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古时期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

二、中古时期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_英国的历史

中古和近代早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直存在并取得相当可观成果。据统计，截至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城镇居民数量已达到12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1％，城市化可谓初具规模；农村居民大量从事纺织、制陶、采矿、木材和粮食加工贸易等非农产业，已经逐渐摆脱以农为生的状态，从业人员占到总人口的33％，加上城镇居民则非农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54％[24]，已为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的城市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可见，中古和近代早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历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那么与工业时代比较，中古和近代早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具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动力机制不同。这是中古和近代早期劳动力转移不同于工业时代的重要特点。工业时代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是工业，与工业革命前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截然不同，技术革新带动各行业产生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魔法般膨胀了。近代大工业为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稳定就业机会，产生强大“拉力”，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工矿转移。而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无论向城市流动抑或向乡村工业转移，其动力主要都是来自农业本身，而不是旧式工业和城市经济。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制约着甚至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则城市化和非农产业获得显著发展，农业生产萧条萎缩则劳动力转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在16世纪以前劳动力转移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

由于生产力提高较为缓慢，粮食产量小、灾荒多，难以供养较多的不事农业的非农人口，所以中世纪英国劳动力转移规模一直比较小。在庄园劳役制盛行时期，庄园里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自由流动和迁徙还受到法律制度限制。当时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都同时进行着农业耕作，生产活动重心放在农业种植业上，农忙时期全力投入农业耕种、生产和收割，大多在农闲时节方进行家庭副业生产。“副业”一词已经表明当时工业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要服从和服务于“主业”，所以一些庄园禁止农民在农忙季节从事工业生产，有的城市甚至规定市民亦须赶往乡下帮助收割谷物。譬如，诺里奇城市当局规定织工在秋收季节从8月15日始停工一个月，以防乡下谷物收割期间劳动人手短缺；[25]有的城市则明确规定禁止工匠在秋收季节从事纺织品生产，以防耽搁农忙，违者将受到处罚。譬如，在1376年，科茨沃尔德的纱线被禁止出口，原因之一是它在农忙季节从收割庄稼的农业地区招收了劳动力。[26]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农本经济的一种表现。

因此，不仅农村居民的家庭副业、手工业活动，包括中古城镇的非农经济生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济活动的制约。城市和工业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流动节奏，在更大程度上却受到农村经济环境和农业生产力制约。15世纪英格兰瘟疫频频发生，农业生产处于下滑状态，加之农村土地多、劳动力稀少，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明显放慢。所以，在近代早期的16、17世纪农业生产力出现较大幅度提高之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始终较小，城市人口增长亦较为缓慢，绝大部分劳动力处于农村社会“内部流动”时期。

进入16、17世纪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时期。农业生产力较此前有了较为迅速增长，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出现变革，圈地运动就是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和体现。16、17世纪圈地运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无论畜牧业抑或大农场对农业劳动力需求较此前大大降低，许多小土地所有者生存的农业土壤被剥夺，不得不向城市流动和在农业以外行业谋取生计，因而圈地运动后，转入乡村工业和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骤然增多。农业产生强大的“推力”，推动着农村人口向外转移。所以，工业革命以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的“推力”起着主导作用。(www.guayunfan.com)当然，工业革命以前城市和工业对劳动力流动也有吸引力。不过，中古时期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与近代早期和工业革命时期是有本质区别的。同为农村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城市，中古时期“拉力”源自城市自身的特权地位，源自农村庄园和城市“自由”的巨大反差。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农村居民向城镇流动包括农奴逃亡主要都是出于对城市自由的渴望，渴望获得一种自由从事各种职业、自由迁移、自由婚嫁、自由处置财产等的权利。显而易见，是一种政治“拉力”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种非经济的力量在中古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而在近代早期和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对乡村人口的“拉力”不仅在规模和强度上远远超过中古城市，而且在性质上不同于前者。“自由”已经不是这一时期城市的特权，许多城市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独立地位而成为中央政府治下的地方郡县，“自由”也不再对居住在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开放，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更难问津市民身份，所以现代工业城市赖以拉动乡村人口力量的不再是一种政治因素，而是一种较之中古城市更为纯粹的经济力量。城市展示出能够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各种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的广阔前景，而在乡村，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多余的人”，在农村单纯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城市繁荣富裕的生活水平和大量就业机会深深吸引了他们，吸引他们向城市迁移。在工业革命之前，尤其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当城市不能满足大量农村人口所需劳动岗位之际，很多乡村居民往往从事手工业活动，“茅屋”工业获得蓬勃发展机遇，规模之盛、影响之大以致被称为“原工业化”(pro-industrilization)阶段，为大量农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乡村工业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城市工业对农村人口的“拉力”在逐渐增强，“拉力”最强时期当属工业革命。

