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拓展性研究

二、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拓展性研究

如果说《中国穆斯林》是狄龙对中国回族等族穆斯林的简要概况研究，那么，1999年正式出版发行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移动、定居和流派》一书，则可以看作是做者的姊妹作，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性研究的开展。

该书的前言中，作者首先说明了他到中国西北的回族等族穆斯林社区进行调查研究项目，是受助于英国学术和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换项目的资助，还有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资助，使作者能够顺利到中国西北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完成课题调研任务。作者在西北地区回族等族穆斯林社区调查时，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也受到了地方社会科学学院的积极配合与帮助。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期间，他受到了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杨怀中研究员、王永亮副研究员等人的鼎力帮助，先后帮助他到宁夏区内拜访有关的民族宗教界负责人、清真寺开学阿洪、普通老乡，还陪同他到永宁县纳家户清真寺、同心县同心清真大寺、同心阿拉伯语学校等地参观考察，并给他提供了有关宁夏回族穆斯林社会文化研究的资料。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受到了新疆社会科学院知名的维吾尔语专家刘建义夫妇的热情接待和照顾。刘教授还亲自陪同他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等地，对新疆地区的回族等族穆斯林社区进行了重点考察。

在研究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外资料的参阅上，狄龙也是得益于中外的许多专家学者。首先，他参考了英国国内有关中国穆斯林问题和中国学研究的著作，先后查阅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及他所执教的杜伦大学图书馆中有关资料和图书。如作者主要参阅了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代表作，还有弗朗索瓦·奥班（Fransoise Aubin）关于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研究文本。同时，他还与当时于瑞典龙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建平副研究员，就研究中国穆斯林社区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学术交流。因为王建平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云南回族穆斯林社区与历史的专题研究，对狄龙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

狄龙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是从点到面而展开进行的。该书从十一个方面构成了其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框架。即：（1）族群划分与回族历史；（2）明代以前的中国与伊斯兰；（3）居住中国：明代的回族；（4）清代的回族社区；（5）19世纪回族的反抗起义；（6）20世纪早期的中国回族社区；（7）苏非主义派别；（8）伊斯兰的背景；（9）苏非主义派别：a.中国的苏非派别，b.苏非主义派别，c.西道堂；（10）回族和语言；（11）当代中国的回族社区。该书最后还附录有“河南蓝帽回和犹太人”的专章，也是作者对中原回族社区的一种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

在研究回族历史的发展进程时，作者首先从中国民族的划分和识别入手。

1.关于族群的识别问题与学术研究

研究今天作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的回族的历史的轨迹及其发展、变化和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超过800多年的民族历史时，要考虑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作为回族认同宗教活动也是最鲜明的显性因素之一，尽管这些因素在回族历史上往往是交叉重叠在一起。通过这一研究，许多的主题要进行深入研究：在与主流的汉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相比，回族历史或社会具有什么独特性；在伊斯兰的角色和回族自身传统方面，是如何界定了回族的；回族的认同及其许多世纪以来，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中是如何保持其持久性的。

对人类社会来说，族群划分（Ethnicity）对个体和集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适应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不同中的认同感。当然，族群划分难以限定什么因素对族群认同是起关键因素的，但除语言、宗教、服饰、习俗之外，还包括共同的血缘观念（也许这是一种错位的观念）。族群划分的概念是对陈旧的种族、民族和少数民族划分相对而言，它是新的和替代的概念。而以往的民族划分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族群问题。族群划分或族群认同意识并不总是明显的。它也许长期处于隐蔽状态，只有在危急的时候才再度复苏。

作者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家马克·哈德森（Mark Hudson）的研究成果，在马克·哈德森看来，作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回族，由于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上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和特征，所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其他兄弟民族的误解，这些误解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和民族的原因，而非宗教是唯一因素。马克·哈德森还解释了“族群边界”的概念，族群边界是通过其言行举止（包括宗教或物质符号）的表现和限定来维持的。马克·哈德森运用古典人类学的大、小传统概念来进行类推，他认为，在大传统的层次上，尽管回族也在保持自己的传统，如男人头戴白色或深色的号帽，女性佩戴头巾的同时，对汉族标准的文化适应在外在语言、服饰和物质文化上的需求是相一致的；在小传统层次上，然而，“在这个小村庄的汉族人，其宗教信仰更少抽象性，而与其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而穆斯林否认效忠于神仙、鬼神和祖先的有意义世界，并认定其是危险的和对社会秩序有害的东西”。

