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政策与中古城镇发展_英国的历史

英国王室政策与中古城镇发展_英国的历史

中古城市繁荣兴旺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拥有自由和自治权利，因此，能否取得自治权利对于城镇顺利发展显然至关重要。不过，能否获得自治权利不单取决于城镇自身条件，很多时候还取决于王室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而在中古时期，英格兰王室对城镇的自治要求并没有稳定、一致的立场，常常视王室的需要和国王的性情喜好而定，而且有时也未必产生预期效果。像《中世纪英格兰百科全书》的作者保罗·萨玛茨(Paul E. Szarmach)和M.特丽莎·塔沃尔米娜(Teresa Tavormina)等所言，在诺曼征服后，英国城镇的发展看来“更多地与整个欧洲贸易和人口的复兴有关”，而同王室政策没有太多的因果联系，尽管后者一度曾“精心计划或有准备地”扶持城镇，王室政策是在12和13世纪才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98]

在12世纪初年，英国的设防城堡或自治市镇(boroughs)很少有要求摆脱王室或封建主的独立举动。诺曼君主普遍对比较大的城镇保持了相当大的控制权。这些城镇的官吏大都由王室委派，城镇也没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事实上就是封建王国郡县组织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当时城镇的主要奋斗目标是防止郡长干涉其财政事务，希望能够独立负责向国王缴纳有关“年度税”(farm due)事宜。为此，伦敦市民出价高达100英镑、200英镑甚至300英镑来争取这项权利。[99]在取得财政独立之后，英国城镇居民才开始逐渐要求取得市政自治等方面的政治权利，在一定意义上，经济独立构成了城市居民追求政治权利的基础。不过，在城镇自治这条路上，英国市民走得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平坦顺利，虽然没有诉诸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但却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亨利一世时期，国王总是尽量满足城镇的各项合理要求，对伦敦市民尤其如此，也许是为了获得城镇支持其继承王位[100]，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城镇自治运动方面出现过激暴力行径，这在欧洲大陆上时常发生。他豁免了伦敦市民应缴的财政重负，如“丹麦金”(Danegeld)和谋杀罚金，免除伦敦市民在港口和全英格兰范围内的通行税和关税；在司法方面，改善决斗法程序、降低司法罚金；此外，亨利一世给予伦敦市民实行某种自治。据此，伦敦市民有权征收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的年度税，税额固定为300英镑，直接上缴给王室税务署或国库(exchequer)，还有权任命自己的郡长和郡首席政法官(justiciar)、受理王室权限内的诉讼(the pleas of the Crown)，即刑事诉讼，由此可见其所拥有的司法权力已是相当广泛。

因此，经济史家米勒等人认为，亨利一世不仅削减了市民对王室的财政负担，而且提高了他们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国王颁布的宪章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代表了城市“向自治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101]。亨利一世的宪章虽然实行仅十年之期，却是英国王室对地方自治权利的第一次承认，这种要求财政和司法不受地方干涉的愿望后来则变成了英格兰所有城镇的共同呼声，正是在此意义上，普尔(Poole)认为该宪章是“英国市政发展历史上的界碑”[102]。

亨利一世死后，其后的斯蒂芬王和玛蒂尔达女王相继剥夺了伦敦自治权利。为获得贵族支持其争夺王位，双方都将市镇自治权利贿赂给有势力的男爵等大封建主，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许多市镇都相继成为显赫贵族囊中的附属物。显然，在王冠归属尚不明确时，无论斯蒂芬还是玛蒂尔达都不可能实施稳定的城镇政策。为捍卫城镇自由等权利，1141年伦敦市民还仿效欧陆组建了公社——一种宣誓社团，试图采取暴力行动，遗憾的是没有取得成功。(www.guayunfan.com)1154年，亨利二世继承王位，英国进入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王室实施的城镇政策逐渐规范、系统化，不过却变得非常保守。国王认为“城镇公社”(commune)散发革命气息，这是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观点，所以这位来自法国安茹家族、金雀花王室的缔造者亲自任命郡长，而且非常谨慎，不轻易给自治市镇任何重要的自治性法规。当伦敦尤其是约克和格洛斯特等城市试图效法欧洲大陆要求建立城市公社时，他予以坚决镇压，并将伦敦年度税提高到500英镑以上。尽管各级封建领主对其领地上的城镇行使了一定行政、司法权力，但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依然对比较大的城镇保持了普遍的控制。王室官员通过掌控城镇自治市法庭最终还是控制了城镇的司法权力，该权力后来传给了市民阶层。在市民阶层和修道院之间亦曾经为此发生过许多冲突，最有代表性的是1272年诺里奇市民同当地一个小修道院的暴力斗争。

