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贸易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动_英国的历史

国内贸易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动_英国的历史

16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大进展同国内外贸易带动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国外贸易并不是劳动力转移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贸易而言，英国人一直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呢绒出口根本不能支付进口木材所需金属通货。[41]英国在海外扩张刚刚开始，海外市场刚刚建立，殖民征服和统治尚未产生预期效果。如我国已故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所言，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由英国国内需求增长造成的。[42]譬如，据克里斯托弗·戴尔推测，在1500年就呢绒交易量而言，国内需求量约有400万码，是呢绒出口量的2倍。

在整个漫长的16世纪，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从1500年的230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550万人。在伦敦带动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倍(从3％到9％)。1500年时伦敦是一个拥有40000人的中等城市，1650年时已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拥有40万居民，在欧洲仅次于巴黎(拥有43万人口)。因此，史学家罗伯特·S.杜普莱西斯(Robert S. Duplessis)认为，都市膨胀的人口大大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而拉动了各种非农产业生产。[43]当然，大城市居民数量快速增加还意味着对农产品提出更多需求，而不仅仅是手工业制成品。据约翰·查特斯(John Chartres)统计，伦敦谷物消费无论按食物抑或酿造酒类计算，在17世纪从0.5百万夸脱增加到1.3百万夸脱，以此推算，大概需要1000～2500平方英里耕地提供农产品，这还不包括居民所消费的牛油、奶酪、鸡蛋等畜产品，也不包括生产生活所需的木材、煤炭等其他原料、燃料。[44]同期，伦敦居民日常生活品如床单、衬衫、内衣等制作需要的亚麻进口量也大为增加。所以，里格利(Wrigley)也认为，近代早期伦敦城市的超级膨胀对农产品创造了“集中需求”，这或许是工业革命前引发农业变革和进步的“最重要因素”。[45]

另一方面，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大部分时期，农业收入大为提高，许多农民变成了工业品消费者。可见，不仅城市市场扩大，农村市场也在扩大。吴于廑先生说，一家一户的消费需求固极有限，千家万户之消费需求汇合起来则“蔚为壮观”，尤其约曼以上各阶层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威廉·哈里森和其他学者都提及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室内家具增多，屋里房间增加，房舍改造，窗户镶上玻璃，炉灶经过改装以便烧煤；死者遗产清单开列出许多物品：家具、内衣、帐幔、锡餐具等，以至于从15世纪以来直至16世纪被称为“大建设”(the Great Building)时期。

据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城乡各地房屋的建筑质量明显提高，越来越多地使用“石板瓦”和“瓷砖”等耐用材料，传统的“茅草屋顶”大多已被放弃。同时房屋的格局和构造也更加舒适和适于居住，其中有的增加了公共活动的“客厅”，将个人起居的“卧室”隔离开来，还出现了“单人套间”；一些农民单辟了“储存谷物和存放工具的仓库”以及“牲口棚”等。像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乡村还出现了“威尔德式”房屋，即两端分为“上下两层”，中间大厅上方是敞开式的木梁或椽子，设有一个开放式的火炉。在这方面，乡村无疑是受到城镇建筑风格的影响，纷起仿效，不过走在前面的是乡村的富裕农民，而不是土地贵族。经过近五个世纪的风雨后，中世纪晚期这批新建的房屋中在肯特郡还有1/10以上保存下来。据记载，当时木匠等技术工人的日工资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平均5便士/日，这也是建筑需求旺盛的一个有力证据。[46]

因此，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英国民众的购买力都显著提高了，对包括农产品、工业品在内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需求大大增加，英国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并扩大了。当然，归根结底，生产率提高还是得益于农业生产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功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城乡市场的联结汇通形成了英国初步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扶植。据李新宽博士研究，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全面控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大力促进海外贸易而且制定一系列手工业法规，还将对农业的保护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第二，国家权力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在控制物价、1556年设立粮食管制委员会、1563年颁布“工匠法令”限定工资额、救济穷人和通过济贫法促进就业等；第三，国家控制经济的措施全面细致，如“布品法规”规定了22种毛织品标准，“工匠法令”规定了详细的学徒章程，对呢绒采取检验和盖印、向小商贩颁发执照，具体规定了经营的地域范围和食物品种等；第四，对外贸易实行特许制定，相继成立莫斯科公司、东印度公司等进行开拓贸易和海外殖民。[47]简言之，英国正在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借助于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内经济发展扫除障碍。(www.guayunfan.com)1558年，托马斯·格雷新创立证券交易所，从此摆脱安特卫普的控制；1597年，英国政府关闭汉萨同盟在伦敦的商行，取消其特权；1651年，“航海法令”迫使荷兰接受英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如年鉴派大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认为的那样，英格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保护其民族市场和新兴工业”[48]，显而易见，重商主义政策成为政府行动的一面旗帜，由此英国在欧洲率先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民族市场，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无疑会刺激工业生产、商业和对外贸易，尤其是推动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著名经济史家布伦纳认为，英国工业尽管最初受到呢绒出口贸易的促动，但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则是建立在“国内市场扩张”基础之上的。[49]

此外，在整个16世纪物价飞升，同英国政府的干预措施也存在密切关系。以离婚案为借口，亨利八世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重要措施之一是解散在英国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修道院，大量土地流通到社会上层和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乡绅手中。经济史家内夫(Nef)本人倾向于认为，此举促进了英国工业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购买了修道院土地的新主人“在原修道院土地上开始采掘煤炭和铁矿石”[50]。而在亨利八世末年和爱德华六世即位之初，政府两次实施货币贬值，无疑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只是提高了失业率，还降低了实际工资。[51]布朗·法尔普斯指数表明许多行业实际工资跌幅达50％，雇主们乐于雇用廉价工人从事像纺织、烧炭、木材加工、金属冶炼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历史学家们关于货币贬值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价格过快上涨也可能将经济引入低谷，但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货币贬值对海外贸易尤其是呢绒出口起到很大促动作用，特别是货币贬值措施实行后的18个月，其间呢绒出口出现繁荣景象，这显然是上述政策驱动的直接后果。[52]因此，随着这些非农行业部门兴旺活跃，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相对扩张，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向工商业和城市流动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