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向城镇移民类型_英国的历史

劳动力向城镇移民类型_英国的历史

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生活改善型移民、维持生计型移民和外国移民。

第一种移民属“改善型”(betterment migration)，渴望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主要是一些商人和富裕的手工业者。他们先进入城市学徒行列，继而获得自由，担任低级民事和行会官员，最后完全融入城市的上流社会。这种移民通常距离较短，依赖城镇和当地之间的家庭关系网。一般说来，这种移民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数量也比较少。

第二种移民属于“生计型”(subsistence migration)，主要指农村人口中的穷人，被城市就业机会和救济政策所吸引，长途跋涉远道而来，除仆农和穷手艺人外，还有许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其中1/5的乞丐流浪者跋涉路途超过了100英里，他们已经成了英国城镇棘手的社会问题。到1518年时，考文垂和伦敦采取了特别措施限制乞丐流入。16世纪末，乞丐流民超过了其他各阶层移民的总和，其数量在灾荒年头尤为膨胀。直到1660年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增长减缓，并强制推行1662年定居法，乞丐流民带来的社会压力才得到显著缓解。

一般说来，这些贫穷的“生计型”农村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不会融入城镇的正式结构内，因为他们是没有技术的劳工，从事诸如从送水到建筑工地的搬运等体力劳动，不能进入行会和商会等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购买城市自由人的权利。此时城市已不再对一切移民敞开大门，城市当局规定成为自由人须具备一定财产资格，或成为行会成员，或出钱购买自由人权利，或缴满一定年限费用等，这些都是贫苦移民难以企及的。他们住在城镇里，但城镇不属于他们；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被隔离在特殊的区域，并被称为“边缘人”[53]。这种边缘人尽管频频出现在法庭卷宗中，但数量众多难以计算。一般说来，他们很少停留在小城镇，而是更多地出现于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中存在大量就业机会和各种有魅力的事物。“自由”不再是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权和引以自豪的事物，逐渐演变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变成城市市民的财政负担。

因而，在1350年后，一些城镇像约克强迫手工业者购买自由，以此作为在城里开业的一项条件。显而易见，城镇当局是迫于财政需要而出此下策的。于是，一种原本人人争相竞取的特权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担。所以，在近代早期，城市人口与市民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两者并不等同，许多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并不享有市民权利。最典型的伦敦和约克，前者在1450年只有不到1/4的成年男性拥有“城市的特权”，伦敦还颁布法令，新学徒需要有一定知识文化，能够识字。这固然对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乃至学习和传承行业技能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也设置了一道较高的进城“门槛”。对于广大乡村移民而言，与城镇“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金钱”而不再是“自由”。[54]对于此种代价高昂的自由，乡村移民并不像早期那样趋之若鹜。中世纪“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格言早已淹没在城市利己主义的潮流中，成为历史。[55](www.guayunfan.com)第三种移民数量较少且来自国外，严格说来并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不过外国移民的到来直接促进了英国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发展，拉动了英国经济增长，转而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也就进入了本书的考察范围。前文已述，14世纪爱德华三世鼓励尼德兰纺织工人移居英国，并给予特殊保护。这种状况一直存在，在16世纪有增无减，还出现扩大化趋势。如1571年科尔切斯特有荷兰移民185人，1573年达到534人，1586年则为1293人。[56]16世纪60年代尼德兰的政治动乱是酿成尼德兰人出现向英国移民高潮的主要原因。

作为欧洲北部经济发达和贸易活跃区域，尼德兰居民大多信奉新教，而其宗主国西班牙却是欧洲天主教的传统堡垒，宗教分歧既引发了尼德兰新教徒起义，也遭到西班牙方面的政治迫害和镇压。1567年，尼德兰总督——西班牙阿瓦尔公爵变本加厉的残暴统治使得向英国避难人数剧增，1565年诺里奇仅有外国移民300人，两年后就增至2826人，1571年增至3900人，1582年又增至4678人。这些尼德兰移民主要集中在英国东部和南部，像诺里奇、科尔切斯特、坎特伯雷及其他一些城市。人数庞大的外来定居者带来了呢绒新技术、新品种。英国著名史学家屈勒味林称：“他们的技艺成为一种国宝，愈传而愈精，其益亦愈大……发展英吉利织布业之功，亦不亚于中古时代的先驱者。”[57]评价甚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文洪研究员称，这些新品种呢绒的引进，使得15世纪中叶趋于衰落的东盎格里亚呢绒业重新走向繁荣，外国织工聚居的诺里奇等地则成为“新呢绒工业”的织造中心。[58]无疑，这些外国移民的到来是促成16世纪英国东南地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益最为典型的城市就是诺里奇。16世纪70年代时，来自尼德兰的新教徒避难者最多时竟占到该市人口的1/3，毋庸置疑，国外移民的生产和消费都构成了诺里奇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9]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他城镇像坎特伯雷、桑维奇、梅德斯通(Maidstone)和科尔切斯特等城镇都吸纳了一些外国移民。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至少表明英国东南地区高水平城市化局面出现与外国移民到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海尔斯台德地区曾违抗枢密院命令，驱赶外来移民，结果该地区的贝斯呢产量马上从每周160～180匹下降到7～8匹。[60]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外来移民对英国呢绒业发展的重要性。

