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3.3.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超过2亿人。^[13]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形成了大规模、跨区域、长距离转移和“回乡创业”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并逐步向规范流动和公平流动方向发展。越是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在1999年转移劳动力中，有20.93%是跨省转移的，总数大约2115万。在跨省转移的劳动力中，又有81.5%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仅广东省就吸纳了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近50%。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外出劳动力群体的结构特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群体，在人口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特征，主要反映在人口的年龄、性别、文化构成方面。首先，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适龄劳动人口为主体，年龄结构比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轻。据安徽省农调队的抽样调查，^[14]2000年全省外出劳动力中20～40岁青壮年劳动力占绝大多数，高达355.62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85.22%。从性别结构看，外出人口中，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来自11省75个观察点村庄的调查显示:2003年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占51.9%，女性占48.1%，比重相差不大;而1993年的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72.1%，女性只占27.9%。^[15]外出劳动力群体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程度。2000年抽样调查样本农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比住户中的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低20.5%，初中文化程度比例高12.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高7.8%。^[16]

第二，区域流向上的双向性和产业流向上的集中性。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在人多地少的“推力”和比较利益、城乡差距的“拉力”作用下，东部发达地区成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但劳动力流动并不唯一地表现为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而是东、中、西部劳动力相互渗透，显示了全方位流动和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多样性。跨区域流动的省内县外与省外就业比重与数量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1999年已达到3612万人，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35.7%，比1997年上升4.5%，尤其成为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1999年，到省外以及国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21.03%，数量为2125万，比1998年增加了309万。从流向上看，发达地区劳动力以本地转移为主，而相对落后地区以向外转移为主。例如，1999年广东省省内转移人数占全部劳动力转移人数的99.8%，北京市市内转移的占99.5%，而同年河南省这个比率为70.2%。劳动力跨省流动中，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以流出为主，但也有少量流入;东部发达地区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但也有少量的劳动力流出。1999年，跨省流动农民进入东中西部的比例约为8∶1∶1。劳动力主要流向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普遍现象。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主体，劳动力流动并没有主要发生在经济最不发达的中部地区，但农村劳动力流动大体上还是遵循由农业流向非农业，由农村流向城市，从低收入地区流向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的地区的规律。从产业分布来看，流动就业者绝大多数分布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事工业、饮食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作。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比例由1990年的72.2%下降为2000年64.38%。同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由15.2%和12.6%上升为16.81%和18.81%。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工业是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选择，其次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同时，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3.37和6.21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跨省劳动力流动显著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能较多地在工业部门就业显然与中国农村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比较齐全有关。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的主体是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和直接为农业、农村提供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工业。就我国情况而言，农村工业已全面介入各工业部门，其行业分布与城市工业具有很强的“同构性”。性别差异在地区和行业间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一般基础设施投资较多或重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流入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占优势，如北京、天津、上海等;纺织业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女性劳动力流入较多，如广东、福建等。重体力、脏环境、高强度的活多集中在男性身上，而家庭劳务、轻工业、服务员等行业则女性居多。^[17]

第三，流动就业的自组织性。多种调查显示，9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没有政府有关部门、职业中介部门等正式组织的参与，属自发性外出。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表明，通过政府或有关部门有组织转移的，1999年占15.8%，2000年仅占14.5%。外出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传统的社会资源，即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这些构成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特有的社会网络，且这方面的研究已越来越为广大学者关注。根据宋丽娜的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特定信息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在潜在外出者获得特定信息方面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与通过官方组织获得就业机会相比，通过家庭成员或亲戚介绍工作的外出成本高2.5%，通过朋友、同学或中介获取信息外出的成本高4%。^[18]而赵树凯的研究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走出乡村依靠自组织，异地生存也靠自组织。^[19]

第四，流动转移的兼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处于一种“故土难离”的状态，外出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对土地的承包权，兼顾农业生产，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与从事劳务收入的高低而不同。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较多，从事劳务收入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长，反之则短。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的间隔性，今年外出，而明年可能不外出。农村劳动力兼业转移人员在外工作时间1～5个月比率为3.4%，而在本乡从事非农行业1～5月的比率为18.3%。湖南省农调队调查显示，40%以上的外出劳务者是农忙在家、农闲外出的“候鸟型”外出。安徽省农调队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常年性转移占22.5%，季节性转移占77.5%。^[20]劳动力外出存在一定的间隔性，很多劳动力今年外出，明年可能不外出，因此，回流是外出劳动力的一个普遍现象，或是回乡创业的主动回流，或是因为就业困难或其他原因的被迫回流。因此，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没有割断与本乡本土的联系，是一种土地保障下的兼业行为和季节性流动，农业充当了劳动力流动的蓄水池作用。这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民传统心理和体制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适应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为外出劳动力提供基本保障的积极作用，也反映了土地这一农村最基本的经济资源并没有随劳动力流动而实现相应的商品化流动，妨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不稳定性，也给管理部门工作增加了难度。农村外出人口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当初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流动方式，过渡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再到融入城市，定居城市。2006年4月中旬，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农村外出人口大规模地、持续不断地流动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与之相伴随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

第五，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外出人口虽流动出去，但他们与农村仍有着割不断的稳定的联系，从多方面影响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除了众所周知的户籍制度因素外，我们从输出地的角度考虑，由于以下几种原因，现阶段的农民工仍然割不断与输出地的密切联系。首先，农村外出人口与家乡的自然联系是割不断的。由于“根”留在农村，他们最大的感情寄托仍然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中国的乡土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具有很大的惯性，流动农民在春节期间或遇到婚礼和丧葬之事回家是情理之中的事。其次，农村外出人口与农村还有着经济上的联系。大部分农村外出人口并没有放弃家乡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不时地回家打点。他们一般把土地给自己的父母、爱人或兄弟代耕，这样农忙时还要回来抢种抢收。再次，亲属关系。外出打工者都需要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虽然可以给一些钱作抚养费，但遇到父母孩子生病或亲友婚丧嫁娶等事件，还是需要回来打理。最后，对绝大多数进城农村外出人口，城市并非他们的永久性居留地，几年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仍将回到原籍。尽管农村外出人口出去后所从事的职业是非农业，但他们从户籍上讲仍然是农村人口;尽管他们的经常居住地是城市，并向城市交纳税金，却不能与城市人一样享有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平等政策;尽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希望进入城市，但城市生活的高昂消费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在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尚没有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尚难以吸纳众多农村人口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仍然要回到农村，他们的家园仍然只能是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