第二，城市化水平不同。工业革命以前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比较小，如果从11、12世纪城市复兴算起，至工业革命前夕农业劳动力转移已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然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比例的21％，农村人口中一半以上(58.2％)仍旧从事农业，从事乡村工业人口尚不及一半(41.8％)。[27]大体说来，英国工业革命前城市人口增长率每100年仅为1.5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见城市化速度之慢。

笔者通过对相关材料整理，估算出英国早期、中古盛期、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城市居民比例的数据，借此来对英国城市化进程作一整体描述。图表前半部分采用估算数字，故有两个不同数据，后半部分采用E.A.里格利的数据，我们就得到英国11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近八个世纪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图，见图7-1。

图7-1　11～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62。

由图7-1可见，英国在中世纪盛期出现过一个城市化发展的小高峰，大体在12世纪下半叶和14世纪上半叶之间，这正是西欧城市运动蓬勃兴起时期，此后逐渐走向低谷。图中14世纪(下)和15世纪城市居民比例有12％和14％两个数字，只是表明城市下降或衰落程度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城市变化总趋势的把握。16世纪后城市经济开始复苏，城市化走上平稳发展之路，再未出现大的波折和倒退，而且在19世纪加速发展，实现“起飞”，进入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社会。该图在具体年代和数字方面也许会存在一些误差，但城市化总体发展趋势应与历史事实相去不远。

英国中古和近代早期城市化踟蹰不前，源于低水平的旧式工业，城市旧式传统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限制了其吸收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中世纪史家米勒和哈彻尔教授总结了英国中世纪工业的基本特征：生产单元小、固定资本水平低、技术含量低和家庭作坊色彩。[28]因而吸收就业人员数量非常有限，像多数手工业作坊仅三四个人，规模很小。即便是矿山开采等较大规模非农行业雇用劳动人手也不多。譬如，英格兰煤炭开采行业，从中世纪的采煤租约看，每个矿坑雇用的工人数量一般都在十人以下，多数在4～6人之间，规模很小。[29]

显然易见，中古城市规模有限的非农产业对农业人口和农村居民自然难以产生巨大拉力，从而决定了人口都市化的历史进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缓慢，还可能出现反复，像14世纪和15世纪农业出现经济危机之际，许多城镇都人口锐减、发展迟缓，还有的彻底退化成乡村。正因为如此，许多述及城市化的著作都认为城市化发轫于18世纪，人们也普遍认为城市化运动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产物。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化和非农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

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的新号角是由18世纪的产业大革命奏响的。工业革命发生后，农村劳动力转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在1750～1851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劳动力转移的成果超过了工业革命以前七个世纪的成果总和。现代英格兰城市多数是在1801～1851年间迅速成长起来的，从中古时期发展而来的城市仅占很小的比例。譬如，曼彻斯特从95000人增加到303000人，利兹从53000人增加到172000人，布拉德福是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增长最快的城镇之一，1801年时该城只有13000居民，1821年增加到26000人，1851年增加到104000人。19世纪初，伦敦是英国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0000人的城市，到1851年时，英国已有九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00人。[30]1851年的调查证明，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可谓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显著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史专家王章辉研究员撰文指出，“城市化加快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还推动了“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居民识字率大大提高。[31]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所占用的劳动力份额也迅速下降。到1801年时，农村已有50％人口从事非农产业，1800年时，成年男劳力中还有40％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到1850年时，这个比例则降到了25％以下。这个数字雄辩地证明工业革命已经使英国绝大多数居民摆脱了“以农为生”状态，已经迈出传统农业社会，开始成为一个工业化民族。相比之下，同期欧洲男性劳动力从事农业比例较英国高得多，可参见下表7-1。

