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士冯道_士人的第三条出路_中国士人的故事

朴士冯道_士人的第三条出路_中国士人的故事

朴士，务实的官员。“草昧之地，得一计簿，效十百于法书；得一朴士，效十百于华吏。”（章炳麟《东三省政要序》）

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文中认为，“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在于其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能获得领导的资格全取决于他们自生的德望”。[1]作为贵族的魏晋士族，崇尚自然任诞的求真文化，有着与名教政治分庭抗礼的精神性。到了隋代，士族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之一——占田荫客制，已经被破坏；而另一支柱——九品中正制，卢恺、薛道衡等人曾尝试重建，遭到隋文帝的无情打击。制度坍塌，士族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岌岌可危。

隋代开始兴科举制度，以文选官。然而“夫文之弊，至于尚官”。文章搅动天下的风气犹如雪球，愈滚愈大。下层寒士过去只能做文书杂役，现在科举高登，雅正为官。这导致乡里士族积代而来的精神文化不再引领时尚，无再有维护传统风气之力量。这种科举制度选官用人，正是朝廷剥夺士族政治地位、经济特权、精神引导的新政制。[2]皇权要直抵社会每一个角落，就要消灭士族这个隔在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原本国家为士族提供制度保障，士族为国家提供精神文化。当国家弃之而举行科举后，“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结果是双输，士族削，独立精神削。士族阶层羸弱，政府和国家也强大不起来。庶士代无所积，一朝仕进，文臣仕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3]。因为精神无持守，唐末遇到了几百年一遇的乱象。

唐末时，庶族士人已经物极必反，长期备受压抑的野心被唤醒，于是戾气激荡。在庶族读书人鼓动带领下，黄巢义兵几乎将名门士族杀戮殆尽。黄巢乱世之后是五代时期，这更是一个“人无所守”的时代，五十三年里，易八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更可怕的是，由此引发了读书人和士大夫深刻的精神裂变与信仰危机。五代时期，“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欧阳修撰写五代史，最后得到的“全节之士”区区三人而已。

“五代”是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政权，依次迢递；时在中原周边还存在十来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公元九○七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是五代十国的开始。自此开始，后续篡位者走马灯似的轮替。五代各朝没有像唐王朝有一个所有藩镇认可的共主，只是一个藩镇型的朝廷。五十三年间，易八姓十三君，亡国被弑者八，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五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化最败坏时期之一，各方节度使拥实兵权自重，“极目千里、无复烟火”。[4]按照儒家王道文化，“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安史乱后，唐朝兵燹转衰；黄巢之乱更是暴凌天下江山，而五代政治“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5]王道不行时道义便无存，读书人已然不能承“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6]何况“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7]战争中，有血有肉的人生命尤其孱弱，深刻的精神裂变与信仰丧失亦是必然。(www.guayunfan.com)换言之，大唐帝国何在？谁是常主？给谁做忠实的奴仆？君臣之相处间，再无法以主奴关系定义，只有以雇佣关系重新看待。两种关系都讲忠，一个忠于人，一个忠于事。忠事之臣，“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8]不再为君，只为事职。故而，五代之臣冯道，人称十朝元老，表面上“臣奉十朝”，与其说是始于忠君，不如说是守于职事、常于尊俗、终于立身。北宋富弼赞扬冯道其人其品远远高过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人格高度，是“此孟子所谓大人也”。[9]孟子有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0]大人者又必有大行也，何谓大行？荀子有言，“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11]

“从道不从君”是原始儒家真正行义。依此可见五代之臣冯道其人其事。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人。生在“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之家。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人誉其事亲孝而为学勤；出仕后，为人行事颇有古风。“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12]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无论敬他还是鄙他的人，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敬佩的。

一看其人其事，冯道狼虎丛中也立身。唐末，冯道投奔乃父好友、节度使刘守光，做了参军。唐天佑四年（907），军阀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禅位，改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刘守光受封燕王，后自称帝，史称桀燕。刘旋败，冯道改投河东监军、太监张承业，做了一个巡官。张器识其“文章履行”，荐给晋王李存勖，任河东节度掌书记。李灭后梁，建立后唐（923），冯道随任户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李存勖死后，兄弟李嗣源继位（926），是为后唐明宗。冯道又拜为端明殿学士，后升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后李嗣源过世，儿子李从厚继位（933）。再四个月，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起兵篡位。在李从珂兵变中，冯道扮演了一个违反传统君臣伦理的角色。李从珂造反，皇帝逃往另一个军阀石敬瑭处，冯道不是去护旧驾，而率文武百官迎接新皇帝。李从珂顺利登基，为后唐末帝（934）。不久，石敬瑭借契丹力量起兵复夺帝位，建立后晋（936）。冯道恢复宰相官职，后受命出使契丹。冯道这次出使，成了向契丹示好的一个关键。契丹回来之后，石敬瑭废掉枢密使并入中书省，军政大权集于冯道一身。十年后（946），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灭了后晋。冯道凭着圆熟的处事态度，在和耶律德光会面之后，当上了辽的太师。不久，辽撤兵北还。此间，石敬瑭部下刘知远夺权称帝，建立后汉（947）。为拉拢前朝遗老，封冯道为太师。之后，刘知远手下郭威又起兵篡位，建立后周（951），同样也封冯道为中书令。公元九五四年，冯道以七十三岁高龄过世。后周世宗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谥文懿。

