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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社会影响

时间:2022-06-18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社会影响_英国的历史在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时期”,农奴制已经解体,如研究16世纪英国问题的史学家施托克马尔所言,“任何人只要踏上英格兰国土就会立刻变得像其主人一样自由”。因此,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容置疑。正是从16世纪开始,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加快了步伐,乡村人口大批直接或间接脱离农业生产,开始涌向城市。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社会影响_英国的历史

在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时期”,农奴制已经解体,如研究16世纪英国问题的史学家施托克马尔所言,“任何人只要踏上英格兰国土就会立刻变得像其主人一样自由”。劳动力转移继续对英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初级阶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那么第二阶段的影响则反映在社会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较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劳动力较大规模向乡村工业转移,推动了原工业化阶段到来,从而为迎接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作用。

1.加速城市化进程,催生巨型城市伦敦

城市是“人口的集中”,也是“生产、消费和服务的集中”,近代早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充分实现了城市这一功能特征。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要求一定人口数量。城市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没有相当数量的人口集中,城市也就不复存在。——这是城市构成的基本要素,城市的所有功能都维系于该要素。因而,城市发展首先表现在人口数量的保持和增长上。前文已述,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城市死亡率较高,城市人口数量难以自我维续,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移民的规模和质量。每当乡村移民潮流发生波动,城市经济变化就如同海面帆船随之起伏。因此,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容置疑。没有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城市就会出现人口下降,继而衰落。15世纪许多城镇衰落、一些小城镇甚至消亡的事实,证明了乡村移民同城市发展存在密切关系,而伦敦之所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地位恰恰得益于其全国最大移民接收站的地位。

城市化——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城市化水平标志着现代化发展程度。16世纪伊始,英格兰城市化远远落在欧洲国家(不含东欧)后面,位居第八,排在欧洲主要国家之后。正是从16世纪开始,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加快了步伐,乡村人口大批直接或间接脱离农业生产,开始涌向城市。翻开研究16世纪英国问题的学者们的著作,会发现最频繁的词汇“农村流民”充斥其中。16、17世纪的城市化发展并不均衡,很多城镇增长幅度有限,有的甚至还出现衰落,而受益最大的是国家政治中心——首都伦敦于此时得到迅速发展,一跃而为欧洲大都市——1700年城市人口数量达到57.5万人,1750年达到67.5万人。一些新型城镇像旅游城镇、港口城镇和工业城镇也都得益于来自乡村源源不断的移民,逐渐成长起来,为英格兰城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据统计,伦敦17世纪中叶时每年流动人口数量达几十万人[95],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于伦敦城市的发展意义十分巨大。

关于工业革命前伦敦在英格兰众多城市中的领先地位,我们从下列扇形图可见。(www.guayunfan.com)图7-3 1520~1801年间伦敦和其他城市在英格兰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由上图7-3可见,伦敦在英国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到1750年时,伦敦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到67.5万人,而其他城市人口合计为55.6万人(5000人以上城市),增长较为缓慢,甚至有的城市出现衰退,伦敦一市独占英格兰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4.8%。

与此同时,到1700年,英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排在第6位,但却是欧洲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6.1%。从1500~1750年,英格兰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比例提高了1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同期欧洲大部分城镇发展迟缓,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西欧和北欧(包括英格兰)才增长约7个百分点,倘若不包括英格兰则只有4个百分点,一些城镇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英格兰从17世纪中叶开始缩短与欧陆国家城市化差距,经过两个多世纪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时期”,英格兰城市化水平在欧洲走向前台。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前16、17两个世纪不列颠城市经济发展是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分不开的。

2.促进乡村工业发展,迎接工业革命到来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工业尤其是乡村工业高涨,为工业革命发生准备了条件。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并非偶然现象,是与英国乡村工业发展分不开的。乡村工业主要面向国内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生产廉价实用的“新式呢绒”、新式针织羊毛帽袜等。而城市工业消费对象主要是贵族、地主和富有商人及市民,生产品种较单一、产品较昂贵,从而市场狭小、日渐萎缩,同城市行会定量、定质的管理制度相适应结合,这就造成了对生产的限制。奢侈品贸易和生产对国内市场和工业发展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同衣帽鞋袜等大众日常用品的巨大需求相比其积极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带来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前景,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传统工业生产向近代大工业的飞跃。[96]因此,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超越了聚集在城市之中的行会手工业,重点流向从封建农本经济蜕化出的、生产也是面向市场的乡村工业,它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向非农领域转移的主要场所和承载者。