总之，在英格兰城镇中，就司法权而言，世俗国家的影响是超过教会僧侣的，王室已经建立一套统一的法律制度。就土地法而言，土地保有权带有不确定规则时期结束了，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赋予了保有权以“固定”规定，尽管直到13世纪英格兰王室中央法庭直接治理地区不过5万平方英里土地(1英里≈1.6公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5万平方英里约合13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今天大不列颠领土的1/2强。[103]不过，在他死后，城镇从他的继承者理查一世和约翰王手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1190年，“狮心王”理查一世筹划组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于王室财政窘迫，国王迫切需要各个城镇慷慨解囊，遂赐予城镇许多权利作为回报，譬如，1190年，伦敦市从王室中书令(chancellor)[104]或首席大臣手中重新获得了选举自己郡长的权利，并执行原先的低额年度税，即向财物署每年交纳300英镑；1194年春，英王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返回英格兰，收取了伦敦1500马克费用重新确认市民的特许权。同时，伦敦市还仿效大陆诺曼底公国首府鲁昂建立城市公社，拥有自己的城市市长和高级市政官(aldermen)，作为城市自治的管理机构。

1199年，理查一世死后，“无地者”约翰继承英国王位，伦敦市民又从约翰王处获得了自行收缴采邑或世袭土地税(fee farm)、选举郡长等诸项权利，不过需要付出更高经济代价。据记载，约翰国王认为“如果他们(伦敦市民)愿意付3000马克，那么他们将获得宪章或特许状，否则，将不能”[105]。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1马克等于13先令4便士)，3000马克约合2000英镑，可见约翰王之“贪婪”恶名并非捕风捉影。最后，约翰王为获得伦敦支持以同那些男爵斗争，不仅确认了伦敦市民享有的全部特权，而且还授权他们每年选举伦敦市长。后来，1215年在拉尼米德(Runnymede)，约翰王还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Magna Carta)，后者构成了英国宪政发展史上第一块基石。除保障封建主贵族的继承、监护、遗产等传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之外，在大宪章中，约翰国王也承诺尊重和保护城镇以及市民的一些权利，像市镇“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等。[106]其中，大宪章第12、13条专门提及伦敦城的“自由”和“权利”，伦敦城将拥有一切“古老的特权”，并且免除不论是来自陆路还是来自水路的“关税”；第13条第二款则推而广之，规定所有“其他的城市、自治市镇、城镇和港口都将享有其特权，免除关税”。[107]

此外，还有关于促进商业贸易方面的条款，如第35条规定统一度量衡，实行统一的“葡萄酒”、“麦芽酒”和“谷物”重量标准，即采用“伦敦夸特”(London quarter)，以及统一呢绒宽幅，“不论染色的、黄褐色的还是halberget”；第41条规定所有商人均可自由安全地进出、居住于英格兰，进行水路旅行。除战争期间来自敌国者外，可以自由贸易，无需承担任何违反古老正义的习惯法的恶税。……[108]当然，约翰王是在一个非常时期迫于国内环境的压力所作出的承诺和让步，一旦政治环境转变，城镇经济发展和贸易条件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城市所取得的上述政治权利很可能得而复失，出现反复，因此还没有取得绝对的安全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在1216年、1217年、1225年亨利三世统治时三次予以重申，无疑这些法规代表了英国王室的基本立场，表明王国将保持、延续城镇和工商业管理的一些基本政策。

除宏观的政策外，王室在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提供积极的指导，有些看起来甚至过于琐碎。如在1281年为了维修伦敦桥，发布指令给“所有的郡守(bailiffs)或者他们的信使”，要求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物品，因为伦敦桥已经破败不堪，给“居住在那里的众多居民造成了极大危险”。修桥铺路本应是市政管理的分内之责，王室直接干预大概因为该桥地处政治中心之故。不过，另一个例子让我们感觉到，王室同城镇的政治联盟正是在这些“琐碎”管理之中逐渐形成的。譬如，1240年，亨利三世为“改善布里斯托尔港口”发布敕令：

蒙上帝恩典，英格兰王亨利……致所有居住在布里斯托尔雷德克里夫(Redcliffe)郊区的善良民众，虽然我们可敬的市民们为了整个城镇的公共利益，已经在圣奥古斯丁的沼泽地(St Augustine’Marsh)开挖一条沟渠，目的是让船只更自由、通行无阻地进出港口，但是不耗费巨资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港口改善以后会有不小的益处，受益的不仅有市民本身，还有同市民享有一样特权的你们，因为沟渠修建完毕后对你们也是有用的、有利可图的……现在我要求你们与上述市民一道，当他们工作时提供积极有效的援助，以防上述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你们的疏忽而拖延耽搁。[109]

