学问是为人，还是为学？他称自己只为“做人”，不为“做书”。要殚精竭力做书，尽得风流做人。故陆九渊学问词典中没有“谨慎”二字，反是关不住的“张狂”：一是“发明本心”的唯心主义。“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16]“万物皆备于我”。二是“自作主宰”的唯意志主义。本心主宰，则我的言行也自然合诸此理，与圣人无贰。[17]三是“先辨义利”的绝对主义。人生不消极，德性为本是用力方向不同而已。四是“易简工夫”的反智主义。道不远人，“道理只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尽是释家不二功夫。

比较而言，朱熹小心求证，匍匐在万物法则之下；陆九渊大胆假设，伸入人心深处性灵之中。与朱子性格居敬不一样，陆子情性张扬，“先立乎其（本心）大者”，倡言大丈夫精神。

淳熙三年（1176），陆九渊三十七岁，受吕祖谦邀请，与朱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会面。爆发了中国思想史（儒学史）上一次大论战，史称“鹅湖之会”。这场会面被后人不断提起，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段佳话。前边说过，儒学是“学做人”的学问，其一是培养德性，其二是学习知识。《中庸》称前者为“尊德性”，称后者为“道问学”。传统中国讲究道德立国，普遍认可“学做人”，读书培养德性更为重要。这一点上，朱陆无分歧。但“德性”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构成，对知情意三项，朱陆各有侧重。陆九渊偏意志，认为操行是持守道德的保证；朱熹重认知，认为知识是抵达道德的必由之路。对成人成圣路径选择不同，便造成了二人分歧。

具体说，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做人管好心就对了。人之初性本善，理本来具于心，故不必心外求知。“本心”就是德性，学做人就是“发明本心”，[18]扩充为德性，发展为德行。所以工夫应该下在意志上。朱熹认为“性即理”，人性与万物一般，皆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犹如“月印万川”，[19]人心只是其一。全面认识天理必须“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从万物各具之“理”中归出同源之“天理”，所以工夫应该下在认知上。鹅湖之会上，朱陆对这个世界的道德实体属性的唯一性没有异议，异议的是抵达的路径，或获得的方法。陆九渊“尊德性”为宗，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说本心之性千古不变，但要展开它却不易，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而朱熹提出以“道问学”为主，主张通过问学致知，先博览后归约。结果双方辩论三天，未得到统一。陆九渊随后写了一首和五哥九龄《鹅湖示同志诗》韵之诗，借以明志，道：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20]

陆九渊说，人们千百年来有这样一个习惯：见墟墓即起悲哀之感，见宗庙便兴钦敬之意，他们只看到恢弘的人生业绩，没抓住业绩的关键在砥砺细小的本心。在本心下功夫，涓涓细流终会成沧溟之水，拳拳之石会垒成泰山之巍。读书也是这样，要化繁为简，心性修养才是为学的大事业。反之，向外旁求他务则是支离之学，不着根本，只能浮沉不定。殊不知人生学问的正道，就是打破阻碍，当下“明心见性”，那一瞬，一切理皆由此心流出。陆九渊强调学术是易简工夫，是顿悟。做人做事要先改造主观世界，以之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再指导、改造外在世界。末了讥讽朱熹向外泛观万物，格物渐修之学，断言“支离破碎”的功夫。

陆诗引起朱熹强烈不满，宗朱者亦诋陆为“狂禅”；反之，宗陆者则鄙朱为“俗学”。从此，朱陆两家之学各成门户，中国思想史上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鹅湖之会后，陆九渊正式举起简易之学的大旗，斥朱熹搞的是分解万物的“支离事业”，自己是直抵本心的“易简之学”。“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21]说一个人读书做人做事，穷理容易就会感到亲近，有亲近感就容易长久坚持。三年后，陆九龄去访问朱熹，收到其所和的一首诗。诗曰：

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22]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23]其本体乃是“不依文字而立者”[24]的虚妄和“游谈无根”的浅浮。这便回应了陆九渊心本体思想，及鹅湖会上提出的“尧舜之前何书可读”[25]这一问题。

