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古时期与古典时期劳动力转移比较_英国的历史

一、中古时期与古典时期劳动力转移比较_英国的历史

古典时期也存在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现象。在古典时期，像希腊各城邦海外殖民时代和罗马帝国扩张时期，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许多地区古典城市获得显著发展，大量城镇被殖民者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化浪潮。罗马人以恢宏的城市建设、高效的市政管理而闻名于世。当代美国都市学者乔尔·柯特金(Joel Kotkin)说，“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像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都从诞生于台伯河畔的这座天才城市中获益匪浅”[1]。罗马帝国一直致力于城市的发展。理查德·克伯纳教授认为，“城市化是罗马政策的根本原则。城镇地区的自治政府是帝国政府的支柱”[2]。在一定意义上，“罗马化”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当然，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浪潮中，古典时期所取得的这些城市化成果大部分都消失殆尽了。

同为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现象，古典时期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和中古时期具有许多相似性，譬如两者城市主要居民都由自由人组成，都实行某种自治，都享有“自由”权利，城市都是自由人的集中居住地点，等等。当然古典城邦在自由、自治程度上远超过其后的中世纪城市，像顾准先生称希腊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主权国家”。除一些共性之外，古典时期城市还是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同中古时期城镇存在一些显著差异，两者之间的差距较之与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转移相比更为显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明确说过，“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3]，后者起源于城市和商业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又退缩回自给自足和半封闭状态的乡村。具体说来，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古典社会，希腊罗马城市的主宰者是“土地占有者”，不论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还是盛行寡头制的斯巴达，其行政规则必定是由土地占有者控制的。英国历史学家安德森说，城市里从来没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生产者所控制的社团”[4]。凡是城邦之公民，必定拥有土地，反之，凡拥有土地者，必是城邦公民，城邦公民都是“土地私有者”。譬如，古希腊最大的农业城邦斯巴达实行“平等人公社制度”，每个成年男性公民分得一份土地及耕种土地的农业奴隶“希洛特”，全国土地分成9000份，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庇里阿西人没有公民权利，虽有人身自由、土地作坊和店铺，但只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

另一重要城邦雅典尤以民主政治著称于世，相对说来，雅典奴隶主从事工商业者较多，不过城邦中绝大多数公民还是小土地所有者。从建国初期的贵族政治，历经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最后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这一系列改革中心内容之一是削弱贵族特权、扶持工商业奴隶主，更是要保护普通平民，其中梭伦改革使雅典平民摆脱了因借贷、抵押土地而沦为“六一汉”和债务奴隶的危险，从而保障了普通平民的人身自由，使他们重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而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强化了雅典民主机构的权力，建立“500人会议”，其成员从全体公民中经选举、抽签方式产生，由50人组成的“主席团”轮流抽签值班，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接见外国使团等活动。尤其在伯里克利改革时期，国家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发，并且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公民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意味着雅典公民政治走向成熟从而真正得以确立。这是古代社会民主政治的最高峰。因此，所有拥有土地的所有者组成城邦的公民团体，他们的多数决议拥有最高权威，决定整个城邦的一切重大事务，譬如可以罢免执政官、可以放逐贵族、可以对外宣战，等等。换言之，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是城邦的主人。所以，现代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古典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小农经济，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也是城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他们的代表主宰了城邦的政治生活，有的本身甚或是城邦的政治首脑。所以，古典时期城镇的政治生活不局限于城镇的城垣之内，部落的每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墙之内或之外，都同样是城镇的公民，只要他是一个土地所有者。