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向乡村工业转移数量是向城市流动总量的两倍以上,如相比于城市工业从业人员则上述数字还要高些。从国际标准来看,不列颠的农业生产率从16世纪以来已经显著提高。在1520年,100个乡村农户仅可以供养106个家庭;1831年,则可以供养138个家庭。据此,1801年的生产率比1520年高出30%,这还是假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正在逐渐降低。[97]1520~1801年间,英国农村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乡村工业,如果说城市化进程步履维艰(1801年仅为27.5%),那么农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可谓成就卓著。1520年时,全部人口中76%从事农业,到工业革命前夕农业人口下降为46%,同期乡村从事非农产业人口1520年仅占18.5%,到1750年时,乡村从事非农产业人口已经增长为总人口33.0%。就数量而言,在17世纪开始之际,乡村非农产业人口仅为45万人,一个半世纪后则从1600年的45万人变为1750年的191万人,增加了近150万人。相反,同期乡村农业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出现减少现象,从1600年的287万人变为1750年的264万人。[98]此时欧洲主要国家非农产业人口比例都低于英国,而农业从业人员均较英国为高。可见,英国不仅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方面走在欧洲前列,农业生产率无疑也位居欧洲之冠,而后者恰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领先的前提条件。

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因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99]。而当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时,农业生产的自给性就很难打破,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难以提高;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固的国内市场。由此可见,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总而言之,16、17世纪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乡村工业转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城市工业具有数量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英国经济发展一种新的趋势和方向。吴于廑先生对乡村工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孕育于农本经济中的工业世界的起点,它的最初的孢子”[100]。以提供大众消费品、满足大众需求为目的的乡村工业之崛起,即将或正在改变英国乡村的面貌,乡村中大多数居民脱离了农业生产,或不再直接以农业为生转而从事各种非农生产活动,这样的社会和地区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村社会。

云南大学许洁明教授根据格列高里·金对英格兰和威尔士1688年进行的人口、财富统计,估算非土地阶层即非农人口(大商人、牧师、大小官吏、律师、科学艺术界人士、海陆军官)合计约为6.5万户,而与土地社会的中上层(绅士、贵族及富裕的自由持有农)人数接近对等,而且双方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上也相差不大,稍逊一些而已,前者在1688年的收入总计为768万英镑,后者约为964.58万英镑。[101]上述数据也为我们判断17世纪英国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条佐证,即此时的英国虽未进行工业革命,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原工业化进程,乡村工业蓬勃高涨,遍地开花,彼得·克里德特称其为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一俟市场扩大,其前景就是生产社会化——工业革命。至此,近代大工业已经呼之欲出了。

可见,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英国工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处在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的领先阶段。到18世纪下半叶,劳动力转移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闲置的、生力军到来“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而工业革命转过来又加速了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由此进入下一个发展时期——工业革命和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农村居民无论向城市流动抑或向非农产业转移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当然,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市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主要依据农业和乡村经济状况而定,并非出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往往超出后者就业接受能力,尤其在近代早期,圈地运动的发生使得农村社区里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卷入了移民大潮,可是新型大工业还未出现,传统工业仅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工作机会。于是,一部分农村移民变成了城市里的流民和乞丐,给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忧。流民问题一度成为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城市发展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历史上一个较为悲惨的时期:农民们被驱逐出传统职业——农业种植业,但却没有足够的新行业和充裕的就业岗位接纳他们,由于近代大工业尚未诞生,一部分农村移民就沦落成为流民和乞丐,周期性地游荡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1]〔美〕乔尔·柯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2]〔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4]〔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页。

[6]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1页。

[8]〔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9]〔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11]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12]〔美〕乔尔·柯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3]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14]〔美〕乔尔·柯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15]见〔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英〕杰弗里·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

[17]罗马帝国新征服地区许多城市并不享有希腊城邦的“独立和自由”, W. W.富勒在评述公元前1世纪的情形时说:城邦“外形还在,可精神已经远离……城邦的真正生活到处受到严格限制或者迅速趋于消亡”。W. W.富勒:《希腊与罗马的城邦》,伦敦,1952年,第318页,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18]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32.

