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_得君行道_中国士人的故事

导语_得君行道_中国士人的故事

在理学道统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前，国家只能是以富贵吸引士人。[1]反之，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2]得君行道、“共治天下”，[3]这是中国士人历史上发展到第七阶段的特征。

当历史步入宋代，真可谓“时代不同了”。宋代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已经完备，从平民士人中选拔国家人才已经成为国家体制。举子士人进入士大夫官僚阶层后，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官僚作为一个阶层、一种势力，已经崛起于国家舞台，社会能量不可小视。

宋儒士大夫们“先天下之忧而忧”，[4]翻出了“共治天下”的政治新理念；“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新风范；读书人志在“得君行道”，蕴涵浓厚的儒家新精神。跟前代士人大不一样的，宋代士大夫头脑里充满经世理想，焕发出“平天下”的精神面貌，独有宋代新的内容特征：一是不同于唐末五代士人失操守，宋士大夫重忠贞节义；二是不同于战国士人讲“各为其主”，[5]宋士大夫讲“天下惟道理最大”；[6]三是不同于唐代“爱之如一，种落皆依”[7]的乐观心理，宋代士大夫有浓浓的“国是”忧患意识。

在宋代，皇权相对受到士大夫限制，中央政府管理国家的机制日趋完善。从来皇权（君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但历史上的运作一直在变换。一直以来，皇室与政府（皇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直接反映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内容。汉代以“天人合一”谶纬迷信作为依据，皇权实权落至内朝。两晋因门阀政治的影响，皇权行使出现低潮，方式亦发生变形，此所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8]。隋朝削弱门阀世族的影响，皇帝制度走出低谷，逐渐恢复了固有权威。到唐朝依然有“君权神授”说，皇帝制度更得损益整合，在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内廷与宦官之争中，皇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五代跌入以“暴力为王”的乱世，皇权走马灯似的不断换手。再到宋代，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理学士大夫锐利的审视，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采取了批判态度，皇权的运作在这里也有了新的观念，这就是“适道”。“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9]“虚己之谓道，适道之谓权”。[10]皇权的合法性源自“适道”。

与皇权观念降低相适应，宋代士大夫的国家意识则增强了。因为宋代遇到了“对手环伺”的国际形势，“忠”也有了改变，“人臣以公正为忠”，[11]并不单对皇帝效忠，而是体现在天下公正上。“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12]“天下谓之大忠”，[13]“忠”转化成为对天下尽忠的“大公”。宋代官僚士大夫，由臣子之“忠”转化为臣工之“公”。范仲淹那一段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标示着士大夫意识向天下国家转移的冲动。(www.guayunfan.com)自宋代始，中国进入没有世家大族的平民社会。之前隋唐已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科举取士，既解决了人才来源，又消弭了有力量抗衡皇权的士族势力。一个庞大的儒家士绅阶层开始缔造，渐渐形成与贵族门第比权量力的另一支力量，也是形成唐代党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唐末五代，由于有针对性的残酷绞杀，门阀世族终于零落殆尽。在宋代，开始全面铺开科举取士。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士大夫取代了以往世袭的世家士大夫。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主体，完成了从贵族士族向文人学士的转变，新成长起来的文人学士群体成为社会新贵。他们重振学术、重建文脉，教化社会，创建了一批书院。再往后，出于挽救五代宗族组织的衰败、宗法关系的松散、宗族伦理的弱化的需要，提出了再造宗族制度的构想。[14]总之，门阀世家消亡以后，宋代士人（平民士大夫、文人学士以及士绅群体）全面承担了凝聚社会和振兴文化的责任。

宋代没有世家大族，一种平民社会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创业之主赵匡胤曾立誓于太庙，不以因与己意见不合而置臣下于死地，信誓传及子孙。由此，皇帝不再全部以道德拥有者自居，这也就可以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行政重点从传统抽象伦理原则转到脚踏实地获利，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具体地，宋代以国家立法保护私权，展开项目可谓汗牛充栋，市场上的商品、工业品以及服务人们生活的物质产品大量出现，吸引世人注意力的不再是四书五经、琴棋诗画之类的传统精神产品。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15]

从历史结果来看，幸亏有了宋代平民士大夫文化。一是宋代立国以来，外患继其始终，其能坚守三百余年，完全是儒家文化之功。二是宋朝国家灭亡之前，宋儒已经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国亡于上朝，但学存于天下，以之保留了华夏文明的种子。三是宗族乡村社会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确保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灭亡之后，虽处异族统治之下却仍然能够获得生存和自我发展。[16]