罗马帝国时期城市亦是如此。尽管城市里有许多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正如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说，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社会上获得显赫地位，也没有推翻地主士绅的价值标准”[5]。即使在城市自治制度仍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被选进城市的管理机构，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他们仍然是皇权、军队和元老贵族统治下的效力者，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城市领导人对拖欠赋税负有个人代缴代垫或集体代缴代垫的责任，完不成任务便被逮捕、家产被没收，以抵偿城市的赋税欠额。这样一来的结果是，很多人怕被选入城市的管理机构，在罗马帝国后期尤为如此，有些工商业者一看到自己有可能被选为城市领导人，就赶快离开本地，躲藏起来。所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断言，可以称他们是“城市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但不能称他们是“城市政治生活的主人”[6]，这就生动地描述了工商业者在城市政治生活中的低下地位，也反映了他们在罗马国家政治生活中受压迫、被支配的社会现实。(www.guayunfan.com)相比较而言，中古时期的城镇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马克思说过，中世纪的起点是乡村。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落后的“蛮族”入侵造成的。罗马帝国西半部尽为那些未开化而又对帝国文明羡慕不已的游牧部落所占，许多古代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人口稀少。无疑，中古初期是一个倒退、落后的“黑暗时代”。直至11世纪，西欧各地才出现城市复兴的现象，被称为“城市兴起”。不过，中古城市居民不再是一个个由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公民团体，而主要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各类市民、工商业者。尽管城市居民也间或从事农业生产，但主要还是以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交换活动为主要生计来源，他们组成的手工业行会“基尔特”和商人公会除管理本行业的生产销售外，还往往参与城镇的市政管理，有时他们自己的行业组织就构成了城镇管理机构——市议会或市政会，行会的上层分子和富裕的工匠、商人后来都逐渐变成了城市贵族，成为城市中的统治阶层。中古晚期许多商人还通过购买爵位而“贵族化”，最后成功地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行列。简言之，中世纪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人公会和行会与郡守共同管理的。

而在古典时期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地位较以农业为生的奴隶主地位低下，他们很少能够取得公民权，因而被排斥在城镇的市政管理之外，这大概源于该阶层本身经济力量的薄弱。我们知道，尽管希腊古典时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亦是与其他古代民族及其后中世纪相比较而言，雅典工商业最为发达，斯巴达则是农业城邦的典型代表，其他希腊城邦则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总的说来，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还是小农经济，它在希腊诸城邦经济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7]这是经典作家和古典史家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持续到罗马帝国时期也依然如此。据记载，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各城镇的财政收入第一次被纳入帝国税收体系，不过在君士坦丁大帝“五年期纳税”计划中仅仅占到土地税的5％而已。[8]在这里，城市工商业之经济地位远没有农业来得重要，同后世中世纪相比也是有相当差距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古典城市里工商从业者的低下地位，也不难理解他们在古典和中世纪城镇政治自治、经济管理方面呈现出的地位近乎倒置的显著差异。

所以，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得出如下结论：“最杰出的城邦不会使手工工人成为公民，因为今天手工劳动的主体是奴隶或外国人”，“城邦不论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当然，这在古代社会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个别和特殊情形总是存在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哲人的这番结论大体上还是符合古典社会的实际状况的。[9]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也将工匠排除在城市这个集体之外，在他看来，“劳动处于人类价值之外，在某些方面甚至与人的本质相对立”。姑且不考虑这对师徒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从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窥见古典时期流行或通行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思潮，即政治权利或公民权主要属于土地所有者阶层。这是当时希腊罗马社会确凿无疑的主流观点。因此，古典世界的自由和权力是属于公民阶层的，上至奴隶主贵族下到自由的无产者，只有成为公民才会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参与市政管理即是其中之一。手工业者和商人如果不成为公民，那么不论经济上如何富有，也难以进入城镇管理阶层。所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一文中写道：“古典古代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10]，就非常鲜明地道出了古典社会中城市的本质特征。

第二，古典城邦文明在本质上具有殖民的特点，即通过战争掠夺贡赋和奴隶，继而进行殖民，在海外建立子邦或城市。古典城镇的建立和发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希腊诸城邦大举进行海外殖民浪潮中，一大批城市涌现出来。最早的殖民城邦是优卑亚于公元前750年在意大利的皮提库萨岛建立的。此后200多年间，东到小亚和叙利亚，南至非洲利比亚、突尼斯沿岸，西至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北至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希腊人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达44个之多。[11]典型的如科林斯的殖民城市叙拉古发展迅速，在戴奥尼索斯一世时期成为欧洲最大城市，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大部分地区。

