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知识背景及其范式转换

一、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知识背景及其范式转换

中国回族穆斯林自先民时期的唐宋时期开始，就是在不断学习、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逐步确立起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而不同”的国民意识、文化自觉观念的。如公元847年左右，一位名叫李彦升的人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为此陈黯还撰写了《华心》一文，该文赞扬李彦升和推荐李彦升的伯乐是大梁连帅范阳公卢钧。大中初年（847年），卢钧把李彦升推荐于皇帝，“天子诏春司考其才”。结果，第二年进士及第。这是留居中国的大食（即阿拉伯）人中的佼佼者。开成元年（836年），卢钧开始出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在广州同大食人有过交往，在中外人士中颇有政治声誉，三年后离开广州，转任宣武镇节度使，驻汴州。从陈黯的文章看，李彦升生于大食，“来从海外”，是留居中国的第一代回族穆斯林先民。他在唐宣宗时中了进士，这说明他的

兹维·本多著作的封面

汉文化程度很高，这也成为伊斯兰教在唐代传播与发展史上的一件很值得记述的大事（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1998年）。从此，中国回族穆斯林在坚守自己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同时，积极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便成为一种悠久的民族传统。

中国回族穆斯林由于与汉族等兄弟民族长期比邻而居，相濡以沫，和而不同的日常生活和多重交往中，他们的文化亲和力最近，交往频率最高，所以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也最高，这是回族穆斯林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星散各地而生生不息的主要生命力源泉之一。同时，回族穆斯林也非常重视自己民族精神价值和理念的建设，重视对自己宗教文化和精神世界的陈述、阐释和挖掘，而且注重同兄弟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沟通与对话。

对具有文化传承上祖辈父子相传、内部认同和文化凝聚力较高的回族穆斯林而言，在时时处处要与汉族同胞多层面交流互动中，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们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找到了回族穆斯林拥有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沟通、理解的第一媒介，即汉语。这一媒介的探索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必然抉择。在明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内地东南地区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繁荣的城市地带，回族穆斯林先贤们终于探索、实践和实现了两大文化对话和沟通交流的历史性任务，也从此开辟了中国回族先辈们和后来者继续创作、生产“汉克塔布”（汉文译著）的新时代，这一传统兴灭继绝，为现世“继绝学”，为未来“开太平”。汉文译著家群体的形成，使中国穆斯林知识界、文化界逐步实现了自我文化表述和认同的新途径、新方法，同时也完成了中国伊斯兰话语表述范式的转换，这一范式的完成恰恰是在清代前期的中国江南一带，并逐步波及到全国回族穆斯林的聚居地方。这一话语表述范式的转换表明，中国回族穆斯林渴望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世界被主流社会所认同、所了解、所理解，同时也渴望深层次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和形而上学的终极思考。而用汉语来译介伊斯兰文化原典的微言大义，从宋明理学以来的儒学思想主流中筛选并置两大文化哲学思想中的对等概念、术语与词汇，这些学者群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他们基本上实践着双向互动的文化对话和理解的人文理想：使中国主流的文化知识界了解、认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哲学文化思想，以此实现两个民族的文化理解、互通有无，促进两大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其次，使回族穆斯林内部更多不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深入浅出的汉语文本，来认识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同时也认识到伊斯兰文化与主流儒家文化的相通处、相似点和差异性，从而在更好理解自身文化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主流的思想文化，在实现“自知之明”的同时，也更好地达到“美人之美”的境界。

从历史上看，在17世纪早期和18世纪晚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穆斯林一种广泛的教育网络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和进一步巩固。在这一比较成熟的教育网络（即经堂教育制度）基础上，具有根源性的资料的传播也促成了“汉文译著”的大量生产，而且多达100多种文本。这些文本大多都与伊斯兰和中国文化相关联，而且这些文本是中国穆斯林教育基础课程中的参考教材。

对于“汉克塔布”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只重视它们的文本内容的考证、溯源和分析研究，而对于这些文本是如何造成、塑造和表达了中国穆斯林的认同，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忽略。兹维·本多的探讨和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解读。

在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的发展史的研究方面，美国知名学者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和杜磊（Dru Gladney）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差异明显的研究，已经为我们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轨迹，提供了一些既有理论创新、又有明显认识局限和偏颇的观点、见解和论断。

而兹维·本多从汉文译著产生的地方———中国江南的社会历史、地理、社会环境出发，放眼全国，从认真考察了中国穆斯林教育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汉文译著学者群体及其著作对中国穆斯林的知识传承和文化认同的多重影响和功能。

汉文译著事业作为中国穆斯林文化人的基本工具性操作，认同的集合体是学问、教育、谱系研究和汉语文本的生产。这些都是晚清时期中国穆斯林教育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对中国穆斯林教育网络的形成和培育目标，是塑造穆斯林并加强了“中国”的“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在中国主流的儒家传统中，中国穆斯林的汉文化集体“记忆”逐步形成，对正统的主流思想与民间传统的区分，儒家的传统和晚清帝国制度等，这些时代话语也逐步在中国穆斯林教育网络中有着历史性的影响。在晚清帝国境内，由于多元族群的历史格局的形成，使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长期寻求自己在中国主流社会的“合法性”身份，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已经完全地本质上转变为“中国人”的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