表7-1　1700～1840年不列颠和欧洲经济结构变化的比较　　　(％)

由表7-1可知，1700～1840年间，不列颠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760年工业革命后的变化尤为显著，工业部门的男劳力比例由18.5％提高到47.3％，而同期欧洲仅从12.6％提高到25.3％，农业部门的男劳力比例由61.2％下降为28.6％，同期欧洲由72.0％下降到54.9％。[32]可见，英国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比欧洲低许多，尤其在工业革命后劳动力向非农行业的转移取得了重要成果。截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从事于农业生产的男性劳动力比例是欧洲最低的，而从事工业部门的比例又是欧洲最高的，这充分表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18世纪，尤其工业革命后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图7-2比较直观地体现了不列颠工业和农业部门男性劳动力比例变化轨迹，我们从中可发现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后，即工业革命加速了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部门转移步伐，并使得英国最终成功地进入了工业社会。

图7-2　1700～1840年不列颠工业和农业部门男性劳动力比例变化

第三，流动方向不同。工业革命以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由北向南，方向多为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和西南部(West Country)地区。城市史专家詹·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教授研究发现，在1500～1700年间，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城市人口比例大约从8％或9％增长到40％，成为工业革命前英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地区，而其他地区城市发展缓慢，城市人口增幅很小，有的甚至处于停滞状态。[3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差异，主要由于上述东南和西南地区在中古时期已经是“教堂所在地、地方集市、大学发源地、商旅宿站和贸易货栈、(旧式)手工工场中心”[34]，各种非农产业尤其是呢绒纺织业较为发达，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北部和西部高原地区则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农村人口自然选择向富裕发达的东南部、西南部迁移。因此，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富裕繁荣、城市化走在其他地区前列，是同各项非农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其中呢绒纺织业是最繁荣的，其所吸纳的劳动就业人手也是最多的。

纺织业是英国非常古老的一门行业。伊丽莎白(Elisabeth)等人根据伦敦出土的考古发掘实物考察了中世纪英国的纺织业，发现除呢绒业外还有亚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混纺以及编织业。到12世纪中叶，伦敦、温切斯特、林肯、牛津、亨廷顿和诺丁汉等地织工以及温切斯特的漂洗工，都已经组建“基尔特”行会组织。他们每年向国王缴纳40先令到12英镑不等的费用，垄断了在其街区的纺织生产。其他地区也有纺织业组织，不过生产规模相对小得多。中世纪英格兰各地生产的呢绒质地不一，很大一部分都是粗糙的“布尔”(burel)，价格低廉，一般说来这种呢绒的消费者主要是社会下层人士。还有一种粗糙的纺织品——“山羊毛纺织品”(Goathair textiles)，考古证据指出这种在11～17世纪之间一直被普遍使用，尤其在沿海地区。[35]某些地区也生产质地考究精美的呢绒产品，林肯和斯塔福德因生产鲜红色的呢绒(scarlet cloths)而享有盛誉。上等呢绒主要供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阶级消费享用，同时也向国外欧洲大陆国家出口。

因此，我们看到，随着人口向各种非农行业转移，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从塞汶河入海口到威尔士地区，该线以南各郡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其中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伦敦附近诸郡，即米德塞克斯、萨利、肯特和赫特福德郡、埃塞克斯和萨福克数郡的纺织业发展最为令人瞩目，最富裕的呢绒生产中心是东盎格里亚的萨福克，该郡最富城镇拉文纳姆(Lavenham)3/4的居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呢绒生产。[36]继而，伴随着上述非农产业发展，英国人口也发生了重新分布。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吸引英格兰各地大量移民，人口日渐稠密，逐渐成为英格兰人口和财富最集中地区，其中人口最密集的林肯郡“荷兰区”(Holland)，每平方英里为54人，诺福克郡为48人，莱斯特郡、北安普顿郡和贝德福郡也都在40人以上。[37]据保尔·芒图统计，东南部和西南部经济繁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0～60人，北部诸郡的经济地位远逊于南部，人口也大为稀少，其中人口最稠密的兰开夏和约克郡西区也低于南部的平均水平，每平方公里才30～40人。[38]大体说来，西北部与东南部人口为1∶4(不包括伦敦)，财富(按纳税额推算)为5∶14，其地域差异状况一直保持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39]