显然，如果认为王室对城镇的态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压榨和索取，而是积极关心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这是二者形成了更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

总的说来，在13世纪后，英国城镇自治权利获得比较稳定的增长，这些权利是英国城市取得的非常显赫的成就，其中很多是城镇在与王室联盟中取得的，王室也借助市民阶级力量削弱大封建主和教会的势力，城市也由此成为英格兰王室加强中央权力、反对割据势力的一个有力工具。因此，城市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客观上有利于王权的巩固和加强，也有助于英国各类大小城市向自由和自治方向发展，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还扩大了对周边乡村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城镇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金雀花王室向城镇征收的赋税大大减少，“塔利税”(tallages)次数亦不如以前频繁，爱德华一世在1304年仅仅征收了一次。[110]这样一来，英国王室对城镇征税权力逐渐向外转移，转移到了城镇手中。

更重要的是，城镇的纳税义务得到金雀花王室的尊重，缴税不再是王室的一种单方索取行为，而变成双方通过“公议认可”方式协商的、附有城镇权利的行为。1303年，爱德华一世试图增加国内商人缴纳的捐税，为此发布了令状，内容如下：

……我们获悉：我们王国的各类商人为了享有我们授予外国商人的各种特权，乐于为其商品货物缴纳一些新的捐税，这些捐税是上述外国商人缴纳给我们的……我们希望就上述捐税同本国商人们讨论和协商，要求你们派2～3名市民前往在约克的财政署，要在下一个圣约翰施洗节的次日到达(即6月25日，星期二)，要拥有城市共同体赋予的全部行动权威，并接受我们和他们以及国内商人们所认同、商议的、彼时决定的税收……

按照上述令状，6月25日所有人出席了国王在约克的议事会，他们全体一致决定，不仅代表他们自己也代表上述城市和自治市共同体，当然，“公议许可”权利不仅是城镇自己通过斗争得来的，也是英格兰贵族们集体向王室施压的结果，尤其在13世纪晚期、14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对苏格兰、大陆法国频繁征战之际，金雀花王室不仅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伤害了封建贵族们的利益，所以在1297年和1339年，他们要求“公议许可”(common consent)，只有得到“公议许可”，王室才能够对大小贵族和城镇征税，因此对王权的限制使得英国社会各阶层从中受益匪浅，城镇即是受益者之一。伴随着城镇自治权利增长，由贵族、各郡、城镇代表(骑士和市民)构成的议会开始发挥作用，并逐渐在王国税收决策上取得主导权力。从此，城镇自治开始同议会——宪制萌芽联结在一起。为此，宪政史家们对贵族们“在宪政制度成长中所起的作用”交口赞誉，认为近代宪政正是在以贵族为代表的议会同王权斗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在，这一点几乎是中外史家的共识。

不过，也有学者认识到宪政制度的成长可能不是某个贵族或某个阶层向王室施压的产物，而是全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努力之结果。据J. R.麦迪克特研究，英国贵族们反对王室擅自“征税”、“征物”，可能不是一种宪政观念的直接反映，而是担心农民“无法承担领主的地租和债务”，恐惧“农民起来起义”。例如在1340年，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修道院长告诉国王，修道院的佃户已经“被税吏盘剥得一贫如洗”，他们不能“再为修道院缴纳地租、提供劳役”。[111]显而易见，王室的税收政策已经伤害了领主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向王室抱怨施压、向议会诉求求助也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英国农民不是被动地任凭上层统治者搜刮，他们时常采取各种反抗行径发泄其不满情绪。如在1321～1322年，沃里克和莱斯特郡长向国王汇报，在前王爱德华二世讨伐苏格兰时，他受命征集马匹和车子，有七个人在大路上袭击他，抢走了他罚没的一辆车子，这辆车子是他们同伙中某一人的。另，大约1330年，肯特郡福德维奇(Fordwich)修道院的佃农“当他们的牲畜被牵走时”，攻击了王室税吏，而爱德华三世盛怒之下则将福德维奇的“自由”特权(the liberty of Fordwich)收归王室。

1311年，政府公布的法令最明显暴露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政府显然意识到存在农民起义的危险，“1311年法令”前言说，“英格兰王国正处在暴动的关节点上……”，内容条款之一即“废除强征”，并坦然承认是“担忧民众由于各种压榨将会起来造反”。[112]可见，王权的收敛、贵族的所谓宪政意识都是在感受到下层民众的反抗压力下出现的，这足以表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不是消极的舞台台柱，虽然英格兰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宪政制度的形成没有直接的贡献，但对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仍然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尽管可能是间接产生的作用。“从底层向上看”，实际上使我们对英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上层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通的农民、市民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他们也在为制度建设和精神财富创造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1.