二看好人好事，冯道但教方寸无诸恶。冯道一生做了不少好人好事。首先，待人平和，处世节俭。欧阳修评价冯道：“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周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愧谢，道殊不以为德。”[13]其次，冯道对事也能忠于职守，尽进谏责任。唐天成、长兴年间（926～933），“岁屡丰熟，中国无事”。冯道告诫明宗李嗣源，不要认为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耽于享乐。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又咏一首《田家诗》给明宗听：“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14]李嗣源是沙陀族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听罢聂诗很感动。史载，冯道“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三是冯道人尽其才，能提拔孤寒，奖励后进。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都得到提拔重用。反之，品行办事浮躁的人，即便世家显贵，必抑之或冷遇。四是冯道刊刻九经，注重传播文化。明宗年间，冯道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使之流布天下。这是见于记载的第一次以雕版印刷的《九经》，诞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冯道做了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是看知人论世，冯道在理想与实用之间。自五代至北宋，对冯道的评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冯道去世时，一边倒的赞誉多。宰相范质称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15]北宋初，薛居正撰《旧五代史》，褒贬分两边：一边肯定其处世之道，说“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守墨，深得大臣之体”；一边质疑其为人之忠，说“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到了欧阳修，则对其全盘否定，欧阳修以一个李姓节妇断臂保贞为例，叹息“妇人犹能如此”而冯道连个妇人都不如，读书人的气节都被其丢尽了：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16]

冯道形象从正面走到反面的过程，是随北宋儒学复兴运动而来的，反映了“气节”二字的变化过程。不同时代“气节”内涵不同，原始儒家讲气节表现在“志于道”；秦汉到五代讲气节基本持守原儒“从道不从君”；北宋以后，法家“忠臣”概念纳入儒家“气节”范畴。“死事一主”、“一女不嫁二夫”的忠贞之节几乎完全囊括了气节的内涵，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到此，冯道彻底走向反面。一般来讲，评价一个人有两类标准：理想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如果说欧阳修是宋儒理想主义，那么苏辙论冯道，就是原儒实用主义。在《历代论》一文中，苏辙说孔子当年就肯许管仲“贰臣”公子纠和桓公，否则“一匡天下”之道便不能随管子得附，中华就要成为夷狄之邦，无葆华夏正统之功耳。而冯道与管仲一样也是“贰臣”，后人论其不忠只因“其功”太小，评价天上地下。苏辙说身处五代动荡时期的冯道，虽无匡扶天下之功，却也有救得天下百姓于涂炭之利，亦有其功。在实用主义标准下，其他如蜀学思想的苏东坡、讲“新义利观”的王安石一致赞叹冯道。苏东坡说他“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说他“佛位中人”。[17]

到了明代，李贽评价历史人物冲破成见，对历史上一些遭遇非议的人物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对冯道称赞有加。说五代冯道一生事四姓十君并耶律契丹是了不得，能将百姓之存亡置于君主和自身的荣辱之上，在保身的同时又使百姓免遭涂炭之苦，是为“吏隐”。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断然驳斥李贽的评价。王夫之以岳飞、文天祥民族忠节之人为楷模，鄙视变节仕二姓之败类，认为“冯道身为宰相，旦此夕彼，如失节之妇，二十年而五适人，人皆得而贱之”，[18]痛斥李贽“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19]同样，顾炎武强调士人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20]这三大思想家身处明清易代之际，“以夷变夏”遭际之中，特殊的个人经历和信仰，导致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结论。

在当代，台湾文人南怀瑾推崇冯道是个能办事的人，提出论冯道应一码归一码，不能一概而论。举例说唐代魏征定义如何为臣，是“我不想做忠臣，当然更不想做奸臣，只想做个良臣”。在忠奸之外，开出士人为臣的第三条道路。