宋代知识学开始转向，人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都发生重大变化。宋学转向，是由先秦原儒伦理学、汉儒伦理政治学向宋儒伦理政治本体论哲学转变。宋代知识学转向，是应对汉唐时代的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逻辑必然。因为汉唐的思想系统家族制度成分较多，少有本体论诠释，缺少神圣性。与先秦儒学单重伦理道德不同，也与汉学专事训诂名物不同，宋学解释经书全凭己意说义理。所谓义理之学，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宋儒把“礼”发展成为“理”，从经学到玄学、礼学到理学，都是为了提供应对世道人心的变通空间，满足人们寻求安身立命的依据，从外在伦理向本体溯源的知识要求。在思想层面，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来批判和挑战人间制度；在知识层面，去搭建与宇宙自然共通一致的人类社会规则和理由；在信仰层面，将更为神圣的“天理”之天，既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概之，从伦理学、伦理政治学，到伦理政治哲学，宋儒把“礼”发展成为“理”。[17]

要拓展原始儒学，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禅宗作为佛门主流，被作为重要的形而上资源，摄入宋明理学之中。宋代理学对道教和佛教思想包含兼容，吸收了释道思辨资源。实际上，这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过程，溶融成为中国文化之主体，即道学。所谓道学，亦即理学或心学。无论理学或心学，都旨在依据孔孟原典发明孔孟圣学之义理。孔孟之学的宗旨，可以“仁义道德”四字概括。道学家不满足于将仁义道德仅仅看作社会伦理规范，而要将之作为宇宙人心的根本；此根本称作“理”或“天理”。由之，宋明理学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家族观念和神祇观念的统一，是中国人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统一。由此，宋明理学既统摄社会，又寄托心灵；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既研究抽象“天道”，也认识具体“物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综合和成熟，成为封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代表。

在宋代，精神性的“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已超越具体性的“立功”、“立言”。汉唐时代讲“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18]人生追求显赫功名。魏晋时代讲“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9]人生追求文章传世。到了宋代士大夫讲“人生天地间……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人生追求道德主体。陆九渊大讲人学，讲“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讲“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20]这样一来，宋代对人物（包括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与前代大为异趣，就看是否“为人”、“尽人道”。比较下来，由于崇尚力治，不讲义理，秦汉以来是“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21]的霸道乱世；反之，讲求以德为本位，宋代文化世界有了一个崭新的面孔。[22]

宋代通过理义来制约权力，根本是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在秦汉至唐，官僚集团对皇权的制约主要是通过地方权力或结构权力来进行的；到了宋明时则主要是通过道德权力来进行。[23]

在宋以前，权力是分化的，官僚集团掌握一部分独立的、不受制于皇权的权力。君主要集权，官僚集团要分权，演绎了很多的血雨腥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贵族独立掌握一部分地方权力，乃至分享着周天子的权力；到了汉代，是新兴的门阀掌握一部分独立的权力。唐代是世家大族与朝廷分权，来制约皇权。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总是倾向于集大权于一身，到了宋代，皇帝吸取了前朝大权旁落的教训。对地方权力，采取地方官员设不同职能、管理分权，不再设全权综合性的郡守之类，加上轮换制的措施，消除了地方官员控制地方权力的途径。对国家权力分配，以面向平民的科举制来取代门阀世家举荐制，彻底打破以往贵族世家把持入仕之道的传统。宋代皇帝加强了对科举考试的控制，增加了殿试选才的环节：“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24]被录取士子只对皇帝本人感恩，使得这个阶层与赵宋政权同心同德。

于此，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结构成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无法形成结构权力来制约皇权，必须寻找新的制约方法。于是，宋儒把“礼”发展成“理”。从礼到理，即从条文规范的礼学到梳理心灵智慧的理学，从注经之学到思辨玄学。理具有万事万物本体性的地位，自然要高于结构权力，也可以制约结构权力。另外，理的获得不是来自权力和地位，而是来自个人修行。而个人修行的好坏，道德判断权掌握在理学家士大夫手上。这与西方基督教改革过程中把信仰的解释权从教会收归个人相类同，都是为了获得应对世道人心的变通空间。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官僚集团已找到了新的方法，通过道德（道统）来制约权力。[25]

汉唐门阀制度是贵族制度消失后的替代物，两宋道统权力则是结构权力消失后的替代物。皇权（皇室）与相权（政府）之争，到此嬗变为治统与道统之争。由此，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完成了取代以往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的权力结构转变。

宋代科举选官制已彻底代替门阀察举选官制，一大批贫寒之士进入官僚集团。与前代相比，宋代帝王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前代士大夫出身以世家贵族为主，宋代则改变为以“寒族”为主。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科举录取制度之中。[26]然而，由科举出身的平民读书人所组成的文官士大夫阶层，与从门阀士族地主而来的士大夫阶层比较，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其政治、经济、文化根基不可同日而语。

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宋以前，一姓门阀士族便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足以同皇帝分庭抗礼；宋代却没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像门阀士族那样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实力，地位不仅不能世袭，如果失去官职，自身难保。即使是达到了宰相之位，也大多是些靠拿工资过日子的布衣卿相。官僚士大夫们对皇权岂止有向心力，简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般的依附，根本不可与皇权分庭抗礼，更遑论危及皇位。门阀贵族士大夫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用唐朝人柳芳《氏族论》里的话，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27]而文官士大夫阶层则具有开放性、非世袭性，用北宋人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中的话说，是“骤得富贵”，“其家不传”。[28]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失去了官职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是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