[2]Sir Maurice Powicke，1984：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Thirteenth Century，1216-130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35，636.

[3]〔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4]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1～142页。

[5]〔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1页。

[6]〔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译本，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社，第22页。

[7]垦荒运动当然不是造成此变革的唯一或主导因素，但无疑是诸多因素之一。参见王亚平：《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8]R.H.Hilton，1983：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pp.20-21.

[9]R.H.Hilton，1983：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pp.22-25.

[10]〔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1]〔美〕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12]〔英〕A. R.布莱德波雷：《黑死病前的英格兰》，《经济史评论》1977年第30卷第3期，第401页。

[13]Macfarlane， Alan，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153.

[14]E.米勒：《中世纪英格兰农村社会与经济变迁》，伦敦：朗曼出版集团，1980年，第42～43页。转引自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15]E.F.Jacob，1978：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65-366.

[16]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p.77-78.

[17]虽然绅士和贵族之间广泛盛行长子继承制，这种现象在欧洲各地都存在，但麦克法兰研究发现，英国是唯一一个在社会下层——农民中，广泛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国家。对于社会进步而言，生产者阶级积累财富较之消费者阶级积累财富，前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大。Macfarlane， Alan， 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88.

[18]〔英〕J. D.钱伯斯：《前工业时期英格兰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45页。

[19]虽然琼·瑟斯克是考察近代早期的萨福克，不过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F.J.Fisher 2006：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7.

[20]David Roden， 1967：“Inheritance Customs and Succession to Land in the Chiltern Hil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7，No.1，Nov.

[21]参见陈志坚：《中世纪英国地产托管制起源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

[22]中古晚期，通过“共有”等方式处置家庭财产不止出现于农民阶层，社会上层的贵族也常常采取此种方式。见Robert Bartlett， 1991：“Lordship and Law in Medieval England”，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30，No.4，Oct.，p.451。

[23]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a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112，113，114，115.

[24]〔英〕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一七五○年》，范定九、王祖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48～149页。

[25]Raftis， J. A.，1997：Peas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nglish Manorial System， Sutton Publishing， p.26.

[26]绵羊总数为波斯坦根据羊毛出口数推算而来，见波斯坦：《中世纪的羊毛贸易》，伦敦，1952年，第4页。

[27]笔者以为应是1000万磅。根据其他学者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14世纪早期英国出口羊毛为30000袋。按照英国中古衡制，1袋(sack)=28英石(stones)， 1英石=12.5磅，由此可知：1袋≈350磅，则30000袋羊毛相当于1050万磅。关于衡制关系，参见Harry Rothwell，197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189-1327，London， Eyre&Spottiswoode，p.856。

[28]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pp.89-90.

[29]谷延方：《英国农业生产力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学术交流》2005年第9期。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31]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口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2]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33]王渊明：《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

[34]王渊明：《中西封建社会中的农业耕作制度》，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36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1页。

[36]戴逸：《清代三百年的经济发展》，《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7]王渊明：《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509页。

[38]像风磨和水磨改进、普遍应用的挽牲畜的颈轭和肩轭、船舶的艉舵等新技术出现。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39]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 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2.

[40]Austin Lane Poole，D.Litt.，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p.81.

[41]L.F.Salzmann，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p.5，6.

[42]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Commerce and Crafts，1086-1348，Longman Group Limited，p.65.

[43]Sybil M. Jack，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p.12，68.

[44]旧时英国干量单位，用于煤、焦炭、石灰等，约等于32～72蒲式耳。

[45]以制盐业为例，据《末日审判书》记载，1086年时，沃里克郡布罗姆斯格罗夫(Bromsgrove)庄园有13口盐锅，只有3个制盐工人，以往忏悔者爱德华国王和戈德温公爵每年各有52镑、24镑税入，现在威廉一世取而代之，但也仅65镑收入，由此可见生产规模之小。当然这是中古早期的情况，制盐业后来有所扩大，但规模小、投资少一直是中古时期英国许多工业生产活动(除纺织业和畜牧业外)的主要特征。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nglandfrom 1000 to 1760，London，G. Bell&Sons Ltd.，pp.169-171.

[46]A.R.Myers，1969：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Eyre&Spottiswoode， p.930.

[47]L. F.Salzmann，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p.18.

[48]E.A.Wrigley，1992：People，Cities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p.162.