其实，陆学所谓“易简工夫”与朱学所谓“支离事业”的分歧，标示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世界是一个宅在人内心里的精神体，还是一个浮在人心灵之外的精神体？是从人心里发掘出世界精神，还是从万物中去发现世界精神？其实朱、陆二人对道德本体没有异见，世界是一个道德精神体，不是一个自然物质体。区别只是各用不同的途径去抵达本体，把握那个决定人和世界命运的道德精神本体，以获得自由。因而可以总结说，朱陆之争纯粹是道学内部的争论。

陆九渊四十二岁时，访朱熹于南康，在白鹿洞书院讲学，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6]一章。四十五岁时，除国子正，赴国学讲春秋。四十八岁时，请祠台州崇道观，归故乡讲学。陆九渊仕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却能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说，“良知”、“良能”之论，佛教禅宗“心生”、“心灭”之理，三者融会贯通，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他的“心学”学派。次年，他登贵溪应天山开始建精舍讲学。讲学的书院形制和佛寺相近似。四方学者，多来结庐问学，“聚粮相迎”。大抵每年二月登山，九月末始归。由于陆九渊在此讲学，从学者改应天山为其字象山，“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五年中，间与朱熹书疏辩论。据载，陆九渊在象山讲学的神情与高僧说法相似，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簥至。会揖，升讲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俛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27]

五十一岁时，宋光宗即位，诏知荆门军。时陆九渊始欲著书，故未即赴任，至五十四岁，始赴荆门。至荆门任上，讲学如一。每到朔望及暇日，诣学讲诲诸生。听众多时，在公堂会吏民六百多人。陆九渊素有血疾，是年冬发病。是日接见僚属与论政，理如平时。晚上息静室，命洒扫焚香。雪降，命俱浴，浴罢尽易新衣幅巾，端坐。自是不复言，后三日卒。

儒家至南北宋间，理学之异军突起，并非偶然之事。陆氏“心学”兴起于南宋，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有其社会根源，也有其学术上的承传关系。

陆家兄弟六人，四兄九韶、五兄九龄与六弟九渊，自为师友，相论圣道，共讲古学，俱是一时闻人，人称“江西三陆”。陆家置业理家，学风淳厚，安居民间，二百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28]是儒家弘毅传统的另一种勇猛精进，这是陆学家族核心学派形成的条件。其次，理学之兴，其故为何？除了宗族兴旺的社会背景，必然有文化驱使。言曰：受禅宗之影响也。陆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程朱之学更多华严宗影响，陆氏家学更多禅宗熏染，其源头为孟子之性论。清人全祖望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29]第三，“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宽和凝重”，复斋“深沉周谨”，象山“光明俊伟”，言其和而不同。一家宗室凭一己之精神为主宰，就天赋之形色为躬行，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互相影响，肇始了影响后世五百年的心学运动。

宋儒是原儒的发展，走的还是如何做人的老套路。与原儒一样是关于如何做完人的学问，只是宋儒做人的基础从社会规范上升到形而上义理。掌握了“义理”，就能立定在变动不居的人世，处于不败之地，便是君子圣贤完人。只是宋儒得道的功夫、方法和用力方向不同。如果说“月印万川”，表明程朱之学更多地接受华严宗的影响，构成一条“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同一本体的体现”的理路；那么“我注六经”，显示出陆氏家学则更多地接受禅宗的影响，持守一种“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的简易法门。[30]朱学陆学都讲“绝对精神”，不同的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黄宗羲有言：“（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31]