产业革命使得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方向逆转，由南向北移民成为劳动力转移大潮的主要方向。工业革命后英格兰人口布局和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西北部开始成为人口、财富集中地区，几乎包括了英国所有的大工业中心，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70人，人口在10万以上城市有21个，其中包括人口在50万以上城市3个、20万以上城市12个；而南部地区只有8个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包括伦敦)，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9人，如伦敦除外则每平方公里只有135人。[40]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向的变化，表明英格兰各个地区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南部地区地位下降，北部地区地位上升；也暗示着经济结构变化：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日益提高，农业和轻工业产值则相对下降。当然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尤其是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这种迹象已初露端倪。人口史家R. A.休斯顿研究发现，在1486～1750年间，“来自北方诸郡的流动人口中，青年男性比例从1486～1500年的51％下降到18世纪40年代的4％”[41]。可见，北方诸郡不仅不再是昔日中世纪时期的人口流出地，而且变成了移民接收地，正在接收越来越多的南部移民。北部人口日渐稠密、经济日渐繁荣。

第四，向城市迁移模式不同。中古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路线相对集中，农村人口向首都伦敦移民规模最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一元化”模式。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神话，而且打破了中古劳动力转移“一元化”地域流动模式。

工业革命以前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路线相对集中，农村人口向首都移民规模较大，因而伦敦城市化最为迅速。早在13世纪，伦敦即已在国内经济获得领先地位。伦敦的海外贸易份额在13世纪(主要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增长一倍，占到全国的35％，在14世纪早期，奔向首都的长途移民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东盎格里亚和英格兰北部。到1334年，伦敦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5倍，纳税额超过其后三个城镇(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和约克)的纳税总额。[42]伦敦商人也在海外呢绒出口商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主宰了同尼德兰的呢绒贸易活动，组建了“英人同乡会”(English Nation)，会长通常都是由伦敦人担任，著名的绸布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就是一典型代表，伦敦商人还从“勃艮地公爵那里获得了贸易特权”。因此，毫不奇怪，1486年伦敦市议会正式为伦敦的“商人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团体创设了一个“议员资格”(Fellowship)席位。[43]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伦敦享有的政治自治和经济繁荣无疑对周边诸郡乃至全国移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英格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是首都伦敦，在16世纪20年代伦敦财富在全国比例上升为10％，是第二大城市诺里奇(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的10倍，对外贸易额到1500年时则占到全国的68％， 1540年时达到85％。到1543年时，伦敦的郊区萨瑟克区上缴税收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当然在1560～1650年间，其他地方省城像诺里奇、约克和布里斯托尔以及纽卡斯尔这些城市人口也增长了1倍或2倍，达到12000～20000人左右，但同伦敦相比则大为逊色，因为伦敦及其郊区人口增长了5倍，达到350000人，1670年增加到475000人，1700年则为575000人(详见下表7-2)。而纽卡斯尔本身之所以获得农村移民的青睐，主要在于伦敦人口迅速膨胀使得泰晤士河东岸的煤炭贸易繁荣起来，给纽卡斯尔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相应的，伦敦城市人口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520年的43％上升到1670年的70％，而其他城市人口增长幅度很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从1520年的3.0％微弱地上升了1％，达到4.0％，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则降为30％。[44]

