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士管仲_新兴士人的“启蒙”大师_中国士人的故事

卿士管仲_新兴士人的“启蒙”大师_中国士人的故事

卿士，周王朝的执政者，总管王朝的政事。《诗经》朱熹集注：“卿士，六卿之外，更为都官，以总六官之事也。”《左传》杜预注：“卿士，王卿之执政者。”

管仲是齐国新兴士人阶层中的一颗耀眼新星，气象万千，神情烂漫，最大特色是以其实用思想、霸业事迹和稷下文化，启蒙天下各色人；从贵族体制走出来，读书转型，浑身上下都是新，树立士人新意识，做一个新士人。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颍上（今安徽）人，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鲍叔牙出身贵族，生活过得富足，知管仲贤，善遇之，二人是“管鲍之交”。管仲后来生意失败从军，打仗时惦记老母，“三战三走”做过逃兵。到齐国事公子纠，时鲍叔事公子小白（齐桓公），“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1]管仲站错了队，幽囚受辱，经过鲍叔牙向桓公力荐，转眼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鲍叔能知人，管仲有其贤，从此开战国布衣卿相之局。“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在管仲辅佐下，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自己也成为春秋最伟大的政治家，大显于天下。

管仲经济上也有一套。将人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是他第一个提出来；搞“四民分业定居”[2]政策，是他第一个实施；经济改革“俗欲予之”，是他行“论卑易行”策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是他照顾到物质精神间充分而不必要的关系；“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4]是他尊重习俗和人性化地通货积财；“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赀，以充国用”，[5]是他制定法律开“女闾”财路……管仲为人殊异，事迹特立独行，思想出格而个性大放异彩，在春秋有示范效应。他“启蒙”了天下各色人等，促使人读书转型进入士人群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6]春秋时代士人意识增强，管仲影响不可限量。

孔子赞其仁：“九合诸侯，不以兵车。”[7]李白歌其贤：“小白鸿翼于夷吾。”[8]管仲早孔子一百年，早李白一千年。(www.guayunfan.com)任何思想文化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士人阶层的思想文化也是这样。只要这种思想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它就会随着自己的载体——士人的流动而四处传播。数以百千计的士人学者仆仆于列国的道路上，辩诘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讲坛中。“九流十家，继轨并作。”[9]

其中，尤以管仲治下的齐国“稷下学宫”最负盛名。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始建于齐桓公，因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处而得名，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是当时各种思想学术流派通过辩诘而交流的神圣殿堂，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堪称双璧，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中心。“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10]稷下学者还可以授官爵，“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事实上，这些学者“不治而议论”治道，把道和天下联系起来，显然与富国强兵无关。孟子就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直系乎“天下恶乎定”之道。[11]儒、法、道、阴阳、名、兵等各家士人荟集于齐，思想自由，争夺“道统”。

管仲任齐卿相，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集优秀文化思想于一身，合士人的优点与官僚的长处于一体。

与鲁地文化“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重人格不同；也与秦地文化“折节为俭，力田畜”，重人力不一样；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12]有唯物逐利传统，思想上有黄老之风，文化上有“宽缓阔达”的人性民俗。管仲任齐卿相，行政“人性”化，视人是有欲望的血肉之躯，主张“自然”观念，尽量不干涉人们生活，行政采取实用国策，敬百姓，尊“逐渔盐商贾之利”习俗，以经商逐利为社会风尚。将商周文化与齐文化集于一体，“择其善者而业用之”，[13]兼收到一个庞大的齐鲁商业思想体系中，一部托名《管子》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术著作，便是其行政中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反映。[14]

另外，在管仲的思想中，能够找到儒、道、法多家思想的影子。《管子》里有老子《道德经》“气”的思想雏形；孔子礼义廉耻说在《管子》“四维”思想中能够找到依据；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不少同《管子》是一致的；管仲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法”概念的人。《管子》一书问世后，有人把它列入道家，有的列入法家，也有的认为相同于儒家，可见该书是一部集古代思想大成的书。管仲是齐国士阶层文化的组织者，“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士”；[15]是春秋新文化的开创者，齐桓公尊之为“仲父”；是士人阶层的优异之士，又是新兴官僚阶层的杰出代表，士人优点与官僚长处结合一体，是历史上少有的治国官僚、天下贤才。

最后，管仲提出“尊王攘夷”，开创春秋大国新文化。齐国“九合诸侯”、崛为霸主的过程，就是输出大国文化的过程。管仲的思想，特别是其“霸业”思想，取代之前的“王道”文化，开创了春秋战国时代主流文化。如果不是管子提出霸业思想，也许不会有各国政治改革，春秋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就不会瓦解，封建制就不会代替奴隶制，一个华夏新生民族与封建帝国就不会萌发。后人赞誉管仲，说其传播大国文化，做了一个“华夏文明的保护者”。[16]

管仲之后，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办私学立教，周游各国，传播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注释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中华书局，2006

[2] （春秋）管子：《管子·小匡第二十》，梁运华译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 （春秋）管子：《管子·牧民第一·国颂》，梁运华译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中华书局，2006

[5] （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　女闾》，是何年网，http://www.4hn.org/modules/article/reader.php？aid=2145

[6]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7] （春秋）孔子：《论语·宪问第十四》，中华书局，2006

[8] （唐）李白：《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君道曲》，（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 （汉）徐干：《中论》（新编），萧登福校注，台湾古籍出版社，2000

[11] 参见（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2006

[13] （春秋）左丘明：《国语·卷六　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 张景芬：《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齐、鲁文化比较》，《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1期

[15] （春秋）左丘明：《国语·卷六　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 所谓“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论。其意是说管仲推行春秋大国文化，诸侯会盟，促进了诸侯政治变革，强化了中原，保护了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