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士宗炳_“山水画”中的隐士_中国士人的故事

画士宗炳_“山水画”中的隐士_中国士人的故事

画士，对从事绘画者的美称。“既工此道，当如画士之传真，闺女之刺绣，一笔稍差，便虑神情不似，一针偶缺，即防花鸟变形。”（清·李渔《闲情偶寄》）“有画士年九十余，相貌伟然，自号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清·昭梿《啸亭杂录》）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沮阳（今河南邓县）人。家居江陵（今湖北），士族。东晋未至南朝宋元嘉中，屡次征召作官，俱不就。游山玩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最终，他徜徉山水，“饮溪栖谷，三十余年”，[1]可谓终老山林了。他是画家、音乐家，也是艺术理论家，还是佛教信徒。除了画山水，就是善弹琴，也写作，尊佛信教，在自然旷野中陶冶，综合艺术、宗教和旅游，以修养性情。宗炳在庐山参加慧远僧的“白莲社”，曾作《明佛论》。他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因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2]

六朝隐士之多，约为历代之冠。宗炳属于哪一种隐士？王维半官半隐，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忽官忽隐，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明代陈继儒假隐，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3]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名隐实官，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唐代的卢藏用隐求禄，以“终南捷径”求高官。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不得已而隐，实际上最热心的还是政治。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4]

宗炳或是冷眼旁观而看清了仕途？或是像王羲之那样，认为自己“非庙廊器”，不是做官的料？或是其他？比较同时代的隐士陶渊明，可以知其大概。隐士，对于陶渊明，是先官后隐；而对宗炳是真隐全隐，从来不去做官，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陶渊明是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仕途生涯，渐渐认清了政治，无法“兼济天下”，才“独善其身”，退隐归田。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陶渊明，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宗炳没有这样的曲折经历，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卷入了朝务政事，就会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就会毁灭于政治斗争之中，故而直接干脆谢绝了刘裕的器用，单靠友人捐赠过日子。做官毕竟是获取优越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存的捷径，然而宗炳真的是意趣在山林山水。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宗炳又不得不考虑物质的获取。他采取了一边做隐士，一边接受民间捐助和馈赠的做法。[5]

宗炳是中国文人画之先驱，撰有《画山水序》，把中国古代的佛学、道学思想渗入了山水画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山水画的论者，也是第一个明确了“山水画”概念的人。(www.guayunfan.com)宗炳认为山水画是用来体现圣人之道的，现实山水的感性形象之美在于它是“灵”与“道”的表现。这种表现的完美形式是传“神”。其“畅神”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来抒写意境。在重视精神性和理性上，宗炳最早为中国的山水画艺术奠定了基础，使“以形写神”的中国画理论又前进了一步。《画山水序》中云：“坚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6]阐述“以小观大”，论述了远近法中形体透视的基本原理和验证方法。比苏东坡《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等概念，约早一千年，也比西方创立“远近法”理论的年代约早一千年。

宗炳所处的魏晋时期，绘画有一种神仙气。这是因为魏晋士人都是有家族底蕴的，不是普通的士人，远离人间烟火。当时士人有士族和寒族之分，宗炳出身士族，决定了他是上层文人。上层文人整天谈经论道，将绘画看作是“灵”与“道”的表现，作画便有一种哲学化的神仙气。如顾恺之的画，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富贵，这就是仙境生活。比较而言，隋唐的绘画有的则是一种富贵气。唐代开始了一种士族华美的审美，无论是《虢国夫人游春图》，还是《簪花仕女图》，表现的都是一种华美的宫廷审美。这样，魏晋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到唐代降落到凡人的贵族生活中。另一方面，唐代是中国文人形成气候的时代，安史乱后节度使割据，普通读书人干谒入幕机会增多，拓开了一个建功立业空间。与文人审美始在诗词中形成主流一样，在绘画中，唐代文人审美引发了“金碧山水”的浓浓富贵气。唐以后，文人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7]强调一个与客观不一样的非客观性，更多是主观心源。水墨兴起，宋代文人画是以清淡为尚。其时，寒门在宋代开始崛起，科举考试真正把社会上行通道打开了。北宋文人的山水画风，有着所谓的“顶天立地”之气，有一种崇高感。南宋以后，不再关注山水物象，中国画进入到“语言”自觉时代，就是书画同源。这源于宋代文人集团超世俗审美的兴起。

六朝宗炳的具象山水，到南宋以降已化作抽象笔墨，逸出一股寒野气。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8]总之，中国“文人画”流派的滥觞，便是东晋宗炳的“山水画”概念及其实践。

元兴元年（402），宗炳入庐山遁隐，更是因为崇尚佛教，仰慕佛学大师慧远。那年，他二十七岁，慧远六十九岁。他拜慧远为师，参加“白莲社”，奉信佛教，向慧远学习佛、儒、老庄哲学及文学。这年七月二十八日，慧远率门徒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死后一同再投生于弥陀净土，宗炳便位列其中。然而，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闭于一个较小的认知天地里，浪费了原本可能做一个更具有思想涵盖力，更能影响后世，文化基因多元发展的信仰条件。魏晋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基因多元的宗炳之所以最终没有与同时代的文化大师齐肩，究其原因，跟同时代的佛弟子法显比较可以看到不同。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已经六十五岁，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达鄯善（今新疆鄯善）、乌夷（今新疆焉耆），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接着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到达天竺境内，又横穿尼泊尔南部，到达东天竺。法显在摩揭陀国首都巴达弗邑（今印度巴特那）停留三年。又游历南天竺，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像两年。后搭船纵渡孟加拉国湾，抵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9]义熙八年（412）底，已至八十五岁高龄的法显搭乘商船，从海路归国，去了山东牢山。

法显归国了，神州千万儒者都一片寂静。[10]

在法显西行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的同时，宗炳依然兴致盎然地“卧游”在庐山这个原点上，“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11]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原本是宗炳人生的一个机会。尽管他的游历与法显一样达到了狂热程度，尽管他所处的是同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但他没能走得更远，一生“卧游”在庐山上。地理空间决定思维空间，很可惜，不过也很正常。这个正宗的儒者，也是儒佛兼容的学者艺术家，同时还是道教信徒的身上，始终坚持着一个向内使劲的文化基因。

注释

[1]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74

[2]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隐逸上　宗少文》，中华书局，1975

[3] 参见鲁迅：《隐士》一文注②：“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载《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2006-12

[4] 陈传席：《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书屋》，2001年第6期

[5] 罗时叙：《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六、〈画山水序〉点校注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7]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　唐朝下·张璪》，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8] 杭春晓：《如何欣赏一幅中国画》，《北京晨报》，2009年9月23日28版

[9] 刘锴：《法显，西天取经第一人》，《羊城晚报》，2012年12月19日B05版

[10] 罗时叙：《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第五章　宗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11]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隐逸上　宗少文》，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