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士，姓名不见于史传的人士。“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传统中国知识分两类，一类是经学知识，一类是科学知识；或者说一类是社会知识，一类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研究的是“世间法”，自然知识研究的是“自然法”。正如西人李约瑟说：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知识”，这是理性的，但却是虚假；一种是洞察自然的知识，这是经验的，甚或是可能超越人类逻辑的，但是非个人的、普遍的和真实的。[1]
然而，古代中国知识严重偏科，文化和哲学的旨趣全在“心性修养”中。学问几乎全以伦理为“知识”对象，加上儒学独尊和科举制度的影响，这就导致古代中国士人知识结构和学术结构严重畸形。士人原本作为知识和知识研究的主体，其分布也应依知识类型的分布，划为文理两大类。但致力于“自然法”的研究基本没有，即便有也昙花一现，或停滞不前，为业者稀少。反之，致力于“世间法”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前仆后继。这说明了古代中国士人的思想、知识和信仰旨趣，全在道德心性和政治修养上。
然而，在公元三世纪，与士族文化政治相适应，社会进入了一个鄙视功名利禄、鄙视代圣贤立言，祛除“世间法”之精神枷锁的新阶段。魏晋时期，儒学衰微，人们的思维发生了大变革。繁琐的两汉经学和谶纬迷信被冷落。魏晋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既着重于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哲学范畴，同时还包括源自道家及五行阴阳家的术数、方术、占卜、算命、星相、堪舆、择日、姓名学等，科学思维的大门不经意被打开了一道门缝。士人辩难“析理”，探索思维规律，科学之识（定理、定律及假说）看待事物，追求普遍公理成为风气。
数学以严谨为特点，几百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公式和解法。进入魏晋，思想变革为其逻辑提升、科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是给予证明其必然性，获得抽象的“数学之理”的时候了。[2](www.guayunfan.com)刘徽（225～295），山东邹平人，撰写了数学书《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最宝贵的中国数学遗产。《九章算术》绝大部分产生于秦或西汉以前。刘徽一生趣味在数目字，对《九章算术》爱不释手。他对《九章算术》的研究，主要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等章的解题方法。他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思维缜密，方法灵活。
数学与数理逻辑学，在意境化中国的思维中是极其稀缺的资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刘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犹如古代中国所有知识（包括科技常识）一样，《九章算术》产生自“立周天历度”、“官方摊派劳役”、“行政官员的技术要求”等需要，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鲜明的社会性。不像古希腊人欧几里得，把数学当作“纯理念的精神活动”。[3]在中国，最古老的科学是实证科学，比如说中医，以及预测学之类。中国科学主要是通过哲学把握的方式，用效用结果来证明推理是否正确；而西方科学则以实验推理的途径，用理论自足去证明预设是否合理。《九章算术》单以田亩赋税等实用计算为主，在中国流传至今，成为独门绝活。这说明中国与西方数学发展路向不同；不同的数学路向又影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科技的实用性特色，是文科与理科间的不平衡发展、实证与实验间的趣味差异、社会功利性目的与纯精神活动的不同指向所形成的思维差别。
在看重“世间法”的经学中国，在李善兰及西方微积分学传入中国之前，刘徽是中国古代水平最高的数学家。但在中国史典《晋书》中，只有“律历志上·审度”和“律历志上·嘉量”栏中，留下十几个字的志记：“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云”、“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曰”。[4]其人生行状也只是在今天，由后人努力爬剔拼凑出来的。这令人喟叹，在古代中国，以政治为业的人是显士，从事科技研究者属于旁道左门，故刘徽乃一介晦士。无论如何，晦士刘徽的意义重大，是在古代经学一统的中国知识思维天幕上几乎湮灭的一道科学光芒，值得崇敬。
注释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郭书春：《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3] 郭书春：《中国古代数学·第十二章 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97
[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六 志第六·律历志上·嘉量》，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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