近代早期城市人口流动数量之巨，更替之频繁，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来自乡村的移民数量巨大，在城市人口中占据相当大比例，同时与城市人口死亡率也有一定关系。在一些城镇里，死亡率造成了这样的环境：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外来移民。例如，教会法庭的证据表明，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生活在坎特伯雷和东伦敦的证人中，出生于当地的不到10％。即使在人口停滞的马尔登(Maldon)小镇，在16世纪70年代的居民中，近一半成年男人都是外来移民。[61]此外，城镇不同教区之间人口死亡率也不相同，一般说来穷困教区人口自然增长几率很小。因而，尽管1571～1700年间埃克塞特总人口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穷人聚居的城郊教区圣·西德韦尔(ST. Sidwell)却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562～1641年间格洛斯特所有教区受洗人数高于死亡者，最贫穷的圣·奥德特(ST. Aldate)教区却是死亡人数超过受洗人员。[62]伦敦和其他几个省城也是如此：贫穷教区生育率低、死亡率高，人口中儿童比例小、家庭平均规模小。贫困并不是造成死亡率升高的唯一原因，疫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6世纪时鼠疫虽很少光顾乡村，但仍反复肆虐于大小城镇，造成城镇人口死亡率明显高于乡村，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在一些贫困教区超过了250‰。[63]即便是最小的城镇在此期间也都经历了至少一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大城镇则在1479年大瘟疫和1665年最后一次瘟疫之间发生过多次瘟疫。伦敦1563年发生瘟疫，数月之间1/4人口死亡，随后1593年、1603年、1625年和1665年瘟疫频频爆发，又卷走城市人口1/5～1/8；诺里奇在1579—1665年间发生了六次较大的瘟疫；布里斯托尔在1565～1603年间的三次瘟疫中损失了1/6人口。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死亡率一般都在10％左右，严重时可能超过30％，像1579年的诺里奇、1636～1637年间的纽卡斯尔、1645～1646年间的利奇菲尔德，最严重的是科尔切斯特，瘟疫在1579年、1586年、1597年、1603年、1626年、1631年、1644年间高频率爆发，最后在1665～1666年间流行的疫病造成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死于瘟疫。鼠疫破坏了城镇固有的生活，造成失业、市场停滞，随之引发食品短缺和疾病流行，更多的城镇居民身染疫病。据记载，1627年瘟疫期间，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3人口饥不果腹，脸色看起来像死人一样苍白”。

疾病也是城市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1557～1559年的流感波及了大量城镇，内战期间战乱不休，牛津、布里斯托尔和普雷茅斯都爆发了伤寒。1524年，布里斯托尔谷物非常缺乏，以至于用橡子和蕨菜根制成面包；1527年，诺里奇发生粮荒，结果普通市民准备劫掠富人；最严重的谷物歉收发生在16世纪90年代晚期，这些都造成城市居民营养不良，“为流行病敞开大门”，增加了死亡率。[64]无论瘟疫抑或食品短缺，都主要在城镇的郊区和贫民住宅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而城镇中心和富人住宅区受到影响小得多，社会分野和贫富差别在瘟疫和死神面前再次变得鲜明起来。

在许多城镇，教区记载的死亡率高过出生率，而城市人口数量反而增长了。因此，只有来自乡村的迅速而大量的移民才能够解释这种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现象。据估计，每年迁移到诺里奇市的移民在17世纪末时已经达到400人，伦敦对周围各郡移民的需求量更大。1573～1574年，市长和市议会估算，首都每周要消费谷物2571夸特，但是有1409夸特(接近消费额的55％)是由外地人消费的。[65]可见，市内暂住或流动人口规模相当之大。到1700年时，仅仅保持伦敦的人口数量不变每年就至少需要8000移民，如果考虑到伦敦人口向外迁移的数量，那么伦敦每年吸收的移民可能还要高出约50％。此种规模的流动速度暗示着，整个英格兰约有近1/6的人口在17世纪末很可能在伦敦居留或生活过，大都市的魅力披及遥远。

一般说来，16世纪的人口增长改善了市场小镇的处境，但给古老的中等城市造成严峻的问题。城市移民的主要成分由乡村贫民构成，这在英格兰城市移民史上还是第一次。乡村大量贫民、流浪者的涌入既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对城市社会控制和政治管理造成冲击和威胁。许多城市的移民政策也随移民成分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欢迎变为晚期的排斥乃至驱逐，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多数城市在近代早期贸易活动中采取的垄断措施和保护主义政策，因为这不过是中古晚期城市固有政策的翻版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