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官户”，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过来，他们这种“官户”也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沦为无产者。如赫赫王安石，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时，由平民添列官宦人家。王安石死去之后家道下降为“乡户”。宋徽宗有一天想起了王安石，要寻找他的后代，结果王安石后代已消失于茫茫人寰中，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对于宋代官僚士大夫们来说，一般可以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或望族。但是只要有一两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会跌落到庶人，随即消失于尘世。[29]

故而，宋代士大夫们人生起伏的风险，也是前代所没有的。第一，富贵由人主操柄。第二，功名易得而富贵难保。尤其对于缺乏深厚物质基础、悠久家学和文化传承的普通读书人而言，在科举制下功名富贵易得，而一旦失去，则身家维艰。如此一来，士大夫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也就不鲜见，且会更加剧烈，更加惊心动魄。

南北朝以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30]的政治特权境况，到了宋代已经不复。宋代士大夫别立文化特权，以理学构建了一套伦理政治本体论学说，官僚士大夫可以通过道统来制约治统，皇帝不得不“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献记载，宋朝政治“待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31]这保护和促进了宋代（尤其北宋）士大夫的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疑经思潮、改革思潮、经世理念、理性态度、平等意识和气节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宋一代是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史上的巅峰时期。余英时评论宋代士大夫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时，认为“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表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32]

由此型塑了宋代士人品格，显现出宽松而优裕的宋代士风，表现在既能够以天下为任，也能够融“仕处”、“进退”于一身。如果从赞扬的角度，宋代文人的新型人格可以这样来描述：他们平和闲适、从容不迫，立朝为官则刚正切直、义正辞严；退而还家则温文尔雅、潇洒风流。这是千年来士人精神文化以及士人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情境，使宋代士人得以成就那么丰富的人格结构与精神世界。和唐人相比，宋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现实和脚踏实地，它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他们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发展的人、比较完整的人。这就涉及宋文化的又一特质，即生活化、闲适化、个性化的休闲文化特色。一面在公共场合大倡仁义道德、忠君爱国，一面在私人生活中以游冶享乐为务，以文采风流见长。[33]恰如苏东坡，多了一些看透一切的大智慧，却少了一些笃实执着的追问精神；多了一些适可而止的灵活，却少了一些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闯劲；多了一些高雅微妙的文人情趣，却少了一些终身恪守的坚实信仰。真正能够融“仕”与“处”、“进”与“退”于一身的，是这些宋代士大夫。正是他们塑造了后世中国读书人灵活机变、凌空蹈虚的人格类型。

宋代儒家士人的伟大之处是另立炉灶，致力于建立书院，以维护自身独立品格、学术品质，盖以讲学“成就人才，传斯道而济斯民”，[34]移风易俗。从这个时期起，士人的实践方向也开始渐渐由朝廷转向社会民间。[35]

注释

[1] 吴铮强：《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也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3期

[2] 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

[3] 出自“（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熙宁四年三月尽其月》，中华书局，1995

[4]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八·一六八　岳阳楼记》，凤凰出版社，2004

[5] （晋）陈寿：《三国志·卷九　魏书九·曹爽传》，（南朝宋）裴松之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6] 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7] 原话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资治通鉴　卷一九八　唐纪十四·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贞观二十一年》，中华书局，2009

[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七　载记第十七·姚兴上》，中华书局，1996

[9]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下）·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七·一一九　易义》，凤凰出版社，2004

[10]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下）·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一·二三　用天下心为心赋》，凤凰出版社，2004

[11] 引自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12]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　中·十二月丙辰》，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3]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下）·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八·一四四　杨文公写真赞》，凤凰出版社，2004

[14] 吴钩：《宋代的社会自治》，《法治陕西》，2012年4月20日

[1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三联书店，2007

[16] 梦溪夜话：《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国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

[17] 蔡方鹿：《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8]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中华书局，2006

[19] （三国）曹丕：《文选·卷五十二　论二·典论论文》，（南朝梁）萧统编注，华夏出版社，2000

[20] （南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语录下》，钟哲点校，中华书局，2008

[21]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九·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909187&remap=gb

[22]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3]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39卷

[24]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赵逵传》，中华书局，1985

[25] 蔡方鹿：《宋代理学对儒家仁说的继承发展及其现代价值》，载《儒学评论（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26] 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7]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

[28] （北宋）张载：《张载文集·经学理窟　宗法》，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562335&remap=gb

[29] 张帆：《书中自有黄金屋》，榕树下，http://www.rongshuxia.com/chapter/bookid-5213985-chapterid-19575.html

[30] （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三·王球》，中华书局，1975

[31]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载《默记/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

[32] （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第5页

[33] 梁桂芳：《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3期（总第294期）

[34] （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　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876681&remap=gb

[35] 吴钩：《书院：生于体制外，死于体制内》，《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