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士葛洪_一个养生全才_中国士人的故事

退士葛洪_一个养生全才_中国士人的故事

退士，隐退之士。“子之所论，出人之计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晋·葛洪《抱朴子》）“当官枉顾者，必闭门不纳，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显职者，则不尽然。”（清·梁章巨《归田琐记》）

这是一个另类，是边缘人物，然而边缘开出了朝向中心方向的可能性。在葛洪之前，儒家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1]董仲舒说“天人合一”；[2]道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总之，儒道两家都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庄子“物化”是一个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这些天人合一、人物两忘的境界，也就是主客相融、情景交融的综合论，本质是“主客合一”。主客合一理念将人和自然都看作有主客体二重身份，包括自然中的一切非人物种，这就遏制了人的主体性，并展开了对自然的客观分析。[5]在中国历史“主客合一”的浓浓综合论传统中，葛洪的思想以经验分析为基本特征，在其自然知识学说中乍现主客机械论的萌芽，将自然分离出来，去服务于人的价值。尽管其研究自然的价值只限于“养生”，但这就是前沿，就是一个创造。因为机械客体论自然观是近代“主客二分”论形而上学思维的必要条件，其硕果是近代科学革命。所以，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能够开发出分析性的思想，葛洪的机械客体论萌芽很重要。

葛洪是一个道士，也是一个炼丹术家，还是一个医学家，也是一个博物学家和制药化学家，又是一个为后世带来绵邈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人生哲学家。他在各个领域都有成就，在中国哲学史、医药学史以及科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儒学衰微，能够诞生这么一个兴趣覆盖从艺术到科学的全领域“文艺复兴式的人才”，光焰一闪，中国历史颜色便不单一。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今江苏）人，家中原为吴国世族。其祖葛系曾经在三国孙吴担任大鸿胪，叔祖父是三国时方士葛玄（亦称葛仙翁），曾跟随左慈学习炼丹及长生之术，是南方的道教领袖。父亲葛悌，入晋后曾为邵陵太守。

葛洪是家中第三子，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贫好学，遂以儒学知名。后于余杭山中遇到两个道人，开始迷上了神仙。“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6]他本来想成为一个儒者，博览了经史子集，但是后来对神仙导引之术产生了兴趣。于是，师从葛玄弟子郑隐，开始学习炼丹术。他为自己取字稚川，别号抱朴子，以示抱朴守质，不为功名利禄诱惑之志。西晋太安二年（303），扬州流民暴乱，葛洪参与平乱有功，被任为伏波将军，又赐关内侯。晋惠帝光熙元年（306），镇南将军刘弘任命嵇含为广州刺史，嵇含推荐葛洪当他的参军，葛洪至广州。在广州多年，葛洪感到“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7]嵇含遇害后，遂至罗浮山隐居。兴致转向采药炼丹，葛洪对许多病例做了非常细致的观察；后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受《石室三皇文》，学习炼丹术。后来，他又娶了鲍玄之女、擅长灸法的鲍姑为妻。(www.guayunfan.com)愍帝建兴二年（313），葛洪回到故里，仍然隐居不仕。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写成《抱朴子》内外篇。成帝咸和元年（326），受王导之召，补州主簿，后迁咨议将军。成帝咸和七年，听说交趾郡（今越南）出产丹砂，向成帝要求出任句屚县令，得到成帝的同意，遂举家南行。至广州时，刺史邓岳将他留下。葛洪于是重新隐居在罗浮山炼丹，最后在此过世。《晋书》载：“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葛洪内擅丹道，外习医术，性通道儒，学贯百家，思博研深，在世时就是一名著名道教领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他能够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主要著作《抱朴子》，为其隐居期间撰写，影响深远。此著述有对文章及美学的开创性论述，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绝不容忽视；他还探求抱朴守质的生活方式，研究人性和文学，构筑真正的人生。

葛洪的文学论去道德化，其人生论去伦理化。较之先秦原儒礼教为本，葛洪的文学观是一大发展，其人生论更具有哲学意义。在先秦，人们谈论人性善恶，看到的人是人文道德中的人。葛洪之后，别开生面看到一个纯自然（或纯艺术）的人。葛洪之前，文章本身没有意义。“圣门四科，德行第一”。孔子门徒的四种科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德行为本，文章为末。《抱朴子》则提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8]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德粗文精”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文章本身具有传世的地位和价值，与德行并重，这一观念自葛洪始。自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言”从来排在最后。自葛洪此论出，改变了传统“三不朽”的地位排序，“立言”同为人生不朽盛事，这就开创了唐宋金元文章盛世大繁荣的肇端。

汉唐重立功，魏晋重立言，宋代重立德。需要分辨的是，葛洪重“立言”不是为了人的立名传世，却为的是养生。人之所有，惟居养生。由于葛洪意在养生，故其“立言”说与社会人无关，当然更与道德亦两分了。

中国的文化内容，是儒道释墨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多元互补而构成的；中国的社会与自然两类知识，也是儒道释墨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交融的结晶。就对中国传统科学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无疑是主流。葛洪作为一个从儒者到丹师、从艺术到科学的道士全才，给出其“科学”研究的定义，是向内研究“自然”，为了养生，并非要向自然攫取，与自然对立。葛洪以养生为其“科学”研究的目的，说明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个特色：真善美合一。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研究员唐通评论说：

中国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然。自然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学者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客体合而为一，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9]

葛洪的经历说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研究”，或曾有的灿烂科技文明，在经过短暂的光焰一闪之后，乃是走的有机论的综合道路，亦即道家自然主义的道路。在哲学引导下，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精、气、神、数、和、阴阳、有无、化、一等为基本概念。这使得在原有中国历史条件下，没能产生以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等为特征的近代科学。中国历史中这种偏颇的文化特征，使人扼腕。

注释

[1] 李泽厚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乃儒学义理。见《论语今读·雍也第六·10伯牛有疾》，三联书店，2004

[2] 董仲舒原话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见《春秋繁露·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中华书局，2012

[3] （春秋）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岳麓书社，2011

[4] （战国）庄子：《庄子·内篇　齐物论第二》，安继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5] 肖富群：《论主客合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郭璞　葛洪》，中华书局，1996

[7]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　自叙卷第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　尚博卷第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 引自侯样祥：《传统与超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