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士李膺_一个担当“反对党首领”的士人

清士李膺_一个担当“反对党首领”的士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

清士，高洁的人。“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史记》）“世称清士，箪豆区区。”（清·刘大櫆《祭顺天府余公文》）

儒家治国重道德教化，东汉时期尤为突出。史载光武帝针对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1]导致王莽借歪曲儒家以篡位，对人的明经修行格外褒奖。“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汉社会所弥漫的道德气息，众多道德典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在以往历史上少有。士人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气概。

李膺（110～169），字符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出身衣冠望族。祖父李修，父亲李益。东汉的选举制度以察举征辟为主。除了学识之外，这种制度尤其重视士人的社会声誉。李膺是当地清流，经举孝廉，历任青州、渔阳、蜀郡太守，任内申明法令，恩威并举。后转乌桓校尉，永寿二年（156），鲜卑掠云中，征度辽将军。延熹二年（159），李膺为河南尹，揭发宛陵豪族大姓羊元群之罪，反坐罪，罚左校。司隶校尉应奉知情，上疏说情，得以免刑。后任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郭泰等交游，反对宦官专擅，致力于纠劾奸佞，是太学生心目中的“天下楷模”。时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视为“登龙门”。班固叙述道：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2]

李膺为首的清流形象，与代表溷浊污垢形象的宦官之间，壁垒分明，矛盾十分尖锐。李膺任职期间，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在外做官，贪残无道，被李膺处决。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对质。李膺以儒家成说、圣贤故事和经义据理对答，道：“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日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桓帝无言以对，只能对张让说：“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李膺名气更大了。李膺的好友陈蕃、杜密、王畅等人也备受读书人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www.guayunfan.com)公元二世纪末期，东汉桓帝、灵帝之后，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距离。监察的职责原本是一个官僚层次，变由“司隶校尉”兼任。“清议”（党议）是东汉后期士大夫中流行的褒贬人物、左右舆论的风气，目的是要遏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不良之风。清议使太学生与一部分清流士大夫结合在一起，互为推崇，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李膺任司隶校尉时，监察朝政，“诽讪朝廷”不遗余力，表现出“反对党首领”之形象。

延熹九年（166），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郡国生徒，“更相驱驰，相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全国各郡国收捕“党人”。太尉陈蕃则认为“党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忧国忠正之士，不应无故收捕。桓帝更怒，即刻将李膺等收狱，时受牵连者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名士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其中，有一时不能抓获的，桓帝命使者四出搜捕，悬赏缉拿。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后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但不许李膺为官，监视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后，士人按照明确的价值倾向，评议出全国性的士林中坚和精英，诸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党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3]“士子羞于（阉寺）为伍”，有十分明晰的政治指向。这种在政权之外重新树立榜样的党议方式，与一般的士林评议、人物臧否不同，清楚地显示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其上层指向，完全是有意图地反对、抗衡以至挑战以皇帝和宦官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建宁二年（169），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任命李膺为长乐少府。宦官先发制人，迫使灵帝逮捕窦武，窦武与王甫军激战，兵败自杀。宦官进一步逮捕“党人”，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受牵连遭到迁徙、禁锢者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二次党锢之祸犹如一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虽然李膺辈的政治抗争以失败而告终，但汉代读书人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现，不可磨灭。

“党锢之祸”与儒士的崇高道德形象之间有一个隐秘联系。儒家治国重道德教化，东汉时期尤为突出，忠信廉耻，几于三代矣。“名教”是东汉士人崇高道德意识的具体表现，包含了一整套社会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名教之下，东汉士人在践履儒家道德教条方面值得钦佩，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极尽苛刻之能事，出现了许多“矫名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汉末年社会秩序的紧张，“党锢之祸”就是十分明显的表现。

东汉很多读书人自负清高，以儒学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一切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在儒学义理之外无原由，决定了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婞直之风。原本清流之士挺身而出，目的是维护“君为社稷之主”的政治信条，要给摇摇欲坠的东汉末世提供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藉此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延续。而“党锢君子”在道德上自视甚高，视宦官为异类，不分是非地予以打击，结果除了表明自身在道德上的高尚和纯洁之外，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4]东汉后期士大夫以严猛的举动来除暴止恶、清肃奸邪，时常不加宽贷，甚至不惜以“非法”和抗上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是士大夫通过集议制度这个决策机制控制政府权力，二是借宰相制度对皇权进行约束，三是通过对太子的儒学教育间接影响皇帝施政，[5]加上在朝士大夫与地方士大夫内外相应、上下相维、互为声援的局面，迫使时在深宫里的皇帝唯有与身边的宦官互相依靠才能更好地生存。这导致政治腐败，中央政府失去效能，皇室发号施令的权威几乎消弭。而拥有察举权的京城清流和地方士人，势力庞大，占据了公共空间。进一步，以学行相尚的士大夫对宦官的排摒是绝对的，他们的道德洁癖已经不能忍受肤体污秽的宦官把持朝政，乃至除之而后快。而朝廷呢，亦不能接受清流们挺力廓清政府的许多做法。

当政府与皇室之间的平衡出现偏差时，宦官出来抓捕士人领袖是必然的。所以士群表面上是与宦官斗争，实际是与皇室的矛盾。

注释

[1] （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十三　两汉风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李膺传》，中华书局，2007

[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序》，中华书局，2007

[4] 向晋卫：《再论东汉时期的“名教”》，《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5期

[5] 朱顺玲：《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8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