在希腊对外扩张中，各个城邦不是凭借市场竞争，而是依靠暴力，尤其是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城邦，尽管工商贸易比较发达，依然依仗军事力量——主要是海军，掠夺国外财富，用于建设大型公共项目和补贴城市公民日常生活。由此，伯里克利说：“因为我们城市的伟大，世界各地的劳动果实都奉献给我们。”[12]这些“果实”正是雅典从海外掠夺而来的。正是随着公元前8～6世纪的殖民化扩张，希腊城邦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进入繁荣阶段，即古典时期。简言之，城邦政治经济发展空间和繁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向外部扩张的条件和取得的成就，当然我们不否认公民政治也是城邦存在、发展、繁荣的内部理由和根据。其实，希腊城邦对外扩张本身也是由于内部因素所致：希腊农业不发达、物产贫瘠，仅仅通过周边农村地区显然难以供养城邦中心不断增加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向海外殖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城市化运动亦是如此。这一运动首先发端于意大利，到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向行省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西班牙一地就有“好几百座城市，重要的城市有400座，次要的有293座”。高卢有近1200座城市，意大利约为1197座，阿非利加主教区有650多座城市，在希腊则共有城市900座，东部亚洲行省共有5000多座人口众多的城市。[13]应该说，罗马时期城市化运动与帝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繁荣存在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城市化运动更是帝国统治者对外扩张的结果，是政治和军事政策的一种“产物”。帝国初期的元首们都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在所征服地区建立行省城市，而这些城市各自相应获得不同的政治地位，像“自治城市”、“同盟城市”、“拉丁同盟城市”和“纳税城市”，等等。尼禄时期的大臣彼特洛努斯(Petronius)关于罗马城市和对外战争的观点具有鲜明代表性，即帝国的任务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生命代价”，都要保护财富的来源以供给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因此，城市的命运取决于“战争”和继续寻找“财富”。[14]

随着帝国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获得罗马公民权，原本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市民法”——十二铜表法，也逐渐发展成“万民法”，而罗马也获取了被征服民族的巨大财富，由后者所供养和维持，城市经济产生了一种“寄生性”。所以，古典时期城镇发展途径主要通过“地理上的征服”——战争和殖民方式，通过在地中海沿岸“一成不变地繁殖”方式，建立子邦或殖民城市。由此可见，古典城市的发展和建立与殖民、军事扩张的力量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殖民活动兴盛而兴盛，因军事胜利而获得发展，而当殖民活动停止、军事失利时，城市则陷于停滞不前状态。

相比之下，中古时期的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增加，经济扩张是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贸易起源说”抑或“市场起源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应了生产发展、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增加是促成城市出现的主要原因。[15]当然，这其中不乏封建国王、封建领主通过政治手段建立城镇的例子，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政治、军事和宗教对城镇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城镇，其后的经济动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说来，中古时期西方许多城市具有显著“经济色彩”，是一个经济中心，东方城市的“政治色彩”则更为突出。这是古代东西方城市的显著差别之一。显然，这种差别也彰显了西方中世纪城市的经济职能，通过经济的、和平的手段建立城镇。这是中古时期城镇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尤其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城市随着商贸活动的兴旺而勃兴，随着经济活动的削减而萎缩，城市发展同经济活动、贸易交换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两者关系之密切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古典城市与中古城市运动发展的途径和动力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体现了各自时代的特征。

第三，城镇在古典和中古时期各自的社会结构中其地位也不相同。古典时期城市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是古典文明精华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在社会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边缘地位。城镇是城邦的中心，居于统治地位，统治着周边农村地区，后者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从属于城市，居于被统治地位。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说：“希腊城邦从来就不仅仅指一个城市……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出生于其周边地区的同在。它最初是通过合并乡村小社区而形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城邦统一(synoikismos)过程……城邦的都市部分是城区(asty)，而其周边领土是城郊(chora)，它们组成都市—乡村系统的整体，其中城市是商业和产业的中心。”[16]由此推算，城邦的平均规模大致相当于英国的郡，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领土2500平方公里，与肯特郡大体相当。城镇生活与民族生活融合在一起，城镇的法律就像城邦的宗教一样为全民族所共有，城镇是全民族的首府。