从回族的自身来说，回族人民对自己的历史来源和历史形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正统历史文献的记载，由学者来梳理和阐述形成文本的历史，同时更多的回族社区历史大多来自地方史志资料，这些构成了回族历史书写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最重要的资料是1980年以来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论文和书籍，这完全是自邓小平主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和恢复；其次是回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日常习俗文化的研究的确立和扩大。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1991年《回族研究》（学术期刊）的创办，它是由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地方———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该杂志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族学术研究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的学术纽带；同时，在西北地区，以宁夏人民出版社和甘肃省的一些出版单位，出版了一些诸如马通先生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及其苏非门宦支系的研究等一些有分量的著作。

2.探讨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

当代中国学者在研究当中，一般大多强调自唐代之后回族穆斯林先民入居中国后，在元代逐渐形成了回族穆斯林社区，回族历史因此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特别是对西北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中，更加凸现了自元以来，回族穆斯林吸收了多元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因子和成员，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而有序发展的回族穆斯林社区。

在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必须正视两大文化根源，其一是回族穆斯林的先民是沿着海陆丝绸之路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作为唐宋的“蕃客”，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给回族穆斯林群体的形成，注入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精神源泉。这一文化源泉作为回族穆斯林社区文化认同中最主要的核心价值因素，得以持久而历时性的延续。

元代以后，随着大批西亚、中亚许多不同族群的穆斯林大量进入中国，并散居全国各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时空广布格局，尤其回族作为“色目人”，是元代王朝中的二等公民，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跻身于朝廷和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名流，为元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许多显著的贡献。而且回族逐渐形成，并组成了聚居或散居各地的回族穆斯林群体，他们逐步形成回族穆斯林社区后来相对稳定的聚居或散杂居社区。

回族穆斯林的社区历史上，明代、清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特别是明代，是回族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回族穆斯林经过元代的发展，到了明代，回族作为中国民族集体中的成员，有了进一步的稳定发展，正如著名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史专家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所说：回族穆斯林经过元代大量进入中国后，从“穆斯林在中国”彻底转变为“中国的穆斯林”。而且明代的回族穆斯林已经在继承和实践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步进入到中国的主流社会当中。

明代时期，回族穆斯林在陕西省的关中平原，甘肃省的河州、平凉、固原、天水一带都形成了回族穆斯林人口聚居的地方。中原地区如湖南、天津等地，还有江南地区的南京、扬州，西南的云南省境内等地，都有人口数量不等、地域大小不一的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尤其是沐英在云南主政期间，推动了云南回族穆斯林文化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为云南社会和云南的进步作出了时代性贡献。

由于回族穆斯林社区的逐渐成熟和发展，明代，在主要的大城市如陕西西安、江苏南京、甘肃河州等地，形成了中国内地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中心。如南京的回族穆斯林社区涌现了以王岱舆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群体，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和译著家代代相传。这些汉文译著家群体，在熟悉和掌握伊斯兰文化原典精义和思想的基础上，又谙熟和精研以宋明理学为主的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思考和著书立说，他们是中国穆斯林文化在中国语境与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发轫者、探索者、开创者。他们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融会得以实现，而且将伊斯兰文明中对宇宙万物、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关系和终极价值的思考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天地人三才等超越性的价值思索对应比照，寻求两大文明中相通、相融的契合点，提出了许多具有形而上的概念界定与论证，而且在中国穆斯林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时代潮流，谋求社区、群体、民族与国家的利益的协调发展，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是迄今为止仍然在延续和发展中的精神传统。

明代另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开创和确立。在陕西关中平原的渭南—西安—咸阳一带，回族穆斯林社区在发展中，为了继承、延续和发展伊斯兰教育文化传统，当地的回族穆斯林先贤胡登洲（1522～1597年），在当地创办了经堂教育。胡登洲在继承前人传播宗教方式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先在家中后移至清真寺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办学初，“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他使用经堂语讲解，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223）。经堂教育的确立，使回族穆斯林能够在中国明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影响下，获得了自己按照伊斯兰文化原典精义和传统，来研习、传承实践伊斯兰文化的内部方式和教育传承体系，成为回族穆斯林自我守护传统、延续文化、塑造民族精神、巩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这一传统一直生生不息地传承到今天。

清代是回族穆斯林大起大落的发展时期，清代前期，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乾隆时期前后，回族穆斯林社区内部出现了新的教派分化，促使原有的宗教信仰格局重新整合，不同教派追随者的利益诉求发生了碰撞，最终导致了矛盾冲突，并引发了一系列由局部到区域性的抗清斗争和农民起义。清代中后期，特别是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受到毁灭性打击，生存尚且艰难，发展无从谈起，清政府在处理“善后”的严酷措施实行中，使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几百年发展成果化为乌有，回族穆斯林社会在内忧外患中走向中国社会中积贫积弱的社会底层和边缘化境地。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作者探讨了回族穆斯林中教派、门宦的形成历史，他主要参阅了近30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简要梳理了回族穆斯林社区中流传的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赛莱费耶等教派的简史，有趣的是，作者却将国内学术界界定的三大教派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中的西道堂却放到了苏非主义的框架中来进行解读。