一个生在王权之下的读书人，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欧阳修无条件地要求儒士做全节之士，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儒教只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宗教，君臣之义根本无法应付乱世。司马光虽然与欧阳修的回答是一致的，说为臣要“忠臣扰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21]以命相抵，方为尽忠。但他也知道，“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朝代更迭犹如走马灯。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尽在国亡时殉葬。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在这个“智士”的标准下，司马光批评冯道，说你纵然不能作死节忠臣，但可以去做一个智士。比如你可以不做官，或只做小官！司马光不知道，事实上士人在乱世中选择不食周粟最容易做，被迫与虎狼为伴反而最难以行。苏辙便对冯道设身处地作了同情的理解，说那些对冯道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往好了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坏了说是其情枯瘠、其心残贼。

故而，在忠臣与隐士之外，也在忠臣与奸臣之外，今人南怀瑾开出士人第三条道路。一般习惯中看历史人物，就像小孩子看戏，首先要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说好人是一条路，坏人是另一条路，那么在好人坏人之外的人，就是第三条路。这就是冯道在《偶作》一诗中标明的一条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这其中有文化渊源，夹杂着儒释道。冯道如何洁身自好，又委曲求全？首先，他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做人敬天畏命，“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敬苍天远鬼神。其次，他是一个学禅的人，吃饭穿衣都是佛。“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名节在而不执着，无须去斤斤计较。第三，他还是一个悟道的人。“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方安居众人之所恶。在学禅悟道之间，冯道照样修身治国平天下，融合了儒就是禅，禅就是儒，凡就是圣，圣就是凡的处世之道。冯道将禅、道与世间生活打成一片，核心是一个儒家士大夫能看淡名利节操。[22]故第三条路是：就事论事地做实事。

在《长乐老自叙》中，冯道说自己“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冯道一生处在中国历史上纲常最混乱、道德最无行的时代，能够不拘泥于儒家是非伦理，为天下苍生着想，这就有了广阔的做事空间，成为一个超越黑白二元逻辑的人。人生行迹非比寻常，远不是一个“君臣之道”所能裁量的。

总之，“以皇家价值观来看，冯道实是无道。但以民间价值观来看呢？冯道蛮有道。其道是何道？是人道，非君道”。[23]跳出君臣主奴关系之外，以天下为业，不以奴才为业；忠于司务，不愚忠于姓氏；尽于职事，不尽于纲常，传统士人冯道做出了近似现代的选择：专业化。有人单从市场经营之道、经事济民之义，将“侍奉五朝”看作是出任“四大公司”的经理，评价冯道的性质属于五代“职业经理人”。[24]

是欤？非欤？冯道之道留待世人评说。

注释

[1] 参见侯旭东：《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书评》，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谷川提出六朝时代的特点，是其社会为贵族所支配，贵族自立于朝廷，其理念引入朝廷的政策中，实现了贵族对朝廷的支配。

[2] 参见郑敬高：《试论谱学与姓族文化——读〈新唐书·柳冲传〉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柳冲是士族门阀，《新唐书·柳冲传》（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删要了他从谱学的发展讨论魏晋以来的姓族文化问题，很为后人重视。

[3]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三　死事传第二十一·序》，中华书局，1974

[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中和四年）》，中华书局，2009

[5] （战国）荀子：《荀子·议兵篇第十五》，方勇等注，中华书局，2011

[6]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春秋宗指议第一》，教育网，http://www.3edu.net/guoxue/8587.html

[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中华书局，2006

[8] （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周书十七·列传六　冯道传》，中华书局，1976

[9] 引自严修：《重新审视冯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0]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

[11] （战国）荀子：《荀子·子道第二十九》，孙安邦、马银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12] （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周书十七·列传六　冯道传》，中华书局，1976

[13]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杂传第四十二·冯道传》，中华书局，1974

[14] （唐）聂夷中：《全唐诗·卷六三六　聂夷中·咏田家（一作伤田家）》，（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太祖圣神恭肃文武皇帝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6] （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七十一·廉耻》，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17] 引自刘凤梧：《冯道的道》，《齐鲁晚报》，2013年10月30日A23版随笔

[18] （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续孟子·尽心下　十》，中华书局，1975

[19]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　三》，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2013

[20] （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七十一·廉耻》，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太祖圣神恭肃文武皇帝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2] 南怀瑾：《南怀瑾评冯道》，豆瓣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5713355/

[23] 刘诚龙：《冯道蛮有道》，《香港文汇报》，2012年9月4日A33文汇园副刊

[24] 陈良：《五代的“职业经理人”冯道》，《群言杂志》，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