因此，古代城市很少表现出同古典社会不相容的一面，没有什么不同于古典社会的异质特征。尽管中古城市一般说来享有某种特殊政治和法律权利，也具有政治自治倾向和较为独立的法律地位，但从独立性和主权角度而言，显然不能同古典城邦相提并论。希腊城邦类似于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当然罗马时期的城市自治已大为逊色。[17]而中古城市的“自由和特权”从法理上源于“领主恩惠”，或受赐于封建王权，或来自于领主权力不等的大小贵族，当然城市市民阶层也经过一些斗争以争取“城市自由和权利”，不过“货币赎买”和每年的“年度税”依然透露出城市的政治依附地位，而这种代价高昂的“经济成本”或许正是中古晚期一些城镇工业向外转移、城镇经济萎缩，最后逐渐失去自治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封建文明的主要场所是乡村庄园而非城镇。中古城镇法律地位特殊，被称为“飞地”——封建社会海洋中的一块非封建岛屿，虽有政治特权却不能在政治上支配、统治农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受制、隶属于封建领主的乡村庄园。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存在，像英国达勒姆大学中世纪史教授理查德·布里特奈尔发现，英国中世纪晚期，城市也有类似于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例子，主要以苏格兰城市为典型，在王室宪章里，有的内容条款就规定了城镇统治、管理周围乡村地区。[18]不过总的说来，中古英国城市处于封建社会的政治边缘地带，对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因而，中古城镇同封建庄园存在着鲜明对立性质。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进步，这种对立性质愈加明显，在中古后期，城镇逐渐转化成封建庄园、封建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异己力量。当城镇在社会结构中日益居于主导地位时，封建社会则逐渐趋于瓦解，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与古典城市在古典文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显而易见，古典城市在社会中不是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居于煊赫的中心地位，城市代表了古典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古典文明的集中体现。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期要比中世纪为大，在古典社会，全民族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19]古代城市越发展，古典文明取得的成就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古典文明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和扩散，古典城市的发展强化、巩固了古典文明取得的成果，而非削弱后者，两者之间体现了一种共存共荣的正比关系，而非反比关系。

第四，古典城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当然，中古城市本身也有一定宗教色彩，甚至有些城市就是从“主教驻地”发展而来；还有的城市就是由教会所建立，教会和修道院由此成了城市的“领主”，向城镇居民索取贡赋；还有许多城镇里遍布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教堂……亨利·皮雷纳说，无数的“宗教建筑”和大量的“敬神”团体“挤满”城市，中世纪城市的“宗教性”由此可见一斑。亨利·皮雷纳甚至说到，市民阶级既是世俗的，也是“神秘主义”的[20]，这更给城市增添了一层宗教色彩。不过，这些都无法同古典城市的“宗教性”相提并论。

法国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古朗士研究发现，古代城市的创建是一种“宗教性行为”[21]。他以罗马为例：建城之日，要奉献牺牲，继而点燃火炬，每个人都要从火焰上跃过，以净化众人身上附有的不洁之物，这还是宏大建城仪式的预备仪式。接下来，罗慕洛斯身穿祭司衣袍，唱着颂歌蒙着头，牵着一对纯白色的牛来拉铜犁犁地，它犁出的环状的沟就是城市的“围垣”，城墙就建在这里，其旁修建祭坛，点燃圣火，而犁出的泥土要小心地放在围垣内，不能流失在外；此外，建城者及众人还要依次向小沟投入一点各自从家乡带来的泥土，这是附有祖先灵魂的“圣土”，会永远保佑子孙后代。所以，李维在谈到罗马时说：“此城无一处不被宗教所渗透、无一处不居有神灵。此诸神之居所也。”这段话可以适用于任何古代城市，因为凡遵照仪式规定所建之城，其保护神必居于其中，所以每个城都是一座神庙，每个城都可以被称做是“神圣的”。不仅罗马，在罗马之前的许多城市就是以同样方式建立的，瓦罗说这种仪式在拉丁民族和伊达拉里亚人中都是一样的。老迦图为了写作《起源论》一书，曾研究过意大利各民族的编年史，他说所有的建城者都要举行类似的仪式。休昔底德在描述斯巴达建城时也提及庆典上用到赞美诗及祭礼，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有一幕是描写“鸟城”建城仪式的，其中有祭司点燃圣火、呼唤诸神、唱赞美诗和预言家解说神谕等，大概也是仿照人类建城的习俗。[22]

我们今天译作“城市”(city)的“civitas”和“urbs”这两个词在古代具有明显不同的含义，前者指“家庭与部落的宗教和政治联合”，后者指“集会的场所、地点或是这个联盟的神庙”，一旦家庭、胞族和部落同意联合并祭祀同一个神灵，便立即建城作为他们共同祭祀的神庙，这里是一种宗教和信仰的联合促成了联盟的出现。因此，在古朗士看来，古典城市的创建总是一种“宗教性”行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典城市起源于宗教，起源于不同信仰的人们联合的需要。因此，在古典希腊城邦中，绝大部分人都相信神意，神意的真实含义往往是在人民大会上经过辩论后确定的。换言之，正如古典史学者所言，所谓神意“不过是城邦公民集体的意志而已”[23]，所以古典城市的宗教色彩和神意与城邦政治融为一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早期政治和宗教分离之前、宗教尚未脱离政治脐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