表7-2　1520～1801年伦敦和其他城市人口估计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英〕E. A.里格利：《人民、城市和财富——传统社会的变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对于伦敦急速发展和其他地区城市停滞不前的巨大反差现象，城市史家詹·德·弗里斯对首都的经济作用产生了很大疑惑，以致说到“伦敦在1500年时的发展可能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北部、西部的穷乡僻壤边区没有产生什么人口和经济影响”[45]，这种论断当然未必准确，因为首都商业辐射力远远超出东南地区，提交到普通法法庭的债务诉讼表明在15世纪初时，伦敦商人的商业联系就已经覆盖了整个中部地区。此外，首都从非常广泛的区域内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譬如1522年，为了刺激谷物流向伦敦、保障市民生产生活所需，国王曾给18个郡的郡长下达指令，要求后者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向首都运送谷物。[46]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弗里斯的言论也确实反映了英格兰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之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不平衡现象。实际上，其他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也许正是首都畸形膨胀造成的，它们都成了伦敦城市化的牺牲品，至少在短时期内伦敦对它们产生了一种负面的消极影响。

因此，16世纪首都伦敦城市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英格兰城市化最高水平，经济史家汤姆森(Thomson)将其称为“经济集中化或一元化”(centralization)，这一过程在都铎王朝早期(即15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了。[47]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彼得·克拉克教授将近代早期不列颠城市这种不平衡发展称为“极化”(polarized)现象。[48]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出现“极化”或“一元化”模式，则是政治、经济、人口和文化发展集中的一种必然反映。

历史证明，到17世纪初期，英格兰首都伦敦城人口远远超过了王国内所有城市人口总和。英格兰全国城市人口大约为33万余人，首都伦敦拥有居民20万，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60％，这一比例势头在17世纪继续增长，1670年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70％， 1700年时亦约占70％。到1700年，英国伦敦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是国内第二大城市人口的20倍。[49]直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伦敦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到67.5万人，而国内其他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有的城市甚至出现衰退，合计则为54万人(5000人以上城市)，伦敦一市独占英格兰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4.8％，依然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人口数量总和。一个城市巨人和一群侏儒出现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城市化历史的舞台上。

但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模式出现显著变化：伦敦发展缓慢。

从1750年至1801年时只增加了29.5万人。与此相反，其他城市的人口则迅速增长，净增长城市人口86.9万人。如果说工业革命前(1750年)，其他城市人口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仅占到9.5％，那么到1801年时则上升至全国总人口的16.5％。[50]因此，从18世纪下半叶始，伦敦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降低(此前一直超过了国内其他所有城市人口的总和)，到1801年时，其他城市人口(共计142万人)已远远超过伦敦(96万人)，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59％。到1801年时，其他城市人口(共计142万人)远远超过伦敦(96万人)，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60％(参见表7-2)。而到工业革命完成时，据史学家弗里斯统计，其他城市人口总计达到575万人，比例上升到城市总人口的62％，伦敦所占比例继续下降，只占38％。[51]看来，伦敦城市化一枝独秀的历史已经结束，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古英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元化”模式，更多城市尤其是新兴工业城市成为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迁徙目标。在工业革命的魔棒下，更多城市尤其是英格兰北部新兴工业城市成为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迁徙目标，伦敦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后者开始摆脱了数百年来在英国城市史上的侏儒形象，逐渐成长起来。

第五，向非农产业转移重心不同。工业革命以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数量较少，主要向乡村工业转移，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15、16世纪城市出现资本向农村“回流”现象后，有些老城市毛纺织工业或发展缓慢，或一度中衰，农业人口向乡村工业转移则加快步伐，行业流动重心向乡村工业显著倾斜。乡村工业成长为原工业，更进一步吸引农村失业和半失业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模式出现变化。许多工业发达地迅速成长为城市，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则同向城市工业转移合而为一，行业转移重心从工业革命以前的乡村工业转变为工业时代的城市工业。此外，工业革命以前的劳动力主要向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转移，从事金属加工、矿山开采人员较少。在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煤炭工业和生铁冶炼开始崭露头角，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工业革命发生后，劳动力向重工业部门转移的比重迅速加大，煤炭、钢铁和汽车等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纺织行业就业人数比例则相对下降。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后劳动力转移在工业内部出现结构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