陆学“尊德性”自有其成就。一是知识方向上，不似朱学殚精竭虑于读书考索，返身专重“复明本心”，体之于心、见之于行，在心性意志上用力，这使得陆学学者在操行方面多持守可观，“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堂堂地做个人”[32]，并有精力做好社会实际事务。朱熹与之思想异趣，也看到了这一个优点，羡慕陆门学者多践履之士，能卓然自立。二是用力对象上，针对一般人不爱淡泊，只爱热闹，炫耀博识、鹜求新奇，陆学提出人的精神立世，关注出处大节；不在文字上殚精竭虑，而在心性修养上用功；以人为根本，不在学术体系的杜撰。这与朱熹理学注重著述，留下系统性学术著作相异趣，陆学形成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33]的心学旨趣，在儒学史上很有意义。如果说朱熹是北宋以来儒家经典义理阐发的集大成者，那么陆九渊是南宋以后儒家经世致用中践行的开拓者。但是，今天来看，陆学实践中的积极，难掩其学术中的消极。著述不丰既失去社会斗争性，也对社会精神有深远的负面影响，暴露了中国哲学一个庞大缺陷——一个“崇高的意识形态‘虚无’”。[34]

换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智者把知识旨趣全部聚集在了“心性”修养上，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一是心学作为道德修养，于世消极。心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黯然自修而不与人较竞。长期下来，这种超拔世俗的道德精神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譬如遇事退步思量，不善竞争。二是心学有神秘虚妄的成分。这导致了中国的精神缺陷，譬如类比附会多，逻辑严密性缺乏。[35]总之，精神内敛的风格、意会的文化造成了中国人思维模糊、人格不清、态度含混，擅长“精神胜利法”的品性。其学术上的影响，一代代下来，使得中国精神体系成了一个庞大的“崇高的意识形态‘虚无’”。以至于，那些亦需要智慧灌注的知识与学术，譬如政治上的制度结构、经济上的资本结构、知识上的经验结构等，都没有实质性充实和展开。简言之，传统知识人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只对做圣贤感兴趣。这影响到后来，尤其是近代的制度文化、商业文化和科学文化，呈现出浅薄、苍白而结构无力的缺陷。

陆学在南宋流传并不广泛，这是由于国家重心在上，“国是”形势所致。加上中国人习惯于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不太接受“狂禅”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传道功夫。一直到明代，在社会重心下移、移风易俗风尚中，心学的思想解放功能才受重视。

注释

[1] （北宋）张载：《张载集·附录·司马光论谥书·又哀横渠诗》，中华书局，1978

[2]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一　征圣第二》，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集序·象山集序》，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758931&remap=gb

[4]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梭山复斋学案·祖望谨案》，（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5]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　涑水学案（下）·涑水续传》，（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6]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行状·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380940&remap=gb

[7]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铭·宋故陆公墓志》，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662014&remap=gb，下同

[8]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语录上·先生言吾家治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267814&remap=gb

[9]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铭·陆修职墓表》，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662014&remap=gb

[10] （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中华书局，1985

[11]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梭山复斋学案》，（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12] （清）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家训·恒产琐言》，陈明译注，新星出版社，2015

[13] （东汉）班固：《白虎通疏证·卷六　圣人·礼别名记》，（清）陈立疏正，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

[14] （南宋）包恢：《象山先生年谱后序》，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a2f7d0100ars8.html

[15]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　语录上·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267814&remap=gb

[16]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书·与李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809026&remap=gb

[17] 刘化兵：《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本义辨析》，《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8]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七十七　槐堂诸儒学案·附录　朱亨道传》，（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19] 弘学：《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讲析》，巴蜀书社，2006

[20]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梭山复斋学案·象山和韵诗》，（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21] 郭彧译注：《周易·系辞上》，中华书局，2006

[22]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梭山复斋学案·紫阳和韵诗》，（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23]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七·书　答吕子约》，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718502&remap=gb

[24]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八·记　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467190&remap=gb

[25]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年谱·淳熙二年乙未》，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215943&remap=gb

[26] （春秋）孔子：《论语·里仁第四》，中华书局，2006

[27] （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年谱·淳熙十五年戊申》，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380940&remap=gb

[28]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一　帝王部一·帝王世纪》，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29]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八　象山学案·祖望谨案》，（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30] 参见范文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十四章　陆象山的唯心主义“心学”》，人民出版社，1955

[31]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八　象山学案·宗羲案》，（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32]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八　象山学案·语录》，（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33] （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一　含蓄》，浙江古籍出版社，罗仲鼎、蔡乃中注，2013

[34]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5] 姜广辉：《陆学的立世精神》，《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