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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穆斯林教育网络与《经学系传谱》

时间:2022-03-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学系传谱》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知识文化与教育网络发展轨迹的关键性文本。同时,也是回族穆斯林在这一知识教育与文化传播网络基础上确立了群体的文化认同。
回族穆斯林教育网络与《经学系传谱》_世界视野中的回族

二、回族穆斯林教育网络与《经学系传谱》

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江南的产生,以南京、泉州、宁波、扬州、苏州、嘉兴等地为中心的商业城市发展很快,商贸经济活动活跃,文化教育发达。当时居住在江南各地的穆斯林也在经济、教育、文化领域有了时代性的发展和进步。穆斯林知识分子逐步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走上了创作、生产汉文译著的求学问道之路,开辟了中国穆斯林文化建设的新征途。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家们的创作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而是在一种跨地区、跨代际的穆斯林教育与知识网络中进行的。例如袁盛之,162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但于1640年中期,袁盛之游学到山东济宁,去投师当时经堂教育济宁学派的开创者著名经师常蕴华(生于1610年)门下学习,后返回南京,袁盛之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而且他的家庭也成为南京著名的穆斯林袁氏家族。他的儿子袁汝奇大约于1680年在南京创立了自己的经堂教育学校。袁汝奇还是著名学者刘智的老师,刘智与袁家还有姻亲关系。1770年,袁汝奇的孙子袁国祚(生于1717年),编辑出版了刘智的著作。此外,袁国祚还汇编了他所处时代的第一部穆斯林汉文译著参考文献。这一文献不仅列出了书目,而且提供了有关作者的著述信息和细节,而且罗列出每一个作者和他的老师的关系或学问交往。尽管袁国祚汇编的这第一部参考文献比较简略,但还是按照参考文献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分类,正如后人所看到的那样,它对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家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文译著家们通过撰写他们的著作,首先致力于同其他人包括过去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弟子之间展开对话。这些汉文译著家们构成了知识文化的“内核”,他们同诸如出版商、赞助者、慈善家、编辑、学生以及广大支持他们的读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知识联系,而且彼此形成了汉文译著、支持者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

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著作是在中国穆斯林的教育文化网络的基础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标志就是经堂教育的确立和文本记载,即公元1670年,中国穆斯林的知名经学家赵灿,在开封编著了《经学系传谱》一书。这本著作提供了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中国穆斯林经学家、学者的谱系及其经学传承,而且涉及到从1550年到1700年之间的150年中,先后积极参与了教育学术文化运动的上千位穆斯林知识分子。

作者赵灿也是经堂教育的受益者、实践者和记述者。赵灿具体的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于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2年),终其大半生活动于康熙时期(1662~1723年)。康熙五十三年(1715)作者还健在,《传谱》序中有“时龙飞康熙五十三年,岁次甲午菊月望后六日,书于金台之普寿寺六尺园斋中”。此时作者正旅居北京修订《传谱》,可资佐证。

赵灿在《传谱·序》中自称“晋陵裕心贫者、斗芒甫”,点明他的“籍贯”和“道号”。晋陵,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地区。其师舍蕴善自号“破衲痴”,“标注”释其义为“身着破衣的痴呆汉”,显然理解庸俗化。忧时之士,“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破衲比喻清贫,痴为执著求道,乐在其中,虽贫而无悔。赵灿追随其师,亦步亦趋,以“裕心贫者”自居,表明自己的抱负,不计物质生活的贫乏,只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斗芒甫”则是他大半生漂泊无定的写照,为了探索正道,孑然一身,斗笠芒鞋,浪迹天涯(赵灿,1989)。是游学四方、历经苦辛的经学家之一。他在传谱中详细记述了自胡登洲(1522~1597年)在关中咸阳开创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以来,经堂教育的师徒传承、代表人物、各地学派以及经堂教育的制度与相关情况。客观而比较系统地记述了经堂教育的发生、形成与发展过程。

《经学系传谱》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知识文化与教育网络发展轨迹的关键性文本。其中不仅罗列出每一位经师的学生的名单,这是因为这些知名经师既是作者,也是许多著作的翻译者,又是伊玛目或者是有些清真寺的建造者。而且赵灿还列举出这些经师的儿子或义子的姓名,以及每一位经师之间的关系。书中先后列举出了许多知名经师门下的几百位学生,但对于这些学生的具体情况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他们在经堂教育制度中的活动情况也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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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系传总图

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形成,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打破了穆斯林散居各地的地域界限、受教育年龄界限,使在以各地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学习场域中,各地经师学员彼此游学,互通有无,建立了相互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文化知识教育网络。作者在分析研究中,对《经学系传谱》中的许多经师和学者,借鉴文本和相关的中文、外文资料进行了具体分析,而且对他们的历史贡献及其知识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比较具体而详细的阐述。著名经师的经学和道德操守,被各地的穆斯林学人奉为楷模,如当时知名的经师马明龙、马君实、常蕴华、李延龄等,门下弟子众多,“超过千人”,这些名师也因为拥有经学方面丰厚的“文化资本”而声名远扬,影响深远。同时,也是回族穆斯林在这一知识教育与文化传播网络基础上确立了群体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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