[19]〔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6页。

[20]〔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6页。

[21]〔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2]〔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168页。

[23]晏绍祥、赵秋燕:《神人之际:希腊神话解析》,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171页。

[24]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Blackwell, p.170.

[25]L. F. Salzmann,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151.

[26]〔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27]笔者根据E. A.里格利提供的数字估算得出。见〔英〕E. A.里格利:《人民、城市和财富——传统社会的变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28]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53, 55.

[29]L. F. Salzmann,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18.

[30]Harrison, J. F. C.,1984:The Common People:A 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p.227.

[31]王章辉:《近代英国城市化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2]〔英〕安·迪格比、查尔斯·范斯坦:《经济社会史的新方向》,麦克米兰出版社,1989年,第70~71页。

[33]Jan De Vries, 1984: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52.

[3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97页。

[35]Elisabeth Crowfoot, Frances Pritchard and Kay Staniland,1992:Textiles and Clothing:c.1150-c.1450, London:HMSO, pp.77-79.

[36]John A. F. Thomson,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57.

[37]A. R. Myers, 1969: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Eyre&Spottiswoode, p.925.

[38]〔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1页。

[3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97页。

[40]〔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1、284页。

[41]R. A. Houston,1995: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8.

[42]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60.

[43]A. R. Myers, 1969: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Eyre&Spottiswoode, p.938.

[44]E. A. Wrigley,2000: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62;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97.

[45]Jan De Vries, 1984: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52.

[46]Richard Britnell,1997: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England 1471-1529, Wiley-Blackwell,p.211.

[47]John A. F. Thomson,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64.

[48]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7.

[49]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16.

[50]〔美〕詹·德·弗里斯:《1500~1800年的欧洲城市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51]Jan De Vries, 1984: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64.

[52]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94~195页。

[53]〔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54]〔英〕G. N.加蒙斯韦编:《艾尔弗里克的对话录》,伦敦,1939年,第219~237页,转引自〔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庞卓恒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2~303页。

[55]C. H. Williams,196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 London, Eyre&Spottiswoode,pp.960-961.

[56]C. H. Williams,196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 London, Eyre&Spottiswoode,pp.962-963.

[57]参见朱寰:《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农业》,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58]〔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59]〔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60]〔英〕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一七五○年》,范定九、王祖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409~410页。

[61]现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人口过度膨胀,大量涌进大城市,城市化畸形发展,但工业化没有相应同步发展。英国城市史专家乔纳森·巴里(Jonathan Barry)称之为“伪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参见Jonathan Barry,1990:The Tudor and Stuart Town:A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530-1688,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37。

[62]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3.

[63]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40.

[64]Macfarlane, Alan,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p.23-25.

[65]〔法〕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66]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3页。

[67]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3.

[68]〔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8、139页。

[69]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1、193页。

[70]参见张乃和:《从国王名称和徽章等看都铎英国的王权》,《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71]劳伦斯·斯通:《1500~1700年英格兰的社会流动》,《过去与现在》1966年第33期(Lawrence Stone, 1966:“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 No.33),第18~19页。

[72]〔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9页。

[73]〔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2页。

[74]G. R. Elton,1991:Englandunder Tudors, New York:Routledge, p.258, 234.

[75]〔英〕H. S.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一项农民状况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95~296页。

[7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路爱国、王加丰等译,黄席群、罗荣渠等审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77]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3.

[78]〔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4页。

[79]Christopher 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177.

[80]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Martin, J. E., 1983:Feudalism to Capitalism:Peasantand Lord in English Agrarian Development, Macmillan Press, p.18.

[81]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18、172~173页。

[82]Richard Britnell,1997: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England1471-1529,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222.

[83]Christopher 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90.

[84]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3.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2页。

[86]〔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李增洪、侯树栋、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8~579页。

[87]〔苏联〕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第309、314页。

[8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1页。

[89]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9.

[90]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29-230.

[91]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92]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28-129.

[93]王晋新:《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

[94]R. H. Hilton,1983: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p.23.

[95]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9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2~43页。

[97]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Oxford,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168.

[98]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Oxford,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170.

[9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6页,转引自朱方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说》,《经济学家》1995年第4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100]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见《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101]许洁明:《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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