[49]Jan de Vries，1984：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64.

[50]R.H.Hilton，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1.

[51]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Commerce and Crafts，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p.274-275，278.

[52]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53]Christopher 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p.12，21.

[54]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55]〔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26～228页。

[56]〔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57]〔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3页。

[58]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Commerce and Crafts，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279.

[59]按照法律或制度标准，则英格兰在中世纪时期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人口比例大约在10％左右，而采取后一标准，则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在20％左右。见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60]Hilton，R.H.，1976：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78-79.

[61]Hilton， R. H.，1976：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sity Press， pp.90-94.

[62]D.M.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

[63]按照“城市文明普及加速定律”，当城市居民占到总人口的20％～30％时，城市文明会普及影响到25％～35％的人口；当占到30％～40％时，会普及到40％～50％的人口；当达到50％以上时，会普及70％以上的人口；当城市人口达到70％以上时，则可能会普及到90％或者100％即全部居民。只有当城市人口低于10％时，城市文明辐射力弱，城市文明成果仅仅限于城市人口。因此，当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即70％以上时，农村居民不住在城市里也可以享受到绝大部分城市文明，所以没有必要再向城市转移或迁移，城市化水平会趋缓或保持稳定，例如，英国在1931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8％， 1959年为78.5％，在近30年的时间里，城市化水平仅上升了0.5个百分点。见高珮义：《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179页。

[64]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120-121.

[65]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66]H. C. Darby，1973：A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6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82.

[67]E. A. Wrigley，1992：People，Cities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 ciety，Blackwell， p.170.

[6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69]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3，191， 68.

[70]转引自王亚平：《权力之争——中世纪西欧的君权与教权》，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71]〔美〕爱伦·F.丘：《俄国历史地图解说》，郭圣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页。

[72]Miller， E.， 1980：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s，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73.

[73]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4.

[74]Susan Reynolds，1982：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70.

[75]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92.

[76]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 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458.

[77]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67.

[78]农民主要受到三种税赋影响：动产税、物资征用(purveyance)或称“庸”和军役费用，上述税赋，尤其是物资征用负担大多落到了农民身上，没有落在大贵族身上。见J. R.Madicott，“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Demands of the Crown，1294-1341”， edited by T. H.Aston，1987：Landlords， Peasants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90， 300。

[79]〔英〕A. R.布莱德波雷：《黑死病前的英格兰》，《经济史评论》1977年第30卷第3期，第401页。

[80]T. H. Aston， 1987：Landlor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95-296.

[81]T. H. Aston， 1987：Landlor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99， 353.

[82]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66.

[83]〔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6、137页。

[84]〔法〕瑟诺伯斯：《法国史》，沈煉之译，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3页。

[85]Bennet， H. S.， 1956：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A Study of Peasant Condi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94-295.

[86]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9.

[87]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4-38.

[88]该数字是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5％)，结合布瓦松纳的判断(10％或更多一些)，折中处理得出。

[89]〔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4、205～206页。

[90]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03-104.

[91]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Joel T. Rosenthal，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738.

[92]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2.

[93]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p.274-275， 278；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41.

[94]〔英〕约翰·吉林厄姆、拉尔夫·A.格里菲思：《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沈弘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50、253页。

[95]L. F. Salzmann， B. A. F. S. A，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pp.133-134.

[96]Ell，旧式英国布匹丈量单位，1厄尔等于45英寸。

[97]L. F. Salzmann， B. A. F. S. A，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pp.136-137.

[98]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 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p.736-737.

[99]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68.

[100]其兄威廉二世1199年在汉普郡新森林狩猎时不幸身亡，当时亨利也在打猎，闻讯后没有安排其兄后事而是匆匆即位，因此，有人怀疑亨利谋杀了国王。

[101]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282.

[102]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69.

[103]Robert Bartlett， 1991：“Lordship and Law in Medieval England”，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30， No.4， Oct.， pp.450-451.

[104]译名取自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105]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0.

[106]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

[107]Harry Rothwell，197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89-1327， London：Eyre&Spottiswoode， p. 318， 328， 334， 343.亦可参见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书·古代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

[108]〔美〕迈克尔·V. 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诺曼征服、约翰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与政治》，林达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8页。同时参见Harry Rothwell，197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189-1327， London：Eyre&Spottiswoode， p.320， 330， 335， 344。

[109]Harry Rothwell，197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89-1327， London：Eyre&Spottiswoode，p.802， 801.

[110]Sir Maurice Powicke，1984：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Thirteenth Century，1216-130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29.

[111]T. H. Aston， 1987：Landlor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07.

[112]T. H. Aston， 1987：Landlor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