作者在论述分析回族穆斯林教派、门宦问题时，他首先从根源性上追溯了这些教派、门宦的伊斯兰世界背景。认为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发展和形成是在继承伊斯兰世界中苏非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民间传统社会的实践经验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与伊斯兰世界范围内的苏非主义既有学派上的历史联系，又具有现实性的很大差异。

从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传统看，传统的清真寺组织结构，在回族穆斯林的社区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以“三道掌教”制，就成为中国穆斯林社区寺坊管理制度的历史传统，并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内部认同、文化教育、日常伦用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东方“穆斯林公社”的西道堂，是回族穆斯林教派中具有鲜明特点的教派，它提倡坚持伊斯兰教原典的根本精神，同时积极学习明清以来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的代表作品（即“汉刻塔布”）的学习，强调穆斯林的集体团结观念和生活实践。同时注重发展商业经济，重视民族教育，重视培养人才，重视对外的广泛交流，注重在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搞好内外团结、和睦共处。作者在借鉴马通先生等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教派的主旨和实践上，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西道堂的宗教文化特点，即从教派的发展上看，西道堂的宗教礼仪继承了回族穆斯林格迪目的传统，又具有甘青宁地区回族穆斯林苏非主义的特点，遵从“选贤任能”的苏非导师传承，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内部社会结构和宗教自理系统，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中国气象的回族穆斯林派别。

3.探讨研究了回族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语言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的载体，也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回族作为土生土长于中华大地的一个民族，她以汉语为母语，汉语是回族表达民族历史文化、继承文化传统的重要交际工具；同时，回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回族的汉语词汇和常用语当中，存留和积淀了许多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语汇，成为回族汉语习得中的一大特色。

作者批评了一些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缺乏了解的学者对回族语言的偏见。如一些学者认为：回族在外部交流中使用汉语或普通话，但在回族穆斯林社区内部则讲阿拉伯语。作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尽管阿拉伯语在回族的形成和文化传统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由于回族与汉族比邻而居，距离汉族最近，受影响最广最大，所以回族首选汉语作为本民族的交际工具，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需要的选择，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回族穆斯林社区也保留了“回回话”的特色。

流传至今的西北回族穆斯林的手抄经文

回回话是指回族人在讲、说、写汉语的同时，历时性地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短语，并将这些词汇、短语音译为汉字，在应用时，将其夹杂在汉语的语序中，在特定的语境下，来表达回族穆斯林的有关宗教信仰、习俗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同时，另一个回回话的特点是，回族穆斯林社区中清真寺经堂教育中长期沿用的讲经、解经、译经的“经堂语”及其“小儿锦”（即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字的回回话现象），也对回回话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长久性的影响。这是研究回族语言及其文化时很值得注意的方面。

另一个很有价值的现象是，中国穆斯林由于在研习和了解伊斯兰文化原典及其注释学过程中，也有学习和研究波斯语的语言传统，因为自公元9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经典和原典的汇集、整理出版及其研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伊斯兰化的波斯文化给伊斯兰文明的丰富与发展注入了空前活力，大批伊斯兰经典在研究、整理和解释中，大多用波斯语写成，所以，波斯语始终成为伊斯兰世界中仅次于阿拉伯语的重要交际语言。如果一个学者、一般的读书人，要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伊斯兰文明的体系，除了谙熟阿拉伯语外，波斯语是必修的第二重要语言，否则，对伊斯兰原典、经典的研读和了解就存在很多障碍。所以，穆斯林普遍认为学习波斯语与阿拉伯语一样重要。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也继承和延续了这一传统。波斯语的经注学、哲学、文学和苏非主义思想对中国穆斯林的思想和文化实践影响深远。早在20世纪初，法国的基督教传教组织，即奥隆（d’Ollone）教团，曾经于1911年从甘肃当地的一些清真寺中发现了11种波斯文手抄的典籍。如著名的波斯诗人、哲学家贾米的《勒瓦伊赫》《古洛斯坦》（即著名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等，还有当地穆斯林对阿里、侯赛因、哈桑非常尊敬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了波斯（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性影响。

所以，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中经堂教育学习体系当中，历来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学习齐头并进，相互促进。通过对这两种语言的悉心研习，举一反三，沉潜多年，经堂教育造就了一代代精通和传习伊斯兰经典的伊斯兰宗教学知识群体，成为回族穆斯林内部非常尊重和褒奖的对象，也使伊斯兰的经典精义和文化实践精神